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具地方自治条陈”是葛寰中一句开玩笑的话。但邵明叔在东京聘请周宏道和董修武两人时，的确说清楚过，要董修武教财政学，要周宏道教地方自治。董修武学的是财政。只管说课本是日本课本，材料是西洋材料，但学理是共通的，只要懂得了共通学理，那就很容易加入一些中国方面的东西，改成中国财政学讲义。唯有地方自治一门，便不同啦。在日本学堂里，还没有列为专门课程，因此也没有成套的讲义。在中国，更是从古以来，没听过什么叫地方自治。中国书上只说过治法治人，颠倒过来，勉强可以说作法治人治。但是邵明叔说，地方自治在目前中国已是一种必须推行的新政。以四川而言，好多州县都已奉到布政司札子，叫从速设立地方自治局。局是设立了，粉底黑字的吊牌也挂上了，委员、司事、稽查、文书、各员工，应聘的已由地方官用照会从绅粮中聘定了，应雇用的，也由委员把一些私人安置下来了，万事齐备，就只不晓得该办些什么事。绅班法政学堂应该来解决这个悬案，开这一门课程。课程是崭新的，教习也应该是崭新的。中国的新政既是一切从日本整套整套地搬过来，那么，从日本留学生中来物色教习，更属事理之当然。不过那么多在日本学法政的同乡，愿教这门课程的偏偏没有人。恰逢周宏道把日本料理吃伤了，想及时回四川来捞件事情干，又经董修武他们几个人的怂恿，他遂慨然承当来教这门又时兴又紧要的课程。
既是承诺得很强勉，心里因就存了一个疙瘩，偏偏董修武又要在上海勾留，叫他一个人先回川，没人作个商量，不晓得这门又时兴又紧要的课程，到底从什么地方下手，心里疙瘩越来越大。在汉口，偶尔和葛寰中谈到这上头。葛寰中毫不思索地随口便给他指出了一条捷径：“这有什么为难地方！只把你所晓得的何者叫地方，何者叫自治，大约你那些法政书上总不少吧？搜罗搜罗，先写一篇包罗万象的绪言。而后尽量把日本各地方实施的章程条例，一章一节一款一目，不厌其详地抄他一本，岂不就编成一部空前绝后的讲义了？”“不加一些中国材料吗？”“何必哩！既曰新政，就用不着中国的那些腐败材料了。告诉你，我几年前在成都教警察学堂，后来在巡警教练所上讲堂时，便是这样干的。我那时比你老火得多。因为我在日本才住了几个月，连帽辫子都没剪过，当然不懂日本语文。所凭的仅只薄薄一本翻译东西，得亏在日本看了些，凑合起来，居然言之成理。你是老留学，真资格，又有那么多日文书，还怕不一鸣惊人吗？”
对！就这么办！周宏道在离汉口之前，就翻出一些教科书，一面参考，一面编著。到宜昌等蜀通轮船时，便拿出几章向葛寰中请教。葛寰中皱起眉头，看了遍道：“当然可以。”但一转瞬，又笑了起来说：“据我看，还是改写一下的好。不然，人家会说这不是讲义，倒像拟具备呈的地方自治条陈。”
就由于“地方自治条陈”这句玩笑话，害得周宏道一上蜀通仓船便取出墨盒白纸，埋头改写起他的讲义。只在休息脑筋时，才走到前头栏杆边来欣赏一下江山胜景。
下午，五月间已经灼人的太阳，由于河道弯环，时时射进舱房，时时晃着眼睛，周宏道正觉烦躁写不下去，碰巧尹希贤从房门边伸头向里面看了一眼。
“周先生当真在草拟条陈，好热心！”
“不是条陈，”周宏道一面收拾笔墨和洋装书，“是讲义，准备上讲堂用的。……现在不写了，请坐，请坐。”
舱房太窄逼，两张铺位外，仅一张小几，两张小独凳。
“写讲义，那是顶费脑筋的事，兄弟我进过传习所……”
话就这样开了头。周先生是学界中人，并且态度谦和，样子又那么浑厚，尹委员也就随便起来。说话的声音放大了，说话的内容广泛了。尹委员是在宜昌铁路局办笔墨事情的，当然啰，思不出其位，说不到几句，自然而然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经过，便滔滔滚滚从他舌头上流了出来。
“头一道上谕也是由成都总公司转来。不晓得什么缘故，反而落在第二道上谕之后。所以我们李总理开头只是有点诧异。向我们说，邮传部奏请把川汉、粤汉两条铁路都划为干线，干线由国家所有，由国家拿钱来修。现在国家正穷得不得开交，光是每年的庚子赔款，已很不容易拿出来，年年都在交涉延期，却不知又哪来的钱修铁路。第二天……硬是第二天，四月初六日的头一道上谕转到了。这一下，李总理才恍然大悟，原来邮传部和度支部老早就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交涉了一千万英镑，并向日本横滨银行交涉了一千万日元的大借款。有了钱，才把两条铁路收回去，由国家来修。李总理焦愁起来了。他向我们说，宜夔路已经开工这么久了，局内局外连打路基的石工在内，差不多十多万人。现在不要我们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来修，别的不说，只这十几二十万员工，怎么安顿？邮传部光说铁路收归国有，由国家拿钱来修，却又没说明白，目前已经动了工，像我们这段宜夔路，到底该怎样办？是停工不修，等部里派人来办了移交后再修呢，还是仍由我们继续修下去，直到办移交时再停工？……这已经使人作难了。李总理还又想到，我们局里招聘了那么多工程师、副工程师，还有由唐山、成都的铁道学堂，远至上海的南洋公学调来的大批学生，在工程上搞的搞测量，搞的搞绘图，若其铁路真由国家来修，那没话说，这班人都有用场，当然留下。然而怕的就是外国人来修。李总理叹息说，外国人一来，面目一定全非！首先就有他们的办法，他们的人员。那些工人和局内局外一些小员司，或者可以原班留下。但工程上的工程师，局内外知县班子以上的人员，恐就所留无几！即使留下，那也必须处处仰外国人的鼻息！若能像目前海关和邮政局的情形，还不算坏，设若像京奉铁路，那便糟了！据李总理推敲起来，既然铁路经费是向外国银行借来，数目又那么大，拿我国借款成例来说，要是没有加倍的抵押，像我们目前这样的穷国，那班抱着算盘睡觉，成日在钱孔中间打滚的外国商人们，肯一下就借出那么大的几笔款子来吗？抵押准定有的。以什么东西做抵押，外国人才乐意接受呢？京奉路便是前例。李总理说，从前的沪杭甬也一样。那便是川汉铁路的路权和沿线两畔一百里以内的矿藏开垦权了。这些权利的丧失还在其次，目前最重要的，仍是这十几二十万员工的安置要紧。如其人心不稳，其中品类又那么杂，万一发生点什么事情，这个罪名到底该谁来担？宜昌府和东湖县吗？还是我们宜昌川汉铁路局？看来，两方面都说不脱。宜昌府东湖县是地方官，他们有地方安宁与否的干系。我们铁路局虽是居于客位，但我们员工人数，比宜昌人口多几倍，地方安宁与否，全要看我们的人心如何。如其工程上出了事情，地方又怎能安宁？何况宜昌本来就是商埠，就是五方杂处的所在，教堂又多，洋行又多，洋人也不少。所以地方安宁与否，又牵连到了华洋交涉。宜昌又是外国兵船围驻码头，上上下下全是英国公司、日本公司的轮船，一旦出了事，不说外国兵船立刻可以开火，就外国兵也可朝发夕至。李总理说的话真对，他说，我们是极弱国家，我们现在还敢无端来惹是非吗？设若动了交涉，我同宜昌府和东湖县还有宜昌镇台，不用说丢官丢命，就是宜昌百姓和我们局上工程上的凡百员工，没一个人脱得了干系！……唉！周先生，你莫以为目前官好做，事好办，不说府县镇台这些正印官员，和我们李总理这位传胪出身，四品京堂，他们是一天到晚忧愁得茶不思，饭不想。就我这个区区小委员，因为办的是笔墨上的事，李总理有什么机要公事交办，不能不向我们文牍上几位同寅把事情首尾、事情利害说清楚，我们比全局同人都知道得多些，并且早些，所以也是好几夜睡不着觉！唉！铁路国有政策，上谕上倒说得头头是道，就只不明白下情，害死人啦！”
周宏道拿手把额脑一拍道：“哦！原来关系这么大啊！我在上海虽然听见几位同乡人在说：‘这下好啰，川汉铁路划归国家来修，大约要不了三五年，我们就可以从汉口乘火车一直回到成都了！’却不想还没开幕就发生了这么多困难！得亏你现在告诉我，也使我增长一回知识。但这些事为什么在汉口时，反而不晓得呢？”
他撑起一双单眼皮小眼睛，视而无睹地回想在汉口遇见些什么人，谈过些什么话，到底说到铁路事情没有。恍恍惚惚记得从没听见有人说到。或者有人不经意地说了两句，而他那时正以全副精神在思考他课程上的事情，及至着手抄书编纂讲义，那更是充耳无闻了。
“现在你们铁路局是怎么一个情形？人心不是已经惶惶了吗？”
“还不！我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局外人和工程上的人全不知道。就局内，也只少数，很少数几个人才晓得。李总理再三吩咐过我们，不准泄漏一言半语。我们也知道干系太大，怎么敢随便向人说呢？”
“你现在不是对我说了，还说得那么详细？就不怕你们李总理知道吗？”
“是，是……然而……”尹委员登时感到一种局促。他没有想到看样子并不像葛太尊那么锋利的周先生，居然会挑起眼来。他之所以要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向一个生人讲出来的意思，仅只想表白一下，他虽是一个区区小委员，因为参与了机要，他的地位便比一般知县班子以上的同寅都高，总理之外，大约就要数他了。他上蜀通仓船以来，举眼一看，凡坐头等舱位的，哪怕就是那几个做生意的人，一问起来，都是大商豪贾，和官场来往的无非是观察太尊之流；连那个天顺祥二管事，本身便捐有一个二府同知职衔。只有一个学界朋友周宏道，既无功名，可以和各界拉平，而又和易近人，看来世故尚浅，很可以向他倾吐一番，以显示自己重要。他此刻当然不能用真情实话来挽救自己了，只好结结讷讷旋想旋说：
“然而……是这样，首先你周先生不是外人。……不是，不是。我说错了！是外人！……是局外人！知不知道这件事，全无干系。难道你周先生还能跑回宜昌，把这番紧要言语散布出去吗？不能的！……再而……再而呢，我推测得到，这件事在宜昌以外地方，哪个不知道？一定知道。你想嘛，我们局里的文电，大多由成都总公司转来，全成都应当早知道了。你不信，后天到了重庆，你周先生只要长起耳朵一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