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第二种情况，是土匪被招安收编为官兵。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向有传统的。远的不说，仅清朝末年所收抚的匪首，后来在民国时期发迹显赫的，其数量即十分可观。举其荦荦大者，就有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曾任吉林督军的张作相、当过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当过热河都统的汤玉麟、当过绥远都统的汲金纯、老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曾任广西督军的谭浩明、当过广东省长的李耀汉等许多人。
民国以来，则有后来曾当上直隶督军的褚玉璞。他曾在山东抱犊崮一带为匪，经由民初安徽都督柏文蔚派人收抚，在10几年的军阀混战中，迅速飞黄腾达起来。至于督军、省长以下，招安匪首当上军、师、旅长的，则几可车载斗量，数不胜数了。
收编土匪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官兵无力或无法剿灭该股土匪，只得改剿为抚。例如，20年代前期，孙美瑶和老洋人都是因为绑架了洋票，官兵围剿时投鼠忌器，只得改用招抚办法。又如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流窜为祸于华北七省的山东巨匪刘黑七，人多势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多次派兵进剿，劳而无功，百般无奈，只得派员招抚收编。
二是军阀混战，急需扩大实力、减少阻力，因此招编土匪队伍。这在1923-1924年间的四川军阀混战中，最为突出。本书介绍川滇黔匪祸中已有叙述。同一时期，在湖南发生的谭延闿与赵恒惕的战争中，双方也都急相收编土匪队伍。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后，蒋介石为利用河南土匪来对付冯玉祥，乃任命张钫为代理河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总指挥，专门收编土匪。
其时经张钫收编的大股土匪计有：许昌、宝丰之间的李万林股为一师，临汝县的范龙章股为一师，宜阳县的王殿阁股为一师，嵩山地区李万如股为一师，自由县（今名伊川）赵冠英股为一师。这其中还不包括收编的那种类似土匪的地方民团。1931年冬，张钫带领这一批杆匪出身的师长们，乘火车到汉口拜见蒋介石。蒋介石劝勉有加，并赏给每人500块银元作为见面礼。
三是匪首们本身把当土匪作为求官进身的捷径，以招安收编为追求目标。湘西巨匪瞿伯阶从1927年开始为匪，到1939年仍是另一匪首师兴周手下的一名营长。当时他家乡龙山县有三个黄埔军校毕业生：萧瑞禾、向阳、杨亦九，均不得志。三人商量后，于1939年底走访瞿伯阶，对他说：“现在玩枪杆子，小搞没得办法，终究出不了头；只有搞得越大，越有办法。搞大了，我们帮你活动，编师、编军都由你，还怕蒋委员长不收编你？”
于是瞿伯阶遂独立山头，自封司令，以萧瑞禾为参谋长，越搞越大，至1947年终于被国民党收编为暂编第十师。在豫西，民间甚至流传一句谚语说：“想做官，去拉杆。”
有时一股杆匪会同时有两派军阀去招安，匪首便视开价高低而决定投靠谁。
有的匪首招安后，觉得人少官小，不够满足，还继续招降纳叛。陕西军阀刘镇华手下的镇嵩军下分三路，由柴云陞、张治公、憨玉昆分任标统（团长）。这几个人都是当初在河南嵩山当山大王的“老架子”，收编当上标统后，觉得实力还不够雄厚，便放“外队”。
所谓放“外队”，就是找来一些营、连长，助以一些枪支弹药，令其带领所部外出拉杆子，扩充人马，等到人枪渐多，再收回来。一个连长放“外队”回来即可当上营长，营长则可当上团长。老百姓称这种外队为“官匪”，倒也是名副其实的。镇嵩军当然不会去打这些外队，民团或其他军队来打这些外队时，他们并不承认这是自己的人，甚至还被迫派些部队去协剿。
但兵、匪之间早已暗中定有信号，彼来此去，彼去此来，而且官兵还乘机输送些“瓢子”给外队。因此陕西老百姓称镇嵩军的军官都是“嵩山大学毕业的”，就是说，这些人大都在嵩山当过土匪。这种放外队的现象，在其他省内也有。20年代末，山东就常有这类官匪。
更有的土匪是忽匪忽兵，朝匪暮兵，转换无定，尤其显得是兵匪合一、兵匪难分了。河南宜阳县匪首王殿阁最初在豫西拉杆，后被陕督刘镇华收抚到镇嵩军中当官。1925年刘镇华失败下台，王殿阁回到豫西为匪；不久又投入孙殿英部下，并参与盗掘慈禧陵墓等官匪勾当。
1928年孙殿英部缩编，王殿阁再返宜阳做山大王；第二年被西北军宋哲元部的“豫西剿匪司令”张治公收编为师长；至1930年复为张钫收买，成为蒋军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