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的猖獗给四川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安定，人民普遍缺乏安全感，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均受到巨大障碍。壁山县每逢赶场日子，商民脚夫往来于壁山、重庆之间，途中须经波罗山，该山怪石嶙峋，匪徒常隐于其间，持快枪马刀，突出打劫过客。行人稍有抵抗，则毙命于刀枪之下。尤其脚夫因受雇于人，货物损失后无力赔偿，故往往与匪争执，因而被杀害者甚多。行人不得不避开此山，绕道而行。
巴具各地，凡持钱粮、布匹行于途者，不约集数十人，不敢启程。有一在县城读书的青年学生，自忖身无长物，独自返家，途中被匪刺7刀丧生。自贡地区的自流井井盐收入甚丰，当地军阀刘自乾据此年收入为1200万元。土匪对此十分眼红，每每欲夺此肥肉，刘自乾特地派兵驻守保护盐井。
一次，大股土匪袭来，士兵不敌而逃，在井操作的工人、农民躲避不及，被匪徒抓住殴打，多数受伤，有的竟被割去双耳及手指。1923年绵阳一带蚕桑收成很好，但因土匪横行，经营茧丝的商人望而却步，以致当地丝市停滞。曾有心存侥幸的商人在绵阳城内购得价值万余元的白厂丝，不想刚出城20里，便被土匪全部抢去。土匪的活动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乃是不言而喻的。
20年代开始，四川土匪较之过去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第一，土匪组织严密。清末民初土匪大抵为“斗板凳脚”，多为无业游民、地痞无赖，临时纠集，劫后当即分赃逃窜，以避官府缉拿。此时则人数众多，内部团结，以积年老匪为骨干，以溃兵、裁兵参与策划指挥，流氓、无赖、兵痞为基本力量，因此无论在谋略上、在残忍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以往。
其次，以前土匪以抢劫财物为第一目的，此时则以招安为第一目的。这是因为四川历次军阀战争中都有一批匪首当官，刺激了土匪的官瘾。20年代的四川内战中，就各派军阀而言，他们既希望扩充自己的实力，又生怕土匪背后捣乱，因此纷纷招抚匪队，委以旅长、团长等职。就土匪而言，朝为匪首，暮为军官，富贵利禄得之易如反掌，何乐而不为？
就社会渣滓而言，由匪而官，既为终南捷径，何不泼出一试？于是匪众益多，匪势益大，越是力足以抗官军、战团练者，越容易受招安，当大官。据统计，1923年间，四川省内各军共约二十二三师人马，竟有70％为招安的土匪队伍，人称“老二队伍”。所以无怪乎远在河南的巨匪老洋人也急于要跋涉千里，到四川来以求一逞了。
第三，往日为土匪怕官兵，而今竟是官兵怕土匪。四川官军当然也有应地方官府士绅之请，前往剿匪的，然匪焰嚣张，往往敢与两三个团的官兵对阵。川军第六师师长邱华玉与川东边防司令汤子模在沪州交战时，邱华玉亲率两排卫队往前线督战，不料行至九层崖，与股匪猝然相遇。双方枪战多时，邱华玉身负重伤，后虽被救出，最终还是身亡。江（津）巴（县）壁（山）
合（江）峡防司令印时安在率队剿匪时，竟被匪徒捕俘杀害。奉吴佩孚之命入川增援杨森的黔军支队队长也在行军途中被土匪所杀。至于军中下级军官、士兵死于土匪之手的，自然更多。土匪还千方百计劫夺军队枪械子弹。
四川督军刘存厚驻军绵阳，自陕西运进枪械，行至广元县为土匪劫去子弹12车，机枪一挺、大炮一尊。黔军袁祖铭以援川前敌总司令名义率军入川作战，在内江被土匪劫走长枪2000支，气得暴跳如雷。入川作战的陕军第七师进攻开县、渠县时，土匪每每在其后方骚扰，专劫枪支弹药，令其苦不堪言。川军悍将赖心辉击败杨森军队后，乘势东进，却不料在荣昌、永川两县间的邮亭铺被土匪腰击，拦劫武器，竟至大乱，几乎溃不成军。
土匪伏于后方，扼守险隘，出没无定，骚扰军队，夺其饷械，官军谈虎色变；有心痛剿，却又如拳头打跳蚤，有力使不上。更有可笑者，外省各地都是官府、军队悬赏缉拿土匪，四川土匪却公然张贴告示，声称保护百姓，且悬赏求购官吏的人头，川匪之猖狂可见一斑。
国民党统治时期，四川广棚数量减少，但土棚和斗板凳脚却照样猖獗。
匪首们有的与地方官府、军警勾结；有的被收抚当上民团首领、谍查人员，却照样干土匪勾当。大竹县匪首蒋朝奎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省府得到民间诉状太多，遂点名责令县府缉捕归案。但因蒋朝奎与地方官员有亲戚关系，在监狱中也享受特殊待遇，敲诈勒索其他犯人。匪首王子英自首后，被任命为大足县便衣队长，“以匪治匪”，其实他在暗中遥控一伙匪徒在外县拉大棚子，坐地分赃。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党政军机关都迁往四川，然川匪的嚣张气焰并未收敛多少。1941年的一天夜间，四川军阀潘文华的副官余蜀良在成都布后街的成都大戏院订了一排前排座位，招待一批妓女。妓女尚未到时，有一麻子男人却坐在空位上。余蜀良穿着军服、身披大衣，神气十足地走过去查票，发现此人购的是后排票，便要他让座。那人往里挪了一个座，余蜀良仍要他让，他又让了一座。余蜀良再要他让时，那人陡地站起，指着余的鼻子大骂：“你以为老子是谁，这么好欺负？老子认得你，姓余的王八旦！”
余蜀良年轻得志，素来趾高气扬，今天在众多观众面前如此受辱，气得发抖，便掏出左轮手枪。不料那麻子竟也迅速地掏出一支20响连发手枪，对准余蜀良骂道：“你狗娘养的敢动，老子就先搁起你！”
这时，在场的一名土匪出身的谍查员大喊：“余蜀良，动不得，这是客！”
余蜀良一听，知道对方是土匪，便不敢再动。那人气冲冲地离开座位，跳上戏台，对台下众人说：“老子是袁子才袁麻子，今天是买了票来看戏的，我就不相信会在这里翻了船！”
他指着余蜀良说，“老子今天受了气，二天来跟你这娃娃再斗斗！”
骂完之后，袁麻子手提短枪，扬长而去。在场军警商民鸦雀无声，更无人敢上前阻拦。
原来袁麻子与成都市疏散区谍查主任、原新繁县著匪何载之是兄弟伙，而成都大戏院又是袍哥大爷刘家兴开的，所以，袁麻子虽仍为土匪，却敢于深入成都市来看戏，并大耍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