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围剿不成，还采用过招抚一策。国民党在湘西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收编土匪。第一次是1934年前后，国民党为对付活跃在湘鄂西的红二军团，收编过以陈老统为首的匪众。第二次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曾将湘西土匪招抚，调往淤沪前线作战；但只编了一个师，土匪骨干分子和好枪械都埋伏下来了。第三次是1947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将土匪编成“戡乱建国大队”，用来对付共产党。最后一次是1949年，白崇禧、宋希濂收编湘西土匪，组织“反共救国军”，企图在中南地区阻止解放军的攻势。
但匪首们向来是听编不听调的，对当上司令、师长、团长的职务，兴趣极为浓厚，但对调出湘西打仗却无不反对，甚至不惜采取强硬行动。1937年，湖南省主席何键在蒋介石指使下，要调招安土匪出省，结果激起了“倒何运动”，迫使何键调离湖南。1949年初，省主席李默庵也要调匪出省，一批匪首联合行动，制造了血洗沅陵的“三·二事件”。
3月2日这天，被收编的匪首——永顺具警察局长曹振亚、保安十团团长汪援华、古丈县县长张平（即张大治）以及芷江具著匪潘壮飞、杨春圃等人，分两路进攻沅陵县城。攻人城后，匪首们宣布“自由行动三天”。匪徒在城内三处放火，火势因无人扑救，很快蔓延全城。他们到处抢劫、杀人、奸淫。除6户素与匪首有来往的富户人家，由匪首在宅墙上贴了“士绅住宅，严禁滋扰”的告示外，全县无一家得免。被强奸的妇女达300人之多，其中被奸致死的就达56人。
三天中，沅陵县城一片烈焰，满街尸体，天空因布满烟尘而昏暗，沅江因流淌鲜血而赤红。事后，国民党当局不仅被迫打消调土匪上前线的企图，而且还不得不给参与血洗沅陵的匪首们加官晋爵。汪援华、曹振亚当上了保安第五旅的正、副旅长，潘壮飞、杨春圃当上了芷江县警备司令部的正、副司令，张平则升任第十一师师长。
国民党对湘西土匪的剿、抚两策，均不能奏效，一些地方军政官员只得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甚至暗签密约，互予优惠，以保一时一地之安定。
1939年，25岁的沈醉初任常德军警稽查处长时，年轻气盛，曾打算狠狠地治一治经常在当地骚扰的彭春荣股匪。不料，此举遭到常德士绅商贾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稽查处的几十名军警根本不是土匪的对手；真的激怒了土匪，彭叫驴子会联络瞿怕阶、杨树成等股前来攻城，血洗常德的。因此，他们建议沈醉学习以前地方官吏的办法，与土匪达成协议，同意土匪的一些条件，然后要求匪徒不到常德来捣乱。
沈醉虽不甘心，然审时度势，也只得派人与彭春荣去联系。为避免留下把柄，双方不以书面协议，仅口头约定：官方允许土匪到常德地区购买物资、器材，不得捉拿、拘捕；匪方保证不在常德作乱。这样，匪徒竟得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自由进出常德城，而军警则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彭叫驴子在沉陵公路上劫走42名女学生后，学生家长纷纷投诉湖南省府，省保安司令部责成沈醉设法处理。沈醉百般无奈，最后答应了土匪的条件，用几千发子弹才将这批女孩子换了回来。
当然，国民党与湘西土匪的关系，还不仅仅是上述各点。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席卷大陆之际，国民党不仅在这里封官许愿，收买了所有的匪首，而且还为股匪派遣了参谋人员、联络特务，提供了军用电台、地图以及各种武器装备，用以对抗革命洪流。但有600年历史的湘西土匪，终于随着它赖以生存的旧社会一齐彻底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