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赵尔丰似乎尚不知道摄政王载澧在手忙脚乱之际，已曾下了两道谕旨。
一道是八月二十三日下的，原文是：“谕内阁：湖广总督着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四川总督着岑春煊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均着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该督等世受国恩，当此事机紧迫，自当力顾大局，勉任其难，毋得固辞，以副委任！俟袁世凯、岑春煊到任后，瑞、赵尔丰再行交卸。”
一道是八月二十四日下的，原文是：“谕内阁：王人文着撤去侍郎衔，开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着仍充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总督岑春煊未到任以前，所有川中剿抚事宜，仍着赵尔丰懔遵迭次谕旨，督饬各军迅速办理，不得意存诿卸，致误事机！”
这时，或许他已经知道了这两道谕旨。但他并不担心岑春煊来接他的任。因为他已从旁知道，岑春煊在八月十九夜武昌出事之时，已匆匆忙忙搭上一条正要启碇下驶的招商局轮船，溜到上海避难去了。就是对于官还原职，从尚书阶级的署理总督部堂，降回到侍郎阶级的边务大臣，他也毫不气馁。他看准了四川这个赵家省，除了岑春煊这个妄人敢来觊觎外，其他的人漫道无此资格，抑且无此胆量。岑春煊一天不来，他这位置是一天不会动摇的。（岑春煊既然回到上海，怎么还能来呢？说他能来，那简直不可思议了！）目前只有端方这个人是个肘腋之患。不过对付他，也不太难。因为端方到四川来，毕竟为了铁路问题，如其釜底抽薪，在端方来省之前，使铁路问题得到解决，或者使其不再成为问题，那么，四川事情便无所谓争路，而剩下来的，不过是与铁路毫不相干的匪患。这样，端方纵然留在四川，也就没有喧宾夺主之嫌了。
因此，与一班心腹谋臣密切商量之后，赵尔丰便一连给盛宣怀去了几封电报，提出两个解决四川争路风潮的方案，非常坚决地要盛宣怀择一施行，并要求从速见诸明文，“借以收揽既失人心，而省朝廷西顾烦忧。”一个方案是：宜昌到夔府一段铁路，可以划为国有。但从订约之日起，四川人民所筹之款，分文不得挪用；已用者，如数归还，照章付息。订约前所有四川人民的款项，无论是否用于路事，概照原额以七成退现，交由四川人民自行处理；其余三成，换发国家股票，一律照章付息，不再查账；并且此项应退应付本息银两，概由邮传部筹措，不能以四川财政抵借外债。他的这一方案，比较特别股东会和保路同志会后来所提的折衷办法，还为优厚。他认为只要盛宣怀一答应，四川人一定满意，争路保款目的既达，一班附和匪乱的人便无所借口，既可收揽部分人心，而最关紧要的，是铁路督办大臣便应退驻宜昌，或者退驻到汉口去方为合理。他的另一方案更为彻底了。他听见京城有人主张，把国有川汉路线改由洛阳至成都，谓之西线，把现在成为争执焦点的宜夔一段铁路，仍然划归商办，由四川人继前修建。说是如此，则国信民利俱可保全。他以前对于此议，不甚注意，现在看来，倒是非常有利。解决争路风潮还在其次，最妙的，莫过于这样一改，而铁路督办大臣更可远离川境了。
把四川事情分为路事乱事两截办理，本是赵尔丰在七月十五日以后同他的谋臣们研究出来的。不过在八月半以前说只管这么说，无论在文告上，在批答上，总说争路保款是正当事情，他历来赞成，现在也不反对；至于假借争路，蓄谋作乱造反，那他有维持治安之责，就不能不用严重手段来对付。直到中秋以后，看见川西乱事越来越兴盛，急切之间，无法收束。同志会以前派到北京去的请愿代表刘声元，虽然被盛宣怀、载泽等逼得只好拦住摄政王载澧的乘舆喊冤，要求收回国有成命，罢免盛宣怀以谢四川人民，而被清廷斥为冒犯宸严，拿交顺天府尹，押解回籍看管，这时大约已解到武昌。但是一班四川籍的京官到底动了公愤，从前附和盛宣怀的甘大璋、宋育仁、顾鳌、施愚这班人，已经不敢出头说话，而素来同情保路同志会的如赵熙、曾鉴等，就纠合起一些非川籍的京官，联翩奏参盛宣怀、赵尔丰祸国殃民，诬陷正绅，几乎在北京政界造成一股罡风。及至清廷前后派遣端方、岑春煊入川查办、会办，表示对赵尔丰不大信任，而在外省做封疆大吏的，如江苏巡抚四川人程德全，如广西巡抚，虽非四川人却在四川做官多年，对四川颇有感情的沈秉堃等，也都响应了在上海、广州活动的四川代表的宣传，纷纷奏请清廷，对川事处理务须出以慎重，即是说不要偏听赵尔丰一面之词；并且致函给岑春煊，一方面促其从速入川，以解川人倒悬之苦，一方面也请他主张公道，开释被捕的无辜绅士。
一句话说完，这时节，赵尔丰已经感到不特四川人整个在反对他，就是京城和外省舆论也在批评他，不特京城里的言官在奏参他，就是外省的有力疆吏也在议论他。有时他也稍稍动了一下脑筋，怀疑七月十五这一天的事，是不是听了左右人，尤其是尹良的怂恿，做差错了一点？然而事已至此，即令做错了，只好错到底，堂堂总督部堂，如其公然表示后悔，不但有失威信，朝廷也会降罪，这罪，尚不只于贬一两级官职便了事的。那么，如何办呢？当然要想方法来把这个搞乱了的摊子结束它。但又如何结束呢？想来想去，与其另辟途径，不如仍走那条老路——把一桩事情分为路事乱事来办理的老路，似乎还有些把握。以前说了没有做，不能取信于人，现就做几桩出来，大家当然会相信，事情至少有一半可以顺利结束。因此，在打电报给盛宣怀，极力为四川人争取权利外，还把认为只与路事有关的几个人（虽然在路广钟捏造的龙绫盟书上都有嫌疑，幸而只有姓而无名。天下同姓的人多喽！到底还可蒙混过去），如彭兰棻、张澜、胡嵘、江三乘，都前一个后一个从来喜轩中释放出来。到九月，又陆陆续续释放了三个人，两个看守在来喜轩中的，是叶茂林、王铭新；一个看守在成都府衙门的，是须发皓然的蒙裁成；剩下来的，那便是与路事无关的首要：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四个人，依然看守在来喜轩；还有一个抓屎糊脸的阎一士，没有放，押在巡警道衙门里。
并且在八月下旬，新津取得之后，还贴了好几次白话告示来说明路事乱事之所以不同，叫百姓们同他一样看法，免受奸人盅惑，致陷法网。除此之外，还在当时的四川官报、成都日报，以及七月下旬余大鸿特为上宪作喉舌而办的正俗白话报上，登载了一篇《督宪通饬各属，详细演说守秩序以保治安》的札文。这是借批答洪雅县详文，而说明他对路事乱事的态度。虽是官样文章，倒也比他许多告示还说得明白。札文是：
为通饬事：案据洪雅县详，据保路同志协会会员严道尊等以并力拒款，保存路权，吁请转详代奏，免蹈危机，而固邦本等情，具详前来。当经本督部堂批：“据禀已悉。该县绅民爱国争路，出于热诚，措辞又极纯正，实属可喜！惟于合同之解释，既未研究，而于同志会之用意，更未能深测。本督部堂于闰六月初九日接篆，于初十日即莅铁路公司股东会场，见各股东演说纷纭，语多激刺。然皆实为争路目的，言虽过当，而意实无他。本督部堂颇深谅之！故请电则代发，请奏则代陈。本督部堂且专奏数次，又与将军司道联衔奏恳。其所以如此者，不过欲以中正和平之要求，将此段铁路，作为完全川路而已！嗣接奉电旨，饬部妥为筹议，是已微有转机，自应静候。如部议未尽妥协，不妨再行奏恳。乃该逆绅遂怒詈此旨为无用，本督部堂并允其再为代奏，益复不听，遂有七月初一日罢市罢课之举。乃自罢市后，该逆绅等情形桀骜，语言荒谬，所论不惟出乎路事之外，且直不在伦理之中，悖逆情状，不禁流露。本督部堂犹为教诫，期其改悔；而外间风声四起，皆言该逆绅等十六日起事；然犹疑不至如此之甚。七月十三日而商榷书出，竟明言抗粮抗税，练兵练团，造枪造炮，无非悖逆之言。不惟言之，且竟实行，省城所收肉厘货厘，一概不纳！尤可骇者：外县解来藩库银两，胆敢阻拦，不准交纳；并分嘱各栈房，凡有外县解来银两，一律不准上库，应候彼等命令拨用。
此种谬妄行为，逆迹既已昭著，本督部堂若再姑容，将贻全川无穷之害！且闻该逆绅等定于十六日起事，是以一面奏闻，于十五日将该逆绅等拿获；乃当日夜间，即有团匪麇集城下，幸我有备在先，当即击败。而十六、七、八、九，二十，二十一、二、三、四、五日。纷纷来围城者，不下万余人，幸皆是每日分起而至，随到即随为我兵击败，拿获甚多，解辕讯问。有因十六日大雨失期者；有因农事未毕，拟稍迟延，嗣于河内接获同志会调兵木签，来救罗纶者；情形不同，而其为叛则一也。然讯时皆系乡愚无知之人，悉由保正派出，而保正又多为罗纶等同志保路一语所愚，而误入圈套，其情尚有可原。是以本督部堂于拿获之人，讯明实系愚民，全行释放，团保一概不究，此所谓略迹原心也。惟各处团保皆有匪徒溷迹其中，且有挟制团保，勒令齐团来攻省城，沿途烧杀掳掠，实行叛逆之事。此等匪徒是否罗纶之党勾结而来，固不可知；而所获者，则大半系救罗纶而来。盖阴谋秘密，不惟非省外人所能知，即在省同志会中人亦未必尽知；更非外县绅民所得而知。总之拿获罗纶等，系因其假保路之名，实行叛逆之事，实与路事绝无干涉。路事现正多方商量，朝廷垂念民艰，将来或如所愿。第恐省外州县传闻失实，特于来详明白批示。该县可遇事详细演说，俾阖县皆知其中理由。省中现已安谧如常，仰仍遵照迭次所发告示，妥为劝谕，并督饬誓练，严密防范为要！此缴。”等因印发外。查罗纶等假保路之名，行叛逆之实，其阴谋实迹，非外州县绅民所知。本督部堂为宣布逆谋，保全地方起见，合亟通饬周知，以免各该绅民始终受其愚惑。札到，该州县立即遵照，凡遇城乡绅商，随时随事，详细演说，俾知其中理由，共守秩序，以保治安，切切特札！
不管路事能否照他的计划实现，总之他对路事是着手在做了。至于乱事哩，赵尔丰原以为同志军不过是乌合之众，只要把军队开出去，漫说当真打，包管一排空枪，便可以吓散的；像后来这样越打越棘手，甚至打出一个叛弁周鸿勋，用尽狮子搏兔力量，仅仅把城池收复了，不惟未损周鸿勋一根毫毛，反而弄得川西遍地又一度成为战场，这倒实实在在出乎他的意外。因此，他在前口口声声的剿办，到后来他竟咬着舌头反说是别人在造谣；而他这个有名赵屠户，原来竟是一个心慈面善的活菩萨！比如他在一次所出的白话告示上，一开头便这样说：“为剀切晓谕事：照得新津克复之后，一切安抚情形，士民人等想尽都知道了。现在新津附近数十里百姓，纷纷来请告示，四乡张贴。其实前后所出告示，谆谆劝诫，何止十数次，无奈人民受了匪人愚惑，皆不肯下细看看。新津蒙祸最深，始从睡梦中醒悟，方知本督部堂从前所说，皆是真实的好话，爱护百姓的实意。”一些假话废话之后，又说：“你们想，新津踞城烧毁营房，抗拒官兵，这等凶恶的罪人，论说本难轻恕。然而本督部堂终是怜念他们被人煽惑糊涂了，又为匪人胁迫，弄到这步地位，想到可怜之处，令我惨伤不已！一面仍是剀切告谕，令其缴械投诚，保全生命。自投诚之后，不但矜全百姓，就是为匪作乱之人，一经革面洗心，也都不追既往。并且还要安辑流亡，赈贷孤弱，本督部堂一片爱民苦心，当可共白共见！”又是几句空话假话之后，才说到他的本意：“至于乱党捏造一概剿办的话，是有意骗哄你们的，断无其事！你们不信，只看本督部堂拿去那几个首要逆绅，他们要背叛朝廷，贻祸百姓，皆是确有证据的，本督部堂因欲保全你们大众，不得不将他们拘获。其所以拘留至今，原欲将来奏请办理，或是交大理院判决，总遵朝旨处断，本督部堂无一毫成见于其间。岂有对于百姓，反不保全的吗？……”
这是赵尔丰自知专赖武力不行，而想出的软化手段。但也看得出，他之不敢杀害蒲殿俊、罗纶等，而昌言要在将来交去大理院裁判（曾经有人上呈文求他这样办，还挨过他一顿臭骂哩），正是他有意转圜，希望大家不要再打他了。
除此之外，也想借此拖一拖，拖到他所奏调的贵州、云南、陕西、湖北、湖南五省大军到齐之后，再来一个彻底剿办。
但是他的对头们既不让他转圜，也不容他延宕，就在新津仗火刚要结束时候，又给他来一个遍地开花。同时，也因罗八千岁从雅河顺流而下，会合犍为县的胡痰（就是胡重义的绰号，罗八千岁是罗子舟的绰号）夺据了嘉定府，把下川南的十营巡防军和三营才调入川的贵州兵全牵制在叙州府、泸州、富顺县、自流井、犍为县一带，不能动弹，趁着赵尔丰无兵可调，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因此，吴庆熙突然占领了温江县；孙泽沛突然占领了崇庆州；侯国治突然占领了汉州、德阳县；张尊、张捷先、张熙、刘荫西这些统领，也都分头杀向郫县、崇宁县、彭县、新繁县而来。还未曾出山活动过的姚宝山，也带起几千弟兄把灌县、汶川县占领。华阳县的团总秦载赓被陆军六十八标统带王铸人带着一营人在中兴场打败之后，退到仁寿地界，打出东路同志军旗号，自称统领，声势反而更大了。
甚至于距离省城北门还不到四十里的新都，也不知被哪一路同志军占领了两回。头一回占领了三天，闹到天回镇这头都断绝了行人。一些流氓痞子便乘机而起，公然宣称为同志军借粮借饷，挨家挨户地搜米派款，一次未了，二次又来，把一班二簸簸粮户吓得都朝省城内搬。省城人心起了恐慌，谣言更多，搬家的也越多了。赵尔丰迫不得已，将保护衙门的巡防军抽出一营，配合驻扎凤凰山的陆军一队，前去攻打。打了一天多，同志军不退，巡防军在东门放一把火，从城关外烧到城关内，烧得百姓们哭的哭，叫的叫，同志军方退走了，让百姓们出来救火。但是已经整整烧了一条街。官军报了克复，即被调到汉州去打侯国治。不到十天，同志军又扑进城去。第二回去攻城的巡防军，便是从双流经温江，经郫县，经新繁，一路打一路走的伍平这一营。这一营人损失不算大，只在郫县着孙泽沛的使用九子快枪的队伍（就是陈锦江那一队的武器）打丢了七个弟兄，伤了九个。这一营走到距新都不远，已经看得见宝光寺的白塔，城内同志军并不接仗，忽然撤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伍平仍然照例报了克复，照例申诉了一番激战情况，因而得了一笔奖赏外，还蒙营务处田总办特准，即在新都暂驻休息。
同志军就是这样来去飘忽，见缝即钻，已经把个兵力不敷的赵尔丰闹得头疼。没有想到同志军神出鬼没、胆大妄为竟到了这种程度：青天白日之下，公然在武侯祠不远地方，抢走了他的两尊炮！
炮，是陆军才在军械局领到的两尊小磅炮。每尊炮扎了一副杠架，抬夫八人，两副杠架，抬夫一十六人。另外炮弹挑子二十根，挑夫二十人。由排官一人，徒手炮兵二十人押着，在太阳偏西时候，出的南门。
武侯祠距离南门并不远，站在城墙高处，不仅望得见它那郁郁苍苍的林盘，还可望得见缭绕在林盘外面的红墙。由于道路弯曲，说是从城门洞去有五里，其实不过三里光景。清平时候，每天都有游人。不仅庙内荷花池边有茶座，大殿神龛背后有鸡酒摊子，甚至庙子外面，临着大路还搭盖了几间茅棚，卖茶，卖酒，卖糕饼，准备行路人歇脚。自从七月十五以后，这里开过火，城门又不常启闭，游人稀少了。不过也不能说就成为一个荒凉地方，或是背静地方，因为来往行人毕竟还是相当多的。所以两副杠架、二十根挑子、五十多人，走过武侯祠山门，远远望见高升桥前后，立着蹲着一大群庄稼汉，也不大注意。只一个走在顶前头的挑夫说了句：“啷个的，开坝坝会吗，这么多人？”
距离高升桥只有一二十步，蓦地一声刺耳的口哨，这一大群、约摸有一百来个庄稼汉，忽然变了相，一个个手里都亮出了家伙：明晃晃的杀刀；还有几支劈耳枪和弯拐子短枪。同时，炸雷般齐声吆喝：“要命的，放下走！”
在这样情景下，不管是抬夫，是挑夫，是排官，是炮兵，当然只好把应该放下的东西如命放下，回头便跑；跑到兵备处把经过禀报，再由王总办打电话到南门，吩咐守城兵丁前往追击时，庄稼汉失了踪，炮与炮弹也失了踪。
这是何等使人吃惊的事！并且可以想到，若是城里没有和同志军勾结一气的人到处潜伏着，他们怎么知道今天有两尊炮运走？这百来个莽汉是从何处来的？怎么一下又走得无踪无影？说不定附城一带就有他们的窝子。看来，漫道平定川西并非易事，便是要守牢这座周围二十四里的孤城，也很难哩！
这件事发生后，四门的城守更紧了。新近兼署巡警道的成都府知府于宗潼、四城总稽查警务处提调路广钟，以及筹防局的六十几个委员，都奉到制台朱谕，叫他们不分昼夜，严密巡查，倘有违误，定予严处不贷。城门启闭时间也恢复到二十天以前情形，即是一天只有三四个钟头开城，让人进出；并且城门洞盘查加严，稍有嫌疑，便有坐看守所和坐班房的可能。
全城因此更加恐慌，搬家的人更络绎不绝。奇怪的是有从城外朝城内搬的，有从城内朝城外搬的，都觉得自己住的地方不大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