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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乡督办邓锡侯遇匪

  不但上述主要公路干线上经常有盗匪劫车抢掠、绑票,各省、市的一些公路上,也不时发生匪案;若不是触及洋人或当时各界重要人物的话,报刊上甚至连一条消息也未必报道。这里介绍一个发生在四川公路上的匪案,因为所触及到的人物远较许主骅、徐柏园地位高,实权大,所以逮捕和枪杀的人也就更多。
  四川土匪大都与袍哥有关,许多匪首都是袍哥大爷或舵把子。而袍哥在四川地方军队中势力也很大。因此,兵、匪之间,通过袍哥的中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军官、匪首、袍哥大爷相互间都是拜把子的兄弟伙。所以,四川官军的剿匪完全是官样文章,是显而易见的。
  1926年军阀邓锡侯担任四川省清乡督办,负责剿匪事宜。然而,他的卫兵副官喻载阳与成都巨匪赵国栋就是拜把子兄弟。一天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邓锡侯突然起意要到成都郊外游玩,便带着几名并兵乘上小汽车出发。喻载阳一手持枪、一手拉住汽车上的把手,站在车门前的踏板上,警惕地观察着公路四下的动静。
  前方公路旁有一茶店。此时茶店内外,有一批身穿青绒短褂的汉子正乱哄哄喝茶、摆龙门阵、游荡。这几十人正是匪首赵国栋手下的一股,其两名头目叫黄成玉、周子云。他们打探到今日上午,有一名商人携巨款要到邛崃山区去采购黄金,便早早等候在此,准备打劫商人所乘的汽车。众匪徒等了许久,正有些不耐烦时,有人喊道:“那边来了一辆小汽车!”
  黄成玉一面喝茶,一面说:“那人买的是长途汽车票,小汽车不会是的。”
  周子云却放下茶碗,边走边说:“管他呢,能坐小汽车的,准是个有钱人,多拉一个也好。”
  他招呼众匪徒说,“弟兄们,把路给堵上!”
  匪徒们七手八脚地把茶店里的桌椅板凳全都搬到公路中间。这时,黄成玉也走了出来,他眯着眼睛,对驶来的汽车瞅了一会儿,扭头对周子云说:“咦,我看那汽车踏板上站着的像是喻载阳,莫非这小车里坐的是邓锡侯?”
  “对头,是喻载阳。”周子云也看清楚了,他兴冲冲地说,“就是邓锡侯也拉他来关一关,要他拿出个几千杆枪、几十挑银子来赎!”
  “要得!要邓锡侯把我们编成正规军队!”
  几名站在近旁的匪徒附和着。黄成玉正犹疑间,小汽车已经驶近了。站在车外的喻载阳这时也看清了站在路边的黄成玉、周子云,心里着实吃了一惊,但马上就想出了应付办法。他认为,第一,他与赵国栋是兄弟伙,他要给赵国栋留面子,不能来硬的;第二,这伙人是赵国栋的部下,他们都知道自己与赵的关系,他们也要顾这个面子,不至于硬来;第三,邓督办正坐在车里,匪众我寡,打起来吃亏事小,邓督办性命和名声都难保。
  于是,喻载阳把手中的枪插进枪套里,主动招呼道:“黄老弟,周老弟,二位辛苦了!”
  黄、周二匪知道这个肥猪是拉不成了,只得尴尬地抱拳回礼:“喻大哥,近来可好!下车喝碗茶吧!”
  “不用啦,改日再来喝。”
  喻载阳一边向二匪点头致意,一边轻声吩咐司机赶快倒车。
  却说邓锡侯这日起得早了些,路上就倚在后座椅背上闭目养神。车刚停时,他倒也未在意,后听得喻载阳与人说话,随后汽车竟又倒起车来,便睁开眼睛往窗外看去。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他不由惊出一身冷汗——车外几十名拿着手枪的人,正横眉竖眼地瞪着汽车,看见了邓锡侯的面孔,又用手指指戳戳,议论起来。等汽车退了一段路,掉头回驶时,邓锡侯回过头,只见那一群人也径自离去。
  返回成都后,邓锡侯立即召喻载阳询问究竟。喻载阳无法隐瞒,只得如实说明。邓锡侯闻言勃然大怒。他认为,自己堂堂清乡督办,专司剿匪,今日竟道遇土匪,还险些为匪徒绑架,实乃奇耻大辱;若再不严厉惩治一下,上司、报界以及民间将何以看待我邓某人!而喻载阳则因匪方确实给了他面子,如果邓督办真的严办起来,他将来在江湖上会被人笑骂的,因此便极力希望邓锡侯手下留情。
  他说:“土匪正是因为得知小汽车上是邓督办,才不敢劫车架人的,以此可见督办的声威足以震慑匪类。督办何不网开一面,容其迷途知返呢?”
  邓锡侯哪里肯听!他下令将成都市区内外穿青绒短褂的人,一个不漏地抓起来,逐个审讯;又逮捕了一批知名的袍哥大爷,将其中几十个通匪有据的,都砍头示众;同时,下令严行缉拿匪首赵国栋。一时间,成都地区军警忙碌,监狱人满,平素与土匪、袍哥有瓜葛的人纷纷藏匿,社会治安倒似乎真的好了一阵子。
  赵国栋在四川呆不下去,三十六计,走为上,遂化装乘船顺江而下,躲到了上海。事隔不久,担任成都卫戍司令的刘文辉有事要借助赵国栋,千方百计地打听到赵的去处后,亲自派人到上海将赵国栋接回成都。邓锡侯自然闻知此事,但一则时过境迁,二则也不愿与刘文辉反目,便不再提什么缉拿赵国栋的话了。
  民国时期铁路、公路上的匪案,使广大旅客出门上路,都是胆战心惊,不知何时会遇上剪径强盗绑票匪。“行路难”之叹,已不是李白所指的道路艰险之意,而是指途中无安全可言。而且,从本章所述的诸多案例来看,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都没有给土匪以真正的沉重的打击。
  只要获得暂时性的、局部的解决,对上司或社会舆论有个交待,那就万事大吉,至于残余匪徒等也不必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了。所以,即使撇开造成民国时期匪祸的社会根源不谈,官方剿匪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也是匪祸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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