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校场演说会的新闻，第二天，好多家报纸都登载出来，连最古板的《商务公报》也不例外。
但是大多数报纸都当作普通新闻，用当时最小的四号字钉，排列在不另标题目的杂闻一束，或演说汇志里面。有一家报馆编辑标出了董修武名字，其余的仅说：“昨日南校场亦有演说会，闻系同盟会人所主持，听众不亚于客籍人士在贵州馆所召开之十七省旅川同乡救亡大会云。”
只有两家学界中人组合的报纸，不但当作特别访稿，列在要闻之次，用特号木刻标题：“同盟会人不平之鸣！”“请勿轻视同盟会人之言论！”来促起社会注意，而且还用了很长篇幅描写会场情况：“……当是时也，黄童白叟，惨绿少年，翘首企足，骈肩连臂于巍峨之演说台前者，殆逾万人。呜呼！盛哉！诚锦官城内伊古未有之一大会也夫！”当然，董修武的名字特别标出了。可是没有称之为同盟会副会长，却说他奉了孙逸仙先生（当时还只有同盟会人称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到四川来的。也未说明他奉命回来做什么，是什么目的。他的演说词没有全登。两家报纸所载的“略云”还大同而小异。可以看出，的确是报馆的特别访员181的手稿。后来证明，写“当是时也”那篇特稿，果然就是站在台口领导拍掌的半日学堂主办人，也是高等学堂速成师范班背榜182毕业、自称教育大家李俊的杰作。据说，李先生足足费了一下午时间，尚熬了半个夜晚，绞尽脑汁，抽了一包纸烟，易了几次稿子，才吟哦而成的哩！
南校场演说会的新闻，不管报纸上登载的详与略，但为社会和军政府诸人所怵目惊心的，到底不是它，而是十七省客籍人士的救亡大会。
清朝制度，但凡本省人都不准许做本省的宫。只有各府州县专管秀才、童生的教官，如教授、训导、教谕等（这些官，自从废科举、兴学堂后，已逐步逐步撤销），可以用本省籍的举人、贡生来充任，但也得隔府。旧式的中下级武官，也可用本省人。至于有权有势的文官，不管大至总督、巡抚，小至县丞、典史，那就无论如何，非用外省人不可。
四川独立了。从此以后，四川的官，是不是只许四川人做，而不再许外省人做呢？倒没有明文规定。仅仅因为独立毕竟算是一种和平革命之举，既然革命，那么以前的种种制度，便应该一例废除，另订新章。看来，那些专门到四川来吃四川的饭、拿四川的钱、管四川的人的外省官员，除了收拾宦囊，带着官眷、官亲，或是乘舟东下夔门，或是坐轿北逾剑阁外，好像并无他途。
这样做的人确实有，例如盐运使杨嘉绅便是其中的表表者。
虽然在军政府十个部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照会，叫他担任盐政部部长；并特别允许他在新颁印信之前，暂时使用着盐运使司旧铜印；甚至驻扎在盐道衙门（虽然改了名称叫盐运使，头门门额上的火焰边的木牌也换过了，但一般人还是呼为盐道衙门，街名也还是叫作盐道街）内的百多名盐务巡防兵，也未依照独立条件，叫他拨交与副都督朱庆澜管辖；但他到底聪明过人，不愧有智多星的诨名，当他初七日从军政府帮了忙，致了贺，回到衙门，他便看明白了他应该怎样办才算对得住自己。
他每天还是要到军政府一趟，还是要在都督会客室中，同那些只会发空议论的先生们（大抵是咨议局议员、老绅士，以及学界里头面人物）聊聊天，有时也找忙得昏天黑地的正都督蒲殿俊商量商量改良盐税的办法。不过每次蒲殿俊总是睁着视而不见的眼睛向他吵道：“你是盐政部长，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何必来麻烦我！我这几天真是忙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了，哪能还管得到你的事情！”
就这几天当中，他使人封了二十号大半头船，停泊在东门外水神祠码头。又在盐库里，从库存现款一百四十万元内，提取了二十万元，连同许多行李，和眷属僚友，一递一递搬到船上。每号船还派了几名巡防兵押着。诸事准备妥帖，他才从从容容，坐着四人大轿，到处拜客。有人说，他从军政府出来后，还特别到制台衙门去过一次。约摸下午两点钟时候，不晓得他从什么地方换穿一身便衣，只带一名随从，改坐一乘从轿行里雇来的篾篷小轿，一直来到水神祠上船。并且立刻吩咐把官衔旗子插在船头上，解缆开船。二十号船首尾相接，驰过九眼桥，驰过望江楼，顺流而东，及至第二天被军政府发觉，他已驰过江口，无法截阻，更无法追赶。
这是一件惊人大事。被报纸一登载后，军政府里首先引起一场大辩论，使得主张四局十部不能再任用一个客籍人员的一派，非常得势。曾经同蒲殿俊、罗纶等一齐被捕，独立后仍然回任电报局长的胡嵘，只管极力说：“这个不好。客籍人中不见得个个都像杨嘉绅，其中也有不少好人，而且他们都有从政经验。别的不说，就是办点例行公事，也比我们妥当。政府正在组织，凡百更新，若是不借重一些有经验的熟手，怕会发生困难的。”
当下就有人驳他说：“现在是平等自由时代，那些老官场的旧经验，有什么可取？你说他们中间有好人，依我们看，所谓好人，也只是会逢迎上司、压制良民而已！”
胡嵘所建议的新旧并用，以新为主，以旧为铺的计划，也因此而根本打消。
消息一传出来，一班依靠做官为生，即依靠薪水俸给为生，而又没有蓄积，而又过惯了呼奴使婢日子，一时没脸放下身份去改行，比如说，改行为商做买卖，改行为工做手艺，改行为农搞耕耘；至于改行到学界去拥皋比、画白墨，改行行医，借口于济世活人，改行卖字鬻画，更可称高人雅致；这也只是极其少数的人有此种能耐，而绝大多数人当然就产生了难于言喻的恐慌。他们基于求生本能，自然而然就串连起来。他们也知道向军政府告哀、说好话没有用处，遂自然而然采取了狗急跳墙、寇急反斗的方式，来向军政府示威。头一天还只几十人在江南馆聚会了一下，作为发起，议定名称为十七省（因为以前只有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甘肃、陕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十八行省，后来建成行省的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都未算入的缘故）旅川同乡联谊会。第二天在贵州馆正式成立大会时，想不到竟达到了好几百人，名称改为十七省旅川同乡救亡会。参加的人，甚至有山西票号管事，有陕西当铺大师，有江西酱园掌柜，有湖北贩卖匹头杂货行商；就是生长四川、尽管置有产业、但又以原籍报捐、指分在四川做官为宦，一方面又羼入四川绅士之列，如葛寰中、黄澜生这样的人，也闻风而至，争着在名册上写一个名字，争着交纳一块龙洋的入会费。
十七省旅川同乡救亡会声势浩大，果然把军政府里的头脑人物吓了一跳。他们赶快放出话来：“军政府绝对没有排外念头。”为了证实此言，遂赶快作出几种决定：一是原在什么局所、什么衙门任事的，只要局所衙门还在，便按照原来职务，重新加发一张照会。比如葛寰中原任机器总局提调，仍然照会他担任机器总局提调。并且因为总办盂道台为人胆小，宦囊又相当充裕，刚一独立，趁着水道已通，便与其他几个宦情淡泊，而又眷怀君上的同乡官，浩然乘舟而去，遗下总办一职，还照会葛寰中兼理。这样，葛寰中就不再参加什么救亡会了。一是局所衙门已有更变，或者迹近撤销了，不可能再回去任事，如黄澜生这样情况的人，那便按照其人资历，安插在其他地方，委一个临时差事。黄澜生被委到接管布政司事务委员蔡镇藩手下当了一名文案。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