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统治时期，河北省沿用清代名称，叫直隶，意思是与京城北京有直属关系。1928年，改名为河北。因有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有津浦、平汉、平绥、北宁等主要铁路，该省仍为中国北方极重要的地区。民国时期，该省尽管驻有重兵，却仍未能免除匪患，有时甚至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北洋时期，都城北京是各派军阀争夺的重点目标，直隶经常成为征战之地。土匪遂趁火打劫，溃兵败勇又加入其中，增加了匪势和危害性。1924年10月下旬，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攻入山海关，冀东直军大败，部分溃散为匪。11月间，北戴河周围村庄每天都发生劫案，兵匪甚至直接闯入外国侨民家中抢掠。当地警察的武器被奉军收缴，徒手维持治安，何能对付这些兵痞转化的土匪？
其时，冀东南的沧州匪患也因战事而大炽。沧州自古为罪犯发配充军之地，民风素来强悍，民间有练功习武的传统。其中自不乏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好汉，但也颇有恃强凌人、打家劫舍的歹徒。该县又与山东靠近，流寇极易窜入。沧州原任县知事对付匪患很有一套办法，数百名警备队员被调治得御匪、剿匪能力甚强。
但奉军一到，县知事唯恐胡子军队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杀人，仓皇而逃；警备队武装又被奉军解除；城外原驻有少数直军投降了奉军，虽有枪械，却不敢擅自出动，使用武器；而奉军大队人马则专一集中精力，准备对付南方可能北上的直系军队，对匪祸不闻不问。在这种情况下，土匪毫无畏惧，自然猖獗一时。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为对抗南方国民党势力，在京汉、津浦两线频繁调动军队，更是无暇顾及社会治安。河北各县匪祸再次蔓延。这年夏季，北京东面的蓟县，匪徒人数猛增至3000左右，各股利用青纱帐，大白天即出没于县城四乡，最初以打家劫舍为主，后发展到绑票勒赎。在绑票方面，尤其注重绑女票，可以尽快收到赎金；但到后来，匪徒财色两取，即使收了赎金，往往也不放人，将女票留在匪队中任意糟塌，不少人不堪凌辱而死。
居民中，有钱人家相率走避；贫苦人家为耕耘土地，又无路可逃，只有听天由命。白天，他们尚可偷隙到家中一歇；入夜，则举家匿卧于高粱地里。天晴时，青纱帐里虫咬蚊叮，困苦不堪；骤雨时，混身湿透，彻夜难安。许多大人、儿童因此染上种种疾病，往往不治而死。其情其景，真是人间惨剧。
国民党统治时期，河北匪患同样严重。1935年7月31日凌晨3点多钟，北平东郊通县的北门、西门、南门，同时响起密集的枪声。居民们梦中惊醒，躲在屋内向外窥探，只见一批匪徒正在进攻潞河中学。
有人说：“校内住着不少学生，要被绑了去，可就惨了！”
又有人说：“潞中校警有10几个人，枪也不错，围墙高大门又牢，土匪未必得逞。”
果然，校警和土匪对射多时，匪徒始终无法攻入学校。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土匪这才集队向东北方向窜去。
1935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强迫中国方面签订了《何梅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从河北省撤出。随后，日本人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制造伪“华北国”。为造成华北局势混乱，从中谋利，日本帝国主义者极力唆使土匪在河北省大肆活动。
这年8月，该省长城各口出现大批自长城外窜来的股匪。遵化县汤家口窜入900多人；罗文峪窜入千余名，占据洪山口；迁安县喜峰口窜入2000多人。中旬，各股土匪会于马兰峪，共3000多人，拥有2000多支枪，推举张龙武为首，确定以马兰峪为基地，分股四散活动。
同时，冀东抚宁县榆关、海阳至石河一带，土匪老耗子股，也西向迁安、遵化移动，于8月3日，占领迁安永定堡，并进窥黑汉岭、二道关等地。刘桂堂股匪则从察哈尔东部向东进至昌平、顺义、密云等县。8月中旬该股匪分成数百人的小股，或步或骑，在密云县石匣镇附近活动。一时间，匪徒从东、西、北三个方面纷纷集结到冀北，匪氛浓重，军政警民一片紧张不安。河北保安总队下属三个大队及地方民团忙于布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