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这天在黄公馆做鱼翅便饭，也高兴，也不高兴。
一走入黄公馆，就被有礼貌地接待到小客厅坐下。也像真正客人一样，由底下人送上一只银白铜水烟袋，抽的是老爷太太才抽得的、品质极为优良的福建烟丝。同时还送上一只江西上等瓷茶碗，配着点锡茶船，一望而知是道光时候的东西，才那么大方古雅。老爷说是特为他而设的龙井茶。果然不错，色香味三者都比自己买的好。当然啰，老爷原籍江苏，这些服用东西，多半是亲戚家门直接从下江寄来的。老爷还亲自陪着谈天说地，讲古论今，不特把自己看作一个亲密朋友，还很内行地和自己研究一些南北口味、时新蔬菜，要怎么样做才出色，要怎么样做才翻新。这样优待，已经令人高兴了。比及跨进厨房，才指挥着下手按照主人开下的有顶批旁注的菜单动手准备时，罗二爷就奉命把新开坛的缸面酒送来。是专门为了请客而买的陈年允丰正仿绍酒。这一点，更见老爷能够体谅下情，晓得自己所好的恰也是这一杯，特别是这种好黄酒。尤其令人感动的，太太也居然体谅到常被油烟熏着的人，最喜欢吃的是茶泡饭，是家常泡菜，特别叫何大娘送到厨房来作为下饭下酒的，恰就是太太亲手弄的，连坛子都放在围房土地上，说是只用来开上饭的泡菜。这样优待，更其令人高兴了。何况才值十二元一席的鱼翅便饭，而临走时，还另外拿给自己两块钱的赏钱，并且不叫赏钱，怕自己嫌名称不好听，怄气，改名为特别奖金。——啊！真高兴！
主人这样优待自己，看重自己，所为何来？不消说，是希望自己拿出本事，好好生生做几样可以适口、可以充肠的菜，给主客们享受。主客们真能享受，那就是知音。只要是知音，就不优待也罢，自己到底是做这一行手艺的人，名声要紧！为了弄明白这一点，光看碗底是否现了青花，还不够；必须亲耳听一听桌子上的筷子羹匙碰着盘子与碗的声音，到底是一种什么阵仗；以及筷子羹匙停响之后，主客们的夸奖恰不恰当。往回嘛，不用说，菜一端出，先就听见一片“好”。尤其有郝大老爷在座，放下筷子还一定要说：“小王今天用了心的，真真对得住主人！”黄老爷也从不故意谦逊说：“菜做得不见好，请原谅！”就连这样的话也不说：“马马虎虎的，也还可以。”硬是不客气地称赞自己又聪明，又有本事。即使偶尔不慎，味道稍为差错一点儿，也能得到原谅。但今天为什么大不相同了？是自己没有用心吗？绝不是！今天听见太太要出去陪客，还格外注了意的。那么，为什么菜既不一扫而光，而做得那么精致的东西，也没有听见主客们喊一声好？若在别的不大熟悉的人家，他尽可以一怒之下，把锅铲汤勺丢给二把手，颠转屁股便走了的。而这里却是黄公馆，是自己因以发迹的地方之一，又怎好乱发脾气？问了几次端菜出去的老张：席面上到底说些啥？老张说：“还不是啥子盛宣怀啦！端方啦！除了这些新闻，还有啥子话好说！”连老张都不自在，难道小王还高兴！
岂止小王！老实说，连太太也是又高兴，又不高兴。
太太高兴的，是被老爷说服之后，偕同老爷一齐来到小客厅，才逐一被介绍，才对客人牵着衣袖、拂着万福时，头一个葛寰中就大声地喧闹起来：“啊哟！我们的黄大嫂，真果名不虚传，真果天仙化人！……不是当面恭维的话，前两年敝内和小女就向我夸奖过了，说……”
周宏道也抢着说：“我虽是初面，但是昨天从又三老弟口中，就知道黄大嫂是成都女界中一个最为开通的太太。今天一见，使我恍惚又回到东京了。”
田老兄摸着新近才蓄起的两片尚未十分成形的八字须，笑道：“老周的话，真是比喻不伦！难道日本妇女就强得过黄大嫂吗？而且黄大嫂值得恭维的地方，岂止是开通而已哉！要说开通，现在女学生满街跑，可谓开通之极。但是，在我眼睛里，就没看见一个有黄大嫂这样风度的。”
葛寰中一面在和黄太太应酬，回答着：“敝内小女都好，谢问！谢问！”一面也在回头取笑周宏道：“看来，宏道这位老童子，将来免不得仍会回到日本招驸马去的！其实日本女人也有她的好处，第一就是对人恭敬有礼，随便给你递样东西，也跪在地上……”
田老兄哈哈笑道：“按照葛太尊的口气，好像不胜欣羡。然则葛太太之阃威凛凛，从可知矣！”
虽然还有一个郝又三没有开口，但是黄太太在眼角眉梢间，却随时都感觉到他那含着微笑的眼光，很像两支可以射穿七札的利箭样，没有一瞬时不透进自己的肌肤，比起那天在少城公园永聚餐馆时，似乎还更放肆。黄太太虽然自幼便时常听见自己母亲对人夸口说，我的三个女儿，只有二姑娘真像一个花骨朵儿，看哪个有福气的男人来消受我的二姑娘！长大了，在出阁前，但凡亲戚看见了，也无一个不称赞龙二小姐是个美人胎子。说头是头，脚是脚。反而出嫁给黄澜生填房以后，这些好听的话一句也听不见了。又不好意思去问人：“我还好看吗？”久而久之，自己渐渐相信：生了儿女，当了妈妈，管了家务，劳了精神，自己准定有了变化。即不变丑，一定今不如昔。偶尔向自己丈夫试探着开个玩笑说：“我快三十岁的人，老了！照你们官宦家规矩，我替你讨个姨太太，好吗？”回答也只是：“莫胡说！我们黄家就没有这规矩！”现在一下子着人这么捧到云端里，尤其着郝又三这样不客气地眈视，她真有点高兴得不能自持，很想向黄澜生开怀大笑说：“噢！看呀！你好福气呀！享受着我这个花骨朵这么几年，你为啥不哼一声！”
但是以她作为重心的气氛突然一下就更变了。
倒还不只由于两个孩子飞跑出来。孩子出来，其实还增加了她的光辉。大家喜爱孩子，夸奖孩子，都说孩子像妈妈的多。这等于直接在凑合她。
使黄太太最不高兴的，是上席不久，大家举起酒杯向男女主人道了谢，正热热闹闹要回敬女主人的酒时，郝达三同另外一个比较生一点的客姗姗而来。郝达三老气横秋，见了比他年纪小的人，不管男的女的，一概是眼角瞅人。原来生性如此，早已听葛太太母女说过了。甚至连他的二女香荃也曾向黄太太议论她的父亲光得罪人，说她的同学就由于讨厌他的态度，很难到她家里去走动。今天。因为儿子也在席上，他连眼角也不向黄太太瞅一眼了。另一个生客，是江津县举人高从龙，曾在云南署过两次县缺，据说受不了云南的瘴气，告病回川，钻到铁路公司当了一名文案老夫子。笔下不错，能诗能文，公事也熟。就只为人拘谨，拘谨到口不多言，耳不多听，眼更不多看。因为郝达三昨天请客有他，黄澜生邀请的是原席，今天下的请帖，打的知单，当然有他。人比较生，自难怪他像木偶样连筷子几乎都不举，要不每次黄澜生特特向他打着招呼的话。
但也怪啰，像这样的木偶人，一谈到眼面前的铁路事情，他也居然张起口来！
大概由于葛寰中照例向郝达三问了句：“达三哥，今天的会议有些什么重要事情？”于是气氛猛然一变，从此谈话的重心就不再是黄太太，木偶人也才这样参加了发言。
郝达三放下杯筷道：“我把你前天所说的那段北京秘闻，告诉了大家了。”
“唉！这怎么使得！达三哥，你这个人也太直率了。我不是说过，这是此中人语的秘闻，不可为外人道的吗？”
但葛寰中的神气安静而和悦，并没有真正责怪人的样子。
“放心！我并没有提说你的姓名。我借口说是星煌来信说的。其实小女香芸信中，确曾提及，只不过没有你说得那么详尽罢了。”
北京秘闻？而又被郝达三特为拿到铁路公司重要会上去说，一定有价值。所以和川汉铁路没有丝毫关系的田老兄田伯行，以及现在还在专心致志准备地方自治这门课程讲义的周宏道，也大为发生了兴趣。连男主人在内，都一齐要求郝达三把在会上说过的重说一遍。
郝达三却掉过头去对高从龙说道：“从龙兄也同着开过会，记性也好些，不妨讲一讲。”
木偶人还是眼皮也不抬一下地连连拱手让道：“还是达翁讲的好。兄弟陪场在侧，诸多不悉，将来记述时，还待达翁指教哩。”
他的头更低垂下去，两肩耸得更高，又瘦又长的脸上摆一条酒糟鼻子，活像一个猴狲。黄太太用眼角挂了他两眼，寻思：“还说是摸过印把子，坐过大堂的县大老爷啊！为啥样子这么卑鄙？……看来，澜生还有一些骨气。……唉！一桌人到底要算葛大哥强，官也大，气宇也轩昂。……脸上一点皱纹没有，谁能信他有四十四五岁的人？好像比葛大嫂还年轻些！……”
这时郝达三已不疾不徐地讲了起来。一面接过老跟班高贵送上的广东鲨鱼皮壳水烟袋，偶尔抽一袋。
“也算不得什么秘闻。只是现在才传到我们这里。北京方面若不闹到尽人皆知，怎么会被寰中老弟晓得呢？……好啰！好啰！就作为是你的独得之秘，那也只是使我们多多清楚一点儿这事情的源流罢了！……据说，这次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才是这样搞起来的……”
其实追溯起来，还应该从庚子年、也就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公历的一九〇〇年说起才对。
庚子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中国的绿营、满洲的八旗，因为武器不利、士气不振，跟随着组织不健全、领导无方法的义和团、红灯照溃败之后，当时号称排外顽固派头脑的慈禧太后赶紧挟着光绪皇帝由直隶、山西，逃跑到西安住了一个时期。等到第二年辛丑，由大学士李鸿章、庆亲王奕和各国订立了辱国条约十二条，并允许分期赔偿各国兵费纹银四百五十万万两。大队洋兵撤去，只在东交民巷驻了少数队伍。经过一段时期，北京秩序已经恢复，而后慈禧太后又才挟着光绪皇帝派头十足地回到紫禁城内重振她的威权。不过所受的这次打击却不轻，和四十年前，即咸丰十年、公历一八六〇年，英法两国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那次打击比起来，起码也证明了慈禧太后的脑子的确被敲炸了，胆也吓破了。她原先那么憎恨厌恶洋人，现在竟变得异样地恭顺，异样地谄媚起来。只求洋人能够帮助她把江山稳定，容许她仍然压在四万万同胞头上，她对于洋人的需要，不但有求必应，甚至还供过于求。这样，洋人乐得有一个听话的大管家。这样，她也假装成一个维新图存的女主，许多新政，比如粤汉、川汉两条重要铁路，也居然得到她用光绪皇帝的名义批准了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湖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锡良的奏请，由人民自己筹款建筑。因为开始筹款的对象是商人，所以叫商办。
但是政治并没有丝毫改进的气息，政体还是君主专制。军机处和六部堂官的名额虽然奉行着祖宗定下的制度，满汉各占一半，其实实际权柄谁不知操在一伙亲贵和太监手上？亲贵的头子是庆亲王奕，太监的头子是总管李莲英。而一日万机的慈禧太后哩，除了巴结洋人，请什么公使夫人、教会师母吃洋点心，请什么美国女士画像，表示她确在趋新之外，便长年累月住在颐和园里，以颐养天和。同时因为要恢复庚子年被洋人把深宫禁苑里的许多蓄积起来的珍宝抢得罄尽缘故，便公然伸出手来向京内京外官吏们要钱。谁报效得多，谁的官就升得快、升得大，并且容许取偿于人民的钱也格外多。当然啰，草上之风必偃，这一偃就把中国偃成了一个公开贪污的罪恶渊薮，经历半个多世纪，到人民取得了政权以后，才把这历史积垢洗涤干净。
当时的中国号称东亚病夫。分析起来，一丝不错。内症哩，五痨七伤，外感哩，风寒暑湿还兼跌打损伤。但人民偏要生活，也不服输。他们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没过过这样倒死不活的日子！以前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别的不说，就是讨口叫化也容易过日子，一天随便也可讨上三餐饱饭，两文制钱到鸡毛店去睡一宿安逸觉。一年四季，只要不是诸事不宜的黑道日，哪条街，哪个乡场，哪处村庄，不办几件红白喜事？到时候，走到大门口说几句好听话，立刻鸡鸭鱼肉便大盆大盆端出来吃；虽说是剩八碗，到底算油大呀！遇着贤惠主人家，还有几斗碗土老酒或者壶把烧刀子喝哩。自从庚子年洋人打败了义和团、红灯照，打败了马军门的甘肃回兵，世道就变啦。洋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歪，不管是我们的什么东西，看上了就要，不给哩不行。依我们的脾气嘛，还是照从前打教堂样，大家破住拿几条人命抵住，打他一个落花流水，想来洋人们也才有点畏惧。可是如今又不同啰，皇帝家怕洋人，官家怕洋人，吃粮的、当公事的全怕洋人。从前读书人和城里绅粮们还替我们说几句公道话，也肯出头给我们撑一下腰杆，自从开了洋学堂，读书人也不像从前读四书五经的样子，也跟着西太后、李鸿章那班怕洋人的人学坏了。口头是胡说八道，把一些洋人夸得天上有、地下无；又夸洋人富，又夸洋人强。洋人富吗？要是富，那又为什么要来中国做生意？专门赚我们的钱？不要他们做生意，还带起洋丘八儿来抢？强吗？要不是依仗着几尊开花炮，几条火轮船，叫他们光用刀矛来和我们拼吧！那，才看得出哪个当真强，哪个当真弱！总而言之，现在这种倒死不活的日子，都是洋人搞成的。
当然，比较开通的知识分子，看法与说法既和一般人民不同，自己中间也发生出分歧。一派是激进而富有革命性的，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诚然由于列强的侵凌，而列强之侵凌，却又由于清朝政府的昏庸顽固。清朝从满洲入关主政，本不算黄帝子孙，当然不会希望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富强起来。所以我们要救亡图存，简单不过的方法，只有学一七八九年法兰西大革命和比较晚近的希腊革命。法兰西革命，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希腊革命，撵走异族，独立自主。说起来真太切合中国目前的情形了。因此，自庚子以后，排满自主便成为革命志士的目的。到了后来，孙中山汇集各型各类革命派别而为一个统一的同盟会时，便精炼出十六字的口号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两句，懂得的人不算多，不过有了前两句，也足够给不安本分的小伙子们指出一个努力的方向。
也有主张缓进的温和改良派。他们害怕法兰西大革命时候的恐怖情况。借口说中国情形不同，流血的革命来不得，那会太伤元气，甚至引起列强瓜分。他们认为像一八六一年意大利和平统一的办法很好，既合乎孔孟的“大一统”“定于一”的道理，而又轻轻松松地跻于富强。他们最向往的是意大利三杰中的加富尔，其次是加里波的，最后才齿及于共和派的玛志尼。他们梦想着要把光绪皇帝推为一八六一年的意大利国王爱麦虞限第二。但大权却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上，他们只好把慈禧太后派为当时英国的女主维多利亚。可惜的是这位东方维多利亚偏偏把戊戌政变的仇恨死记在心，不管他们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一直到死，依然把他们当作激烈的革命党在看待。说是“宁可亡给外人，断不能亡给这班家奴！”
既是把外人当作了靠山，把亡国当作了归宿，所以在朝廷上下最为活动的，便是洋务派了。洋务派并不完全是维新派，只管也在提倡实业，开办学堂，但是并没有一定的宗旨，也不一定为了国家人民。只是说东洋有这样，我们该有，西洋有那样，我们该有；而且还随时胆战心惊地说，外国人说的要这样才对，谁能不这样呢？因此，外国乐意说，中国似乎应该是个君主立宪国。中国不应该闹到革命，革命流血，太不人道，也不文明，连我们都厌恶这样做。所以在庚子之后第五年上，才有旨派载泽、徐世昌、戴鸿慈、端方、绍英五个满汉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创举；在第六年上，才有宣示预备立宪的奇闻；在第八年上，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快要先后病死时，才有庆亲王奕把拟了三年之久的宪法大纲二十三条进呈御览的表演。到了宣统元年，也就是庚子以后的第九年，政治舞台上换了几个主角，看来好像有点更新气象。两年不到，公然上谕各省设立咨议局，公然上谕北京创办资政院，公然上谕立宪预备期限为九年。从进度上说，当然比前八年快了些，但是从作风上研究，还不是和过去的主角一样，表面上一套，骨子里又是一套？说穿了，依然是敷衍场面，依然在努力图“亡”。
对于清朝政府的做法，外国人是满意的。国内呢，只有洋务派最赞成了。所以在宣统二年末，各省咨议局各举代表若干人齐集北京，向摄政王请愿把预备立宪的年限缩短到三年或者五年，没有结果；又在宣统三年，即历史上可资纪念的辛亥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震撼全国的、比任何一次还惨烈的、由革命党领袖之一黄克强所指挥的广州革命，围攻总督衙门不克而失败后，清朝政府急遽实施的新官制，借口说不守常规，破格用人，在新增旧有的十三个部府的大臣中，竟安置了八个满族，而八个满族中，属于皇室系统的又是五个；其中很多是什么也不大懂的青年贵族，只有庆亲王奕一个，年岁极高，七十以上了，但又是出名的昏庸老朽，见钱眼开的家伙。情况如此，改良派、立宪派也都感到丧气。
尽管全国人心日益不安，尽管革命党的势力像野火样，四面八方都在冒着浓烟或竟现出了火星，尽管改良派、立宪派的调子越打越低，已有从加富尔转向玛志尼的趋势，但是一班亲贵们和洋务派仍然兴高采烈，因才发生了葛寰中在北京所听见的那些秘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