其实，蒲都督并没有昏君，也没有睡大觉。反之，全军政府的人都不及他那样公忙。从早晨起来（他在就职的头一天便移住到军政府，从未回家去食宿过），就办公事，就会客，就开会，就到各局去亲自检点人员是否到齐？亲自处理庶务局该不该买那么多保险洋灯，买那么多自鸣钟？还要反复考虑开的价钱，是否公道、真实？经手人有无侵蚀？尤其秘书局里的人，大都来自学堂里的教书先生，例如蔡麻子这个主任是留学日本宏文师范八个月回来，只长于教算学，连写个说帖都有点费劲。虽然也有公事较熟，如孙雅堂一样的人，因为不多，所以秘书局所拟具的文稿，无论大小繁简，他都要亲自核稿。理由极充足：军政府的文告，是开国文献，纵不垂世，却要行远，一字一句都不宜有细微瑕疵。何况许多章则，尤应绵密细致，丝丝入扣，更是大意不得。光是这些东西，几乎就费尽了他的脑力，也表现了他的精明。
而且蒲都督还极能顾及民情，采纳舆论。譬如光复之后，改易服色一件事；当然，事前也商量过，效法日本维新，短发西服，以趋世界大同。也考虑到叫所有的人都穿西服，是一时办不到的。何况日本维新几十年，和服仍然流行，日本没有办到的事，中国安能一蹴而就？但是头发必须剪短。这不但有日本先例，也表示光复了的独立、自由大国民，不再是清朝专制时代的顺民。所以在独立这天，张贴通衢的文告，除了那张古香古色的宣言外，第二张告示，就是叫大家剪掉发辫以示与清朝断绝关系，而复我大汉威仪。殊不知才不几天就有一首民谣从四乡传到城内，从城内传到军政府里，好几个杂役都当作笑话在唱道：“复汉就复汉，为何剪帽辫？分明是投洋，你怕我不参191！”其他的人听见，并不在意。但是他蒲都督才一听见，便大吃一惊。来不及召开临时会议，便急忙叫秘书局的孙雅堂来，拟了一张六言韵示，即刻核稿，即刻缮写，即刻标朱、过印，即刻发交警察张贴。告示上说得明白：发辫剪与不剪，概听人民自由，无论何人，不得干涉。及至有人当面质问他，为何如此出尔反尔？他回答的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又说：“此舆情也，安可过拂？”又问：“为何不召集会议，听听大家的意见呢？”他说：“一则时机紧迫，不容从容坐议；再则即使开会，众议一定佥同，又何必多此一道手续？”
但是遇到真正大事，他又优柔寡断起来。也有充足理由：说是关系太大，岂能仓猝决定？所以必须再思三思。或者是，一个人的独行独断，总不如集思广益，待大家出主意为得！所以他对军政府的组织和人员的任用，就因为顾虑多端，荏荏苒苒地决定不下。他的老友张澜，向他说了几次：目前最可注意的事，倒是陆军里头本省和外省军官的不和。与其叫邵从恩出来调停，反不如因利乘便，把朱庆澜等人的军权夺过来，交与本省军人。张澜尽管赞成过独立条件，但他也和罗纶一样，已经觉察到赵尔丰、吴钟镕、周善培诸人在条件中间，耍有一些把戏；顶可致疑的，就在赵尔丰何以坚持要把军权集中到朱庆澜一人手上？可能不只是为了维持外省军人的位置，还可能有沉机观变、待时而动的计谋，虽然不可想象既把政权交出了，哪还可能翻悔？罗纶为了防备万一，遂专心专意于招揽同志军。张澜心心念念在于他故乡川北地方，因而只想说动蒲殿俊，作出一种决策，以弥缝独立条件上那些深可滋疑的漏洞。但是对于张澜的忠告，蒲殿俊并未动念。他非常相信陆军素质很好，服从性强，赵尔丰把军权交出，他便无法指挥军队。朱庆澜哩，宽仁有余，威严不足，本来是个文人底子，是非之见又很明。赵尔丰之所以把军权交他一人，那不过因为他的地位关系。况乎这个人是个老官场，胆小听话，比起那些飞扬浮躁的新军人，实在好处太多。别的不说，只看许多是他权力范围之内尽可以自己做主的事，他都要来请命，不敢自专。只这一层，叫人怎么能不相信？怎么还忍得取消他？像叶荃那家伙那样跋扈，我们尚且容忍将就了，难道便不能够容留一个纯谨可喜的朱庆澜？若要乘势去掉朱庆澜，本如吹灰之易，无如既失信于赵尔丰，使人议论我们口血未干，即便背盟。背盟不祥，古有明训。再而，也不免贻人口实，说我们对本省军人之强，便退让；对外省军人之弱，便不在意下。背盟失信，已非君子，畏强凌弱，实为小人。张澜这人太功利了，也太短见了，当然不能听他的话！
几天之后，尹昌衡还是被照会为军政部长。大家都说，这是军政府高等顾问、也是尹昌衡未婚妻父颜伯勤的力量。蒲殿俊对人解释这事，则力言并非出自私情，而完全是他同邵明叔、徐子休几位先生，就他们在主客军官之间调停后，商量出来，使两方各得其所的公道办法。因为参谋部既给了客方，所以军政部就必得交与主方。
但是四川军官还是没有服气。尹昌衡当了军政部长，只算实现了他们条件之一，而最为重要、最有关系的条件，并不在于参谋、军政两部，却是在于新编陆军一镇。若不再成立一镇陆军，试问那么多人，而且都是不安本分、自以为大材小用、急于要想出人头地的一伙人，如何安顿？
尹昌衡被这些人纠缠着，应付不开，只好耐着性子找朱庆澜商量。朱庆澜态度很好，人家说话时，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连连点头；有时还附和两句：“得啦！得啦！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到末了，他老是一句话：“我没有意思，只要蒲都督答应，别说多编一镇，就是多编几镇，我又何乐而不赞成？”大概朱庆澜也已感到大势所趋，他委实无力阻挡。不过要他出头去与蒲殿俊关说，他又不肯，推脱说：“你现在是军政部长，这些事，正该你负责，正该你直接去向正都督面禀时候。若是再由我转商，岂不反而多费周折？说不定蒲都督还会疑心我有什么用意，于事更不好了！”
尹昌衡也料得到去与蒲殿俊商量，等于向壁呵气，要是他肯的话，在照会他当军政部长同时，就应该答应的了。然而势逼处此，又不能不找他。这个时候要他答应，平日那些说法，断乎无效，必得另外想种说词，或能使他听得入耳。是一种什么说辞呢？尹昌衡虽然胆气粗豪，勇于担当，可是说到用智，那他就差了。
恰好，就这时候，彭光烈又来看他。
“植先，来得好，我正要找你问计。”
彭光烈果然不愧曾经提过考篮，入过县学；在武备学堂是有名的高材生；在同志军时是两方都能应付得好的支队官。当下听了尹昌衡把为难之处说后，垂头思索了一会，才扬眉说道：“你还是应当把众人的要求先提出来……对！蒲都督一定要诿口于军械服装都来不及，以及一年要多开支若干军费。这都由于老朱、老方、老姜等人先入之言，牢锲在他心中，一时难于变更的缘故……你可不要同他辩难……你只要求他，先把人员定夺下来，即是说把全一个镇的各级军官先发表，使大家安了心，然后再筹划这一镇的军需器械……或者简直跟他说明白，我们都可先尽义务。在军需器械没有充分筹好之前，连队伍的饷银都不忙发，只每人每月发一点伙饷，使大家有饭吃便行……再而，你还得说，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区区名利。我们是搞国防武备的人，当此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我们只是要尽国民一分子义务，不惜牺牲身家性命，用以捍卫桑梓而已……你也可以告诉他，老朱等主张整顿队伍，编遣同志军，我们一点不反对。我们只是想到遣散的人绝对不少。那些人，全都甘愿归田吗？不见得吧？如其一百人中有几个人不愿，为数便多啦。与其听任这些人游手好闲，不免于为害社会，不如把他们收编成为队伍，练成劲旅，对社会有益，对国家尤其有利……总之，从这些方面去说他，我想一定可以说动他的。”
不错，确如彭光烈所料，这些话有力地钻进了蒲殿俊的耳朵。但是这件事，到底不似普通人反对剪发辫那样紧迫、严重，须用断然的手段来处理；也考虑到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朱庆澜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情，不先得他同意而竟自答应了，总觉得不对；何况朱庆澜治军有年，比自己内行，军政部长的说法固然头头是道，然而施行后，产不产生不好影响，自己实在没法去设想，其所以必须同朱庆澜磋商磋商者，也是古人“耕问奴，织问婢”的道理，从而也表示了自己不糊涂，也不专制！
因此，他尽管答应了尹昌衡可以可以，但是一直拖到十月十八日早晨，并未发表再成立陆军一镇的正式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