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再看看徐州以西地区。先说几个有关匪患的事例。1923年7月上旬的一天，一名“眼线”气喘吁吁地赶往铜山县警备营报告，他亲眼看见匪首王苇茁子进了萧县王楼庄的王克昌家，请官兵速去擒拿。王苇茁子是横行于铜山、萧县一带的著匪，迭次抢劫、架人，官方虽多次通缉，却毫无踪迹。
但这王克昌却是当地富绅，当过区董，是当地的知名人士。此刻，王苇茁子到他家去，是意在绑票、勒索呢，还是二人有勾结？当下警备营立即派马队奔赴王楼庄。
士兵们进了王克昌家，竟无一人，搜查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被缚手塞口关在里屋。放开后一问，答是被绑架来的，并说王苇茁子刚才在此，听到马队声才离开。士兵再搜查，终于在地窖里将这名匪首抓获。二人被带往警备营审讯。
那年轻女子哭诉说，她被王苇茁子绑架后，藏于王克昌家中一个多月。王克昌不但通匪，还强奸了她，逼她每晚与他同睡。玉苇茁子则很快供认一切罪行。警备营具情上报后，遂将王苇茁子枪毙示众，同时派兵搜捕王克昌，直到当月24日，才在其亲戚家中将王抓获归案。
地主劣绅不仅为上匪窝赃藏票，而且其中狡诈奸滑者，还以种种方式资匪、助匪。有的为土匪提供苦主情况、军队剿匪情报，有的提供武器、弹药，通过非法倒卖发财或与土匪坐地分赃。1923年8月间，在徐州地区还查出一起制造枪弹、售与土匪的案件。城西北黄口乡有一士绅邵世恩，购置了几台小型机床，雇用20多名工人，专门为土匪加工枪弹。
除了这些地主劣绅外，鸡鸣狗盗的宵小之徒，男盗女娼的泼妇无赖，自然也是土匪们极好的合作伙伴。这些人为土匪通风报信、踩点守望、窝赃销赃，甚或提供吸毒、奸宿的种种方便。徐州附近磘湾的北面有一王庄。庄内一年轻寡妇刘王氏与股匪首领勾搭成奸。匪首每隔十天八天便要来此宿夜，来时则将股匪百十号人全部带上，叠满村庄，由村民供应吃喝住宿。
时间既久，家家户户怨声载道，于是迁怒于刘王氏。男人们背后骂她一声“臭娘儿们”，女人们当面啐她一口“土匪破鞋”、“不要脸的骚货”，小孩子则泥坷位、石块往她身上扔。后来，村民更组织起白缨枪会，抗拒土匪进村。
一日夜间，匪首独自摸进村里，与刘王氏幽会。二人温存一番之后，刘王氏在匪首怀里抽抽嗒嗒地哭诉了村民们对她的欺侮，要他为自己出口怨气。匪首听得咬牙切齿，发誓为这女人报仇。一个阴沉沉的后半夜里，护村的白枪会会员熬不过疲乏，正在打瞌睡，百余名匪徒冲破寨门，闯进王庄。他们一不劫财物，二不架肉票，当场杀死20多名青年男女，扬言“谁再敢和咱码子做对，这就是下场”，随后才蜂拥而去。
因为土匪流动性很大，官方不可能在每个乡村都派驻重兵，所以除了上述农民自发组织的白缨枪会等团体外，民国时期，不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在地方上搞了一些合法的民间自卫组织。这些组织名称多样，如民团、保卫团、治安团、自卫队、团防等，都是由当地百姓出钱、出枪、出人。
由于这些组织往往被地主劣绅所把持，其成员大都是一些流氓痞子，甚至就是土匪兼任，因此，虽然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也能起到一些御匪作用，但更多的情况下，则是合法的土匪强盗。他们骚扰百姓，与匪沟通，诬良为匪，危害地方，决不亚于真正的码子。
徐州城南马兰集有一姓朱的牛贩子，1923年夏天一日，派仆人外出讨帐。仆人收得600元大洋后返回，将至村庄时，被几名土匪拦住，绑上双手并堵住嘴巴。土匪劫得银洋后离去，仆人悄然跟踪其后，随匪徒进了一个村庄，并央求当地农民松绑，说明情况。乡民见义勇为，当即在村中搜索，抓获一名叫王小二的匪徒，送往马兰集保卫团审讯。
随后从保卫团传出消息说，匪徒供认张邦、叶兴善都参与作案。张、叶二人都是邻近村庄的老实农民，而且家境都还可以。人们正在怀疑这是土匪诬陷时，叶兴善已被吓得神经失常，先杀了妻子，后自缢而亡。过了一天，保卫团又将马兰集的孙振才传去，说他的儿子也是土匪一伙，应罚款200元。
孙振才因儿子素来不务正业，前些年在家中偷了一笔钱外逃，至今未归，故将信将疑，凑了100元先交了上去。后来听说王小二被押解铜山县警署讯办，孙振才便托熟人打听儿子的下落。岂料熟人告知，王小二口供中不仅没有孙的儿子，并且也没有张邦、叶兴善二人。
至此人们才知道，原来这全是保卫团借匪来讹诈百姓的钱财。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在这一带地区，土匪以及与土匪相关的人和事，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时社会活动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时时处处都可能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