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统着大队人马，沿着东大路，浩浩荡荡直指成都而进。
他是督办大臣，钦差大臣，而且是“即署”四川总督部堂。在清朝统制行将结束的这个时候，他的夙愿算是达到了。他应该喜欢！应该开胸畅怀地喜欢！他在重庆一切部署齐楚，初初坐着四扶四抬的八人大轿，走上前几个官站之际，情绪确实很好。每到一个尖站打尖，都要邀约几个具有一些新旧学问、能做诗文、能通外务，而又能够谈天说地的幕僚，比如总文案夏寿田、文案刘师培、朱山等，到特别为他设备得相当华丽舒适的地方，一面饮食，一面“纵横三万里，上下五千年”地谈论一些可以娱情而又无干得失的废话。到了宿站，除了接见当地官绅，免不了要打起官腔垂询一些民情物态和地方秩序。之后，仍然是那几个名士，外搭一些干练随员，便围拢来欣赏他随带在身边的什么汉刻拓片啦，宋画真迹啦，以及《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的新发现殷墟甲骨啦，当时还不大为人注重的从敦煌石室漏出来的唐人写经啦。这个风雅大员，他来四川的目的，除做总督而外，还有一个，便是要在四川搜集一些古董。他从前做陕西巡抚，因为稍不审慎，接收了属员伪造的八匹汉砖，闹过一次大笑话。现在他知道四川地方的汉代遗物很不少，除几处稀有的汉阙必须墨拓，至于汉砖，那便尽可随意掘发，据为己有了。他对于宋朝的苏轼，也颇感兴趣。他已收藏有宋刊本《东坡全集》，宋拓成都西楼《东坡书帖》十多卷。他向朋友说，苏东坡是四川人，他的墨迹，遗留在四川一定很多。虽说由宋至今，四川兵燹频仍，文物被毁不少，然而未必片纸俱无；只要大力访求，还是找得到的。他对他的这种行为，不仅认为风雅之至，同时还认为于四川也有好处，这是因为他影响所及，足以启发四川人“好古敏求”之风。所以他曾对幕僚们慨然太息：历代的四川督，功名之士多；只有同治、光绪之交，那个安徽人吴棠，在成都创立尊经书院，大刻其书，使四川人知道读书好学，因而文风丕变，名士辈出，真乃继承了汉文帝时蜀守文翁余绪！言外之意，是说他将来的政绩，起码也可比肩吴棠，说不定还可超而上之哩！
但是一过荣昌县，接连接到重庆转来的一些密电，他的兴致便骤然低落，态度也由潇洒而转为急躁，脸上时露忧郁，口中也时吐太息，端方竟自变成另一个患得患失的俗吏了！
形势日非，到处都在闹独立；武昌也一直没有克复佳音；而使他感到惊异的，更其是泰西列强并未出头干涉，甚至连东邻日本，也未听见有何种响动。看来，他的预料，十有七八是靠不住的了。他与夏寿田、刘师培几个自号懂洋务的人研究起来，都只感到奇怪，却说不出为什么会这样。
九月二十二日到了资州。行台设在东街原来的考棚内。这地方宽敞，而资州知州朱岳宾又是一个能干老吏，很会办差，还不等钦差的滚单传到，他早就亲自督率工役，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不仅把行台打扮得焕然一新，并且把预备驻扎队伍的城隍庙、禹王宫、万寿宫、天上宫，以及远在北门外的东岳庙这些地方，都布置得很周到。
朱岳宾晓得端大臣隶籍满洲八旗，对于饮食一门，向来考究。只管滚单上吩咐不要办支应，朱知州懂得那不过是句照例官话，若你信以为真，你就得倒霉。因此，自从九月二十二日接到钦差那一天起，他仍然每天支应燕菜烧烤席一桌、鱼翅席四桌、海参席二十九桌。好在资州这地方是大去处，官场应酬多，绅士粮户们对于饮食起居并不模糊，这里的厨官师的手艺，虽不及省城的关正兴，但也有他们的特点，为山东派厨师所不及的地方。朱知州打听到端大人尚能下箸，他放了心。不过尚觉歉然的，便是行台内，除了壁子上点缀几帧时下名家的字画，如前年才告老卸任的资州教官、南溪名士包弼臣的水墨竹石，和他那别有风致的行书；以及资州本地画家杨朝政的浅绛山水外，更无什么古董玩器以供钦差大臣的赏鉴。他又打听到端大人有个怪脾气，无论公事再忙，每天都要为人写几副对联，或者几张单条。但凡下属拿笺纸去敬求墨宝，不但有求必应，即令伺候有不周到地方，他也会格外宽恕。朱知州为了博得钦差大人的青睐，遂也找到一家姓郭的绅士，把他家旧藏的一筒宣纸，裁了一堂屏条，亲自送到行台，“求大人法书，使卑职蓬荜生辉，卑职实实感激无尽！”
只能怪朱岳宾的运气不好。端方自到资州，心绪便乱得像一团麻，他早没有临池挥洒的雅兴；直到十月初七日，朱知州送去的屏条，犹然四幅白纸，还不晓得落到什么人手上，派了什么用场。
端方原来的安排是，到资州后，待大队伍休息几天，把派去下川南同黔军会合，清剿那一带同志军的一个营打发走后，即便启节西上的。却因为大局骤变，北京电报已有三天没接到，他有点发慌，遂将几个更为亲密的幕僚和随员召集到房间里来商量，是按照原定计划再勾留几天，还是不等分兵就走？
所有的人几乎无二致地主张他就走。尤其是上个月曾经奉命先去成都走过一趟的湖北省候补道刘景沂和云南临安府知府弼良二人，主张得更为急切。
刘景沂说：“资州地方固然不小。可是比之成都，那便差远了。一则，成都是省会，陆军十七镇大部分拱卫着省垣，午帅接印后，军权到手，不特可以指挥陆军，就连现在调集在成都的十几营巡防，也应服从午帅调遣。那时，再加上我们随带的一标一营精兵，起码也可肃清川西、川南和川东上游。纵令天下多事，午帅也大可以为朝廷保住这片干净土，徐谋恢复的了；再则，资州这地方是通衢大道，四面受敌。现在民匪遍地，异常猖獗，我们所带鄂军，虽说精悍，到底主客异势，人地生疏；而午帅现在尚只是一位查办大臣，这不惟在调动地方军队上不甚得心应手，即在招抚民匪事务上也难敷诚取信。设若午帅赶到成都，接印以后，名正而言顺，情形当然不同了。”
弼良是四川布政使尹良的兄弟。尹良一直充当着端方的坐地侦探，自从铁路风潮起后，他与端方就密电往来不绝。以前，赵尔丰利用他，尚听他的话，有事也肯同他商量。自从端方奏参了赵尔丰，逐步逐步要取而代之，使赵尔丰恍然上当之时起，尹良顿然就变成赵尔丰的眼中钉，要是赵尔丰那时没有顾忌，尹良虽不致有性命之忧，却也难免要丢纱帽。尹良深知这种利害，所以才借弼良的口，极力劝诱端方迅速到成都去。因此，弼良敦促端方西上的理由，比刘景沂说的简单，但颇具体。他说，赵尔丰坚拒不释放蒲、罗等人，更为激起川人愤怒。但在他淫威压制之下，川人又把他莫计奈何。要是午帅一到成都，即将这些人提出释放，这些人都是民望所归的，彼时，午帅所收得的，当然不只是这几人之心，而是全川绅民之心。人心既得，凡百所求，那便不用操心了。弼良所传的尹良这番话，恰恰打中了端方心窝。他遂决定利用这个时机，赶上成都去收买人心，“真的，人心是无价之宝，若果收买到手，岂特四川乱事不平自平，或许当真继承了骆秉璋的勋业，也未可知哩！”
但是就在此际，余大鸿来了，只一席话，又使端方变了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