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无论南北，都有土匪。关于南方的土匪，前面已经介绍川、黔、滇、苏、皖和湘西等地。这里再列举一些匪案，综合地作一介绍，以表明匪患的普遍性。
嵊县匪帮剜人心浙江省东面临海，海盗猖獗。内陆部分，北面为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太湖强盗肆虐。其他地区多为丘陵地带，山峦起伏，绵延南北，横亘东西，成为土匪盘踞的巢穴和出没的场所。浙江又与沪、苏、皖、赣、闽诸省市交界，便于匪徒往来流窜。
由于土匪为祸，意在劫财掠物，因此，浙省匪患严重的地区主要在乡镇富庶而且人口密集的浙北、浙东、浙西。而浙南山区地瘠民贫、人烟稀少，即使是数十人的股匪也难以就食，因此匪患反相对地少些。像浙闽边界的仙霞岭，八百里山路崎岖而又荒凉，除了逃窜时来此暂避，匪徒是不会到这里来企求什么的。
浙省土匪当以嵊县匪帮最为猖獗，其恶名也因此昭著于附近省市。所谓嵊县帮，是民初至20年代前期形成、以浙东四明山为中心、活动于嵊县、诸暨、新昌、奉化、余姚、上虞等县的土匪，故又称诸嵊匪帮。
例如，1923年间仅在奉化县的剡源一带，就有3股匪徒。一股百余人住稻蓬山，袁德性为首；一股40余人住西晦溪，单孝治为首；一股六七十人住四明山中，王荣泉为首。三股互通声气，在附近各乡为祸，几个月间就作案20多起，且伤毙多人。嵊县匪帮主要作案方式是绑票勒赎，20年代时，其手段极为残忍骇闻。据报道，曾有匪徒将历久未赎的人票缚在柱子上，当着其他人票的面，用尖刀刺入其胸膛，剜出心脏。
嵊县匪帮除在上述各县为祸外，还逐步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杭州附近的绍兴、萧山、富阳、临安等县，与这些县本来就已不在少数的地产土匪勾结起来，制造匪祸。1923年6月在绍兴被枪决的匪徒裘九斤，是嵊县匪首钱学渊的党羽，多次在绍兴横溪、下米墺等地绑架勒赎。
当时，为防止嵊县土匪效尤孙美瑶劫车，浙省军队曾在杭雨铁路两恻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许多匪首被迫逃往上海，后在上海华、洋各界警探搜捕之下，又有一些人落网。但更多漏网的匪首却认识到，上海地方华洋混居、五方杂处，正是隐蔽藏身和绑架作案的好地方。
因此，从20年代中期开始，嵊县匪帮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到浙北、苏沪各地。本书后面要介绍的1937年京杭国道绑票案和1946年发生在上海的棉纱大王荣德生绑票案，均为该匪帮所为。
从30年代开始，嵊匪成为祸害浙苏沪各地城乡最严重的大帮匪徒。他们集数十年绑票勒赎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组织，每次作案都制订巧妙而周全的计划，各色人等分工合作，因此作案屡屡得手。同时，该匪帮在其发源地四明山老巢附近仍有活动，以留退路。例如，新昌、嵊县交界的沙筛坑附近有一著匪丁石泉，曾多次策划、参与绑架人票，1932年下半年被新昌县逮捕。
根据他交代中提供的线索，官府曾追剿过一些匪徒，并击毙匪首。除本省土匪外，外省土匪也时时窜来浙江作案。1923年6月4日发生在长兴县的绑票案，就是来自安徽的土匪所为。这天下午6时左右，长兴县合溪乡缸窑小学已经放学，但因夏天天色尚明亮，所以几名家住附近的小学生还在校内做功课或玩耍。这时，从学校北面回龙山上下来四五个持枪匪徒。他们进入学校后，见到正在操场上的学生潘鸣盛，便一把抓住，挟着便走。
潘鸣盛大声呼救。教室内几个学生闻声赶来，上前去拉，被匪徒拳打脚踢，跌倒在地。匪徒拉着潘鸣盛走出学校，经过一个姓朱的地主家门前，该户女仆见状，也惊叫起来，匪徒抬手一枪，将她打死。再往前，便是潘鸣盛自己的家，他于是狂呼：“阿爸、小伯，有强盗，快来救我！”
他的叔叔潘梦琴冲出大门，猛地扑向上匪，被匪徒用枪打死。这时，左邻右舍十多名青壮年男人都赶了出来，匪徒见势不妙，遂不顾一切，向众人开枪，当场打死3人，伤2人，其中一人送医院后亦不治而亡。匪徒乘乱仍挟持潘鸣盛逃去。
事后，警方侦探查悉，该股匪徒以张森林为首，巢穴在安徽宁国县天目山中的千秋关。此次，土匪窜到浙江后，先在孝丰县（今并入安吉县）作案，遭到该地军警打击，遂北窜长兴县，分小股绑架肉票；作案后，已经由孝丰返回安徽老巢。
1927年8月间，北洋军阀孙传芳偷袭江苏龙潭、镇江一带，被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打得一败涂地。其溃兵无路可走，纷纷南逃，进入浙江长兴、安吉等县，与当地匪类勾结，啸聚山林。这一带地区本来就多匪，兵匪一旦会合，遂形成1927年下半年浙北极为严重的匪祸。
开始时，土匪仅据天目山中九龙寺为巢穴，分股向东、向北活动，安吉与长兴、湖州交界地诸乡镇，如梅溪、林城、缸窑、和平、律溪、天平桥等数十处相继蒙难。占据黄图村及缸窑一带的土匪先后绑架了100多人；九龙寺的匪徒曾攻入安吉县城，将县长程某及富户8人掳走，索赎金达50万元。此后匪徒人数日益增多，九十月间据估计在千余人以上，还准备编成一个师，与孙传芳挂钩。
他们不仅往四乡八镇派出密探，踩点放线，而且公开在各镇及通衢大道旁张贴布告，招徕徒众。布告写道：“住瓦屋人，欠我钱；住茅屋人，种我田。有人来投军，每日两块钱。”
他们的步哨荷枪实弹，从山顶一直放到乡镇附近。其伙夫每日到集市采买蔬菜杂物，荷担背负而归，居民明知其为匪类，但谁也不敢告发或擒拿。10月初，一个性魏的匪首劫得一良家女子，强纳为妾。办喜事之日，匪窟中鼓乐喧天，大办筵席，各路股匪大小头目纷纷前往送礼致贺。
土匪之所以如此猖撅，只因官军无力。浙江省防军第三团在安吉县仅有二三处驻兵30人左右，与土匪相比，显然不足挂齿。各地保卫团枪支少而劣，作战能力又差，非但不能剿匪护民，而且自己的武器也大多被匪徒抢走。
各镇士绅居民迭次恳请驻湖州的第三团派兵剿匪，却始终不见回音。居民无分贫富，纷纷出逃，有的集镇逃亡人数达十分之七八，以致田间稻穗沉沉无人刈割，集镇街道空空有如阡陌。北伐战争中，浙江因当地军队起义，投向国民革命军，故并无重大战事，但当时人估计，安吉等县居民因匪祸而遭到的损失，甚至要远远超过战区居民的损失。
到30年代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时，浙江匪患也远未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