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时期，海盗活动决不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30年代，江苏北部沿海有一股海匪，当时称为“海州帮海匪”，每每驾船袭扰苏北各盐场，勒索钱财。海门县著名海盗潘开渠拥众数百人，分头驾船在黄海洋面上打劫过往商、客、渔船，同时也登岸绑架村民百姓。
1932年间，潘股被官军击溃，不出一年，复又啸聚，继续横行海上。每年四五月间，正值鱼汛季节，江、浙各渔船纷纷在黄海、东海捕捞，就地卖给附近鱼行。此时，海盗尤为猖狂，匪船混杂于渔船中大肆劫掠。1934年4月仅仅一个月中，苏北各渔场被抢劫的渔船就达30多艘。
在浙江，舟山岛上的普陀向为佛教胜地，当地居民却也在劫难逃。1934年6月的一个夜晚，海盗8人驾帆船一艘，至佛顶山北麓，连劫三户人家。他们不仅抢走大洋数百元，而且连棉被、白米、小菜也一并掠去。在福建，横行于海澄、漳浦、漳州、厦门等地海陆城乡之间的海匪，以黄国泰、康在德等为首，虽几经官军追剿，却依然绑票、抢劫，直至1937年仍在这一带活动。
40年代，在浙江舟山至洞头的洋面上有王献金为首的海匪；洞头与温州间的洋面上则有打着官方“护航队”旗号的海匪，以毛止熙为首。商船要向官方交纳护航费；再向“护航队”（即海匪）交“片子儿”费，用以购得其首领的名片，保证旅途安全；如果有“护航队”员随船，还要交“顺风钱”。在浙闽交界的海面上，则有“乌军”。
抗战初期，台湾人蔡光冒充日本浪人，勾结浙闽等地歹徒、海匪，组成“乌军”。他们分驻浙江洞头、北矶、南矶诸岛以及福建的台山列岛，或在海面打劫商船，或上岸抢劫岛民财物，并勾结奸商走私贩私，危害商民至深且巨。直到解放后，蔡光才被人民政府处决，乌军也得以根除。
国民党当局曾试图剿灭海盗，除组织水警外，海军也时常出动。例如1934年5月下旬，江苏水警厅三艘巡逻艇在西洼子海面，发现三艘盗船劫持了一艘商船，准备拖走。水警鸣枪包围，海盗开火还击。双方交战近两小时，一海盗船被炮弹击中起火。另两艘企图营救，被水警炮火压住，只得砍断拖带商船的缆绳，且战且逃。水警从起火贼船中擒得海盗数人，救出人票3名，并发现盗首杜学明中弹身亡。这样的剿匪，在当时就是很大的收获了。但另两艘盗船仍逃脱了。
又如，1933年10月初，福建海军曾出动过军舰，清剿海盗巢穴海鹰岛。但福建海盗却从未停止过活动，到1946年，在福建沿海还传出一件重大的海盗案，引起社会轰动。当时，往来于厦门、安海之间运载客货的是一艘200吨轮船中兴号。
这年冬季的一天早晨，中兴轮自安海开出。安海属于泉州地区，华侨、侨属极多，旅客大多携资不少。船驶出1小时后，有海盗7人拔出短枪喝令乘客不许动，听候检查。正巧船上有3名带枪的保安队士兵，当即向土匪射击。兵、匪双方在轮船右舷枪战，满船乘客都惊恐地逃往左舷躲避。一时船失重心，向左倾覆。满船人尽入水底。附近渔船赶来，救出落水者数十人，而水面浮起的尸体则更多，惨状不忍目睹。匪徒中仅2人得以惜水遁逃。
惨案发生后，舆论大哗，纷纷指责水警队尸位素餐。水警队百般无奈之中，遂于1947年初报告说，在泉州农村捕得此案两名匪徒，二匪在押解途中企图逃跑，被当场击毙。此说是真是假，也只有报告人自己心中有数了。上述各例军警的行动，往往只限于局部、个案的打击，治标不治本，因此，海盗为祸终难以彻底根除。
“SOS”发不出去接下来再看北洋海面的情况。华北沿海海盗以山东最为猖獗。山东半岛形似楔子插入渤海、黄海之间，海岸线蜿蜒绵长，沿海各县几乎都有海匪。胶州湾一带，从民初开始，就有海匪在海上为祸，因官军剿捕无力，逐渐胆大而深入内陆。半岛北部黄河河口一带，河网密集繁复，海盗作案后，很容易从外海经内河逃往各地乡间潜藏。因此，民国年间，北洋水面也是海盗迭出，匪案频仍。
1934年6月13日下午4时左右，北戴河海滨停泊着一艘满载粮食的船只，船工和押运人员正在舱内饮酒聊天，等待买主前来卸船。这时，一批持刀、棍的海盗计22人，乘着3艘从秦皇岛渔港劫来的渔船，来到这里，企图劫取这批粮食。当时的北戴河虽然已成为避暑胜地，但远远还不够繁荣、热闹，居民很少；而且6月间也还不是消夏时节，所以海滩边十分冷落。几名海盗上了粮船后，本以为可以轻易制服船员，却不料双方竟对打起来。
三艘渔船上又各走下来2名匪徒前去增援，不料在海滩上被一名持刀、棒的洋人挡住。这人名叫比伦查，是挪威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来北戴河承包一批别墅的建筑工程。他素好日本武术，具有黑带资格。此时，他已下班休息，正准备练武，瞥见发生的一切，便持械冲出。当下，比伦查一人与6名海盗相斗，双方竟打成平手。
当粮船上、海滩上，打斗正剧时，有两艘渔船上也发生了搏斗。因留在每条渔船上的匪徒只有二三人，渔民遂趁机反抗。他们将匪徒掀入水中，急忙驾船赶至北戴河港口，打电话报告警察。河北省海防总指挥部闻讯后，迅即派出一艘小型军舰赶往出事地点。被船工、渔民和比伦查缠住的海盗们，因无火器杀伤对方，急切之中无法脱身。军警赶到后，4名海盗跳水逃跑；1人被击毙，3人遁去；其余18名匪徒均俯首就逮。
几天之后，仍在渤海湾又发生了一起30年代北洋海面上最大的海盗劫船案。17日下午3时，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顺天号客轮从天津塘沽港启航。这是一艘新船，刚刚从上海到天津做首次航行，顺利成功；此刻又满载客、货，驶往上海。夜间10时半，旅途乏味的乘客们都已入睡，忽然被几声枪响惊醒。有人从舱室里探出头来，看见大约30多名持短枪的海盗从下层统舱奔上来，分散到各舱位去。
海盗们首先控制了无线电发报室，使“SOS”求救信号无法发出；随后将船长、英国人克里斯蒂安森和大副、机械师、两名报务员，统统拘禁于吸烟室内。匪徒们抛下铁锚，将船停泊于海上；过了不久，有海盗驾着五艘空载的渔船，聚在顺天轮附近，显然是来装载赃物，接应劫匪的。
匪徒们完全控制了海轮后，便开始逐个舱室地搜劫旅客的行李和衣袋。他们脱下身上的旧衣，当场换上抢来的丝绸衬衫、哗叽西装和各式皮鞋。他们对旅客们的眼镜兴趣尤浓，伸手从那些木然而立的先生们脸上摘下近视眼镜、从口袋里掏出老花眼镜，然后戴上，乱哄哄地惊叫道：“怎么看不清楚？”
看着这一群沐猴而冠的家伙，旅客们感到又可恶又可笑。当两名海盗搜到一间二等舱室时，舱门从里面紧锁着。海盗狂呼“开门”，发疯似地手敲、脚踢。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NO，NO！”
一名船上侍役告诉海盗说；这间舱室里住着三名带孩子的英国妇女，大概是害怕而不敢开门。海盗用手枪柄敲打着舱门，咆哮道：“再不开门，我就开枪啦！”
里面那个女人仍然顽强回答：“NO，NO！”
一名匪首模样的人朝那两名海盗一摆手，说：“算了，饶了她们！”
海盗才愤愤地离开。
海盗们从半夜10点多钟开始，前后搜索了10几个小时，劫得大批钱财、物品，还得到了船上及旅客的8支手枪，4支长枪。但他们竟然漏过了一个舱室。那间小小的舱室是船上会计的卧室。会计在天津办理船票业务，忙了一天一夜，所以上了船，便蒙头大睡，甚至枪声、喊声和擂门的巨响都没有吵醒他。第二天早晨8点钟，他一觉醒来，感到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便拿着毛巾、牙刷，吹着《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的曲子，往洗漱间走去。走廊上，背对着他，站着一个穿西服的人。会计招呼道：“你早，先生。快到烟台了吧？”
那人转过身来，会计惊愕地瞪大了眼睛——那人手里拿着一支手枪。那名海盗也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想到从他身后会冒出一个洋人来，他们以为所有的船员和乘客都已被集中看守起来了。于是，会计被押送到吸烟室，与船长等人会合，这时，他才如梦初醒。
搜劫完毕的匪徒们要求三副、司舵罗斯把船开往辽宁营口，罗斯拒不服从。一名匪徒走过去，一面威胁着，一面用手猛力地去拉他。高大粗壮的罗斯怒不可遏，一下就扼住了那家伙的脖子，把他用力揿在墙上。另一名匪徒慌了手脚，企图拉开罗斯，但无法成功。眼见前一名匪徒被掐得不能动弹，白眼直翻，后一名匪徒连发两枪，一发打中罗斯的手臂，一发擦过他的头骨。罗斯这才松了手，但船是决不肯开的。
一名海盗头目站出来掌舵，当天下午，顺天轮开到黄河入海口、山东省沾化县的海边，然后冲上沙滩，搁浅在那里。一些匪徒把赃物吊到一直跟随着轮船的5艘渔船上。匪首则把船长、船员和外国乘客都带到餐厅。他让大家都坐下，然后吩咐侍役到厨房取来咖啡、西点。
“各位受惊了，肚子也该饿了，先吃一点吧。”
匪首说着，先拿起一块布丁咬了一大口。
待众人吃喝完毕，匪首对船长说，他要带走一部分中外乘客。船长建议，根据公平的原则，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哪些人跟他们走。匪首当然不肯，如果带走几个没有油水的乘客，岂不是白费精力！他带着一批匪徒，在乘客中目测，凡是服饰较好、肤色细嫩的，便用手一指。匪徒即把那人拉出来，另行集中。他走到一名60多岁的中国老绅士面前，正上下打量时，那绅士旁边一人忙说：“先生，这位是孙丹林先生，年纪大了，放他回去吧！”
“孙丹林？他是干什么的？”匪首问。
那人赔笑说：“孙老原来当过北京内务总长。”
“那太好了！”匪首用手一指，说，“孙先生准认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啰，跟着咱们，将来说票时面子也大些。”
孙丹林知道，即使说明自己不认识韩复榘，海盗也不会相信；只得哭丧着脸，站到了20名中国肉票队伍中去。
在外国人中，匪首指定了英国、日本商人各1名，英国军官2名，船员2名，其中包括轮船大副。
“呃，先生，”船长小心地对匪首说，“到上海的路还很长，航行时没有大副可不行，请把他留下吧。”
匪首想了想，表示必须用二副代替大副充当人质才行。
下午5时，海盗们押着中外肉票离开顺天轮，驾渔船离去。晚潮起后，搁浅的轮船得以浮起。同时船长也早已命令发出SOS的电报给天津和烟台。顺天轮被劫一案传出后，英、日两国连连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尤其日本，此时正野心勃勃企图入侵华北，千方百计寻找借口。
因此，南京政府急令驻青岛的海军舰队前往渤海海域巡查，并派出飞机侦察。后来获悉是山东沾化县海匪作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敢怠慢，严令沿海各县认真缉拿，限半个月内破案。6月26日，山东民团将这股海盗包围在利津县境。官方表示，只要海盗将人票全部放出，所劫赃物全部交出，可以收编。匪徒被困，窘迫之极，只得同意当局条件，遂被收编为山东海防大队。
但后来海盗除放出人票外，并未如约交出赃物，且有部分海盗挟赃逃往天津。民团首领有鉴于此，又恐匪性无常，日后复变，便于8月下旬借“点验人数”为名，将这批收编海盗诱至无棣县西山后庄，派军队包围，全部消灭。
除上述海盗横行洋面，劫掠商船之外，民国时期还发生过海军变为海盗的事。1924年6月20日，自香港开往石歧镇（今中山县）的利盛号、永贞号两艘渡轮，相衔而行，到横门附近海面，只见海军江大号军舰迎面驶来。舰上展开一面白旗，上书红字：“奉宪检查军火海防司令林”。两渡船停船待检。这时从舰上过来数十名水兵，分到两渡轮，甫一上船，立即凶相毕露，搜劫旅客行囊。为防止渡船报告，打劫完毕，水兵仍将两渡船拖在舰后随行。
这时，顺德县九江镇开往香港的渡轮也恰巧经过，也照样被拦劫。其后，该舰驶入西江，将所拖渡轮上的乘客驱赶上岸，仍挟两轮而行；并且遇船必劫，前后共劫载客渡轮10余艘，货船五六艘，获赃计约七八十万元，成为广东最大一次盗匪案。
江大舰水兵因上司克扣军饷，积欠甚多，愤而与香山匪徒串通，将正副舰长关押后哗变。当时的广东大元帅府闻讯，下令限期捕回变兵。西江地区各军舰日夜升火，江面戒严，水上商旅惶惶不安。21日，江大舰正欲劫持一艘客轮时，发现一艘英国军舰驶来，水兵误以为来者不善，慌忙将江大舰上所有枪炮子弹及赃物、赃款，全部搬到挟持的利盛、永贞两艘渡轮上，解缆而逃，并架走了舰长陈杰。后来，江大舰由副舰长及少数未参加兵变的水兵开回黄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