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苏南各地多为小股土匪，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大多昼散夜聚，各县乡镇匪案迭出。1923年仅5月3O日夜间，武进县内就发生三起：大宁乡20多名盗匪，先后洗劫了黄阿银、潘顺泉两户人家；孝西乡10多名盗匪抢劫了陈三大家，还打伤3口人。这一年，上海郊区宝山县也极不太平，真如、殷行、刘行、吴淞、杨行各乡镇连传匪耗。
该县有一批地痞流氓、无业游民，素以赌博、勒索为生，一旦亏负，便挺而走险，聚众为盗，却又旋聚旋散。因这些人对当地居民的家业、环境俱十分了解，故往往一发中的。所劫得的财物，大多送往当铺典当换钱，既免得辗转销售、花费时间，又不易被官方侦探发现踪迹。官方事先难以获得情报，事发不能及时赶到，事后又侦查不力，所以发生匪案很少破获。
苏南是重要的蚕丝产地，各县均没有茧行，向蚕农收购蚕茧。因茧行备有大批现金，故成为土匪觊觎的目标。茧行只得花钱雇用军队保护，但纵然如此，往往也难免匪劫。1923年6月4日夜间，设在丹阳县埠城镇的大昌永茧行的大门被敲得“嘭嘭”直响。守在里面的两名士兵和伙计、小工窥见歹徒在外，便急忙将大门抵死，并警告说：“若再撞门，便开枪了！”
门外匪徒置若罔闻，竟搬来巨石猛砸，终将大门撞开。里面的人知道寡不敌众，也不准备再抵抗了。不料匪徒甫一进门，便胡乱开枪，当场打死两名士兵和一名伙计，伤一名小工。随后，土匪将茧行8000余元财物，搜劫一空，呼啸而去。
在苏北地区，收购粮食的粮行则常遭匪袭。1923年6月上旬，宝应县一个粮食行派玉某到宿迁县去收购小麦，途中被土匪绑架。匪徒向粮行勒赎2000元。一般说来，苏北股匪较苏南的人数为多，大都在数十至百余人，不过与鲁、豫、鄂、川及东三省相比，仍属小巫见大巫。然其危害性却不可低估。1923年7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宝应县尹家庄窜来土匪百余人，接连打劫商店、居民20多家，获赃款约2万多元，并杀死3人，架走2人。
匪徒还敢于公开抗拒官兵，即使遭到打击，隐匿一时，旋又死灰复燃，重新为祸。当时，阜宁县有一巨匪王宝华，在靠近涟水县的五条沟一带活动。后官兵、民团联合围剿，打死王宝华，击溃股匪。数日之后，匪徒又举崔国保为首领，公然在十套地方白日打劫。官兵再剿，匪徒窜去；兵去，匪复来，官府毫无办法。
国民党统治时期，江苏省的匪患甚至较之北洋时期更为严重。苏南茅山、瓦屋山是土匪的主要巢穴，匪徒分途分股到附近各市县，如镇江、丹徒、丹阳、金坛、句容、溧水、溧阳，进行骚扰。土匪称绑票为“炕山芋”，各地抢案日夕数起，终民国时期，一直不断。
1927年8月，镇江丹徒南乡各地出现多股数人至数十人的匪徒。25日晚间10时左右，上党乡公所闯入数十名穿杂色军服的人，对乡长说，奉县长之命前来剿匪，因武器不够，需征用该乡保卫团的所有枪支。乡长心想，既为剿匪而来，何以枪械不足，其中必有诈情。他一面吩咐倒茶递烟，招待来人，一面暗中交代手下如此这般去做。随后，他向来人陪笑道：“贵军为民剿匪，乡里自当尽力而为，只是枪械一事体大，还请长官出示公文才好移交，否则兄弟难以向上交代。”
那伙人你看我，我看你，支支吾吾，拿不出公文，正要变脸发作，忽听屋外保卫团队员大声议论，说是驻高资镇的警备队往这里来了。那伙人听得心慌意乱，忍不住探头往外看，只见远处隐隐绰绰果然来了一队荷枪的人，便急忙招呼着离开。临行时，那为首的恶狠狠地对乡长说：“给我准备好一笔钱，我随时来取，否则我将扫荡你这个乡，杀个鸡犬不留！”
大约也是这段时间，丹阳县练团乡一带出现以蒋四泰为首的股匪，人数竟达四五百人，焚屋劫物，掳人勒赎。西乡六村被焚房屋数百间，杀伤40余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五十八团团长桂永清派兵兜剿，虽小获战果，但大股土匪退往与丹徒县交界的浦村集中，准备伺机报复。丹阳城内绅民一片惊慌，县府宣布入夜11时即关闭城门，城内戒严，军警巡逻，夜间无口令不得通行；甚至禁止燃放爆竹，以免引起无谓慌乱。为防绑票，四乡农民夜间被迫携家带口到野外露宿，有钱人则纷纷迁家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