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在华北各大城市唆使土匪行凶杀人，制造混乱。1934年4月25日凌晨将近1时，天津市内南市第一区值勤警察石立芳正在华界与日租界交界地段站岗，发现从日租界走过来两个人。石立芳喝问：“干嘛的？”
二人答道：“老总，问个路。”
一边说，一边来到石立芳身边，冷不防将他挟住推到日租界方面，同时夺去他的盒子枪，命令他面墙跪下。石立芳奋力反抗，被匪徒用枪柄击昏倒地。待醒来后，匪徒早无踪影，他赶往派出所报告。
所长田久荣正准备亲自带人出去察访，电话铃响了。一名巡长在电话里报告，1点20分左右，日租界方面过来两名匪徒，夺去值班警察刘魁卿的盒子枪，并打死该警察。田所长感到事情严重，一面派警探立即出发巡缉，一面打电话向公安局报告。而公安局接到田所长电话后不久，又得到另一派出所的报告，说有匪徒向该所开枪，企图夺取武器未遂。
就在这一时间里，天津法租界的华人巡捕也被匪徒袭击。第一名巡捕被三名匪徒夺去手枪后，鸣笛追赶。第二名巡捕闻声赶来，迎面遇上匪徒，被子弹击中头部死去。第三名巡捕岗哨较远，赶赴途中见有三人过来，便举枪喝问。
三人用日语回答“找人”，该巡捕不疑有他，便放他们过去。不料三名匪徒走过巡捕身边，猛地转身将其抱住，又夺走他的枪支。第四名巡捕也因上述同样方式失去了武器。匪徒作案后，即逃往日租界。
一夜之间接连发生几起匪案，作案匪徒均来自日租界，能操半生不熟的日语，事后又都逃往日租界，此可疑者一。华界、法租界的警捕均为匪徒袭击，甚至被打死，恰恰日租界无一警员受袭击，此可疑者二。
夜静更深，枪响数次，均在日租界附近，却不见一个日方警员出现，此可疑者三。综合以上疑点，联系日本军警工作的高效率，可以认定，若无日方的默许和配合，匪徒决不可能干深夜如此自由地出入日租界，也不可能不破日方警察抓获。“大汉义军”和“华南军”
从1933年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不仅指使汉奸大搞“华北自治运动”，还纠集伪军向各地进攻。在这些阴谋中，土匪都是被日方当作棋局上的卒子使用的。
1933年日伪从热河进攻察东的多伦、康保、宝昌等县时，曾收买当地土匪李占元、老儿子、老大王、杨老八等股，到处烧杀。1935年上半年，日伪再次进犯察东，仍旧利用当地上匪助架为虐。下半年，在冀北长城各口附近分股滋扰的张龙武、老耗子、刘黑七等匪徒，也是受到日军的支持的。
1936年，蒙奸德王在日人导演下，成立了伪蒙自治政府，以胡匪出身的李守信为伪军头目，进攻绥远。为配合伪蒙军的攻势，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羽山喜郎等人指使内蒙地区巨匪王英收罗土匪武装，资助以大量金钱、武器。
1937年四五月间，王英、张万庆等股匪纠集3000多人在热河集中，刘黑七纠集旧部1700多人在丰宁集中。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指示，将匪徒编为“大汉义军”共五个旅，进犯绥远。关东军司令植田甚至急不可待地亲自跑到察北，叫嚣要尽多地招募土匪充当伪军。
在华南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同样利用土匪制造事端，并企图分裂中国。
1934年，日本浪人在福建勾结漳州地区土匪杜起云，密谋在福建沿海建立所谓“华南国”。驻闽的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奉命剿匪，擒杀杜起云，收编了匪众，使“华南国”阴谋彻底失败。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又策动各地被收编的土匪叛变，以制造混乱。不久，被收编的匪首吴赐果然率所部千余人叛变，公开打出“华南军”的旗号，分散在闽南山区的华安、长泰、龙溪等县烧杀抢掠。
另一名活动在漳州地区的著匪黄国泰，与台湾的日本特务相勾结，受日方操纵，横行于漳浦、海澄、漳州、厦门各沿海码头。1936年，黄国泰派匪徒康在德、甘剑武等人在厦门局口街的台湾洋行内设置联络机关，向来往于漳州、厦门之间的船只勒索“旗仔费”。
这年冬季，福建军警配合，大举剿匪，迫使黄国泰股匪退往漳浦一隅，但对设于洋行内的土匪机关却未能搜获，因匪徒事先得到日方情报早已逃走。1937年3月初，甘剑武再次到厦门设点，终于被军警抓获；而康在德则躲在鼓浪屿的外国租界内，指挥匪徒在海澄、青屿、海门等地抢劫绑架海上渔船和陆上居民。他们指示苦主通过在厦门的台湾洋行或台籍居民牵线说票；而这些洋行或台民大多又是日本派驻中国大陆的特务机构和成员。
抗日战争中，日军更是大量收编中国土匪，或编为伪军，或委以“忠义救国军”、“和平救国军”、“游击队”等名目，用来进攻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屠杀中国人民。例如，1939年秋，黄国泰和张逸舟等匪首就曾受日军指使，在福建组织“和平救国军”，策动当地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转而投日。山东巨匪刘黑七于抗战爆发后，从华北返回山东，也被日军收编，为害当地。
即”保险费”、“纳金”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