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粮食、饮水确实匮乏。1000多土匪全部集中在这里。被围了好几天；原有的和新到的肉票，也有好几百入。因此，那些洋票经常有一顿无一顿地处于半饥饿状态。一天，土匪给洋人们送来一些小牛肉，然而吃惯嫩牛排的先生们煮了老半天，才勉强能从骨头卜撕下一点肉来，但肉汤却很鲜美。事后，有人告诉他们，那实际上是山东一种性格暴躁的癞皮狗肉。
据说，吃了这种狗肉的人，在7年之内都会具有那种粗暴的狗脾气。这使那些急于补充蛋白质的洋人们懊丧不已、又一次，洋票们尝到一种肉馅白嫩、鲜美的包子。
美国人鲍惠尔去请教一名土匪。那人当场在石板下找出一只巨大的蝎子，告诉他就是这种昆虫的肉。鲍惠尔只得放弃填饱肚子的打算。
至于中国肉票的待遇，就更差了。因为土匪也和官府一样，认为洋入似乎比华人更高贵些。所以，当山上饮水紧缺时，土匪曾将原有的过期末赎或油水不大的华人肉票，从崮顶掀下去200多人。一时间，崮上哭声四起，崮下血肉模糊，死者枕藉，伤者惨号。一个半月后，当山上土匪被收编下山时，崮下已是一片森森白骨。
再说田中玉至此总算松了一口气。田中玉本属北洋军阀中的皖系，直皖战争后，直系控制了中央政权，他勉强保住了自己的位子，却不料又遇上这件匪案，弄不好还得丢官。因此，几天来他一直坐卧不宁，寝食俱废。不过，在枣庄的衮衮诸公并不都像他那样忧心忡忡。据当时记者报道，枣庄东门中兴煤矿公司大楼里设有军官俱乐部，军官们日夜在此聚赌、招妓，极为热闹。
以膝、峄两县知事为首的官吏、富绅，下榻于一名乡绅的大宅内，终日抽鸦片、聚赌。滕县知事赵策录每赌必赢，声称“能每天如此，官都不想做了”。
至于中央和省里的官员，及各国领事则住在火车站的专列里，有软卧、客厅，舒适之极。据北京来的一名军官说，交通总长吴毓麟整天躲在卧车里打麻将，有事请示，一概推说去找地方官。
就在吴总长雀战方殷之时，抱犊崮上的匪首们正在讨论第一次交涉的情况。他们认为：第一，“洋票”在手，奇货可居，要价还可更高些；第二，只怕一旦交出洋人，官军马上会来包围进攻。于是他们推翻前议，另提五项条件，包括二十旅撤回济宁，第六旅回原防；滕、峄两县士绅担保不背盟杀降；匪众改编为两个旅，可在邹县上村等5处自由行动，等等。
15日田中玉等到的不是被释放的洋人，却是新的5项条件，顿时傻了眼。吴毓麟想到北京公使们那一副副嘴脸，急得从牌桌边离开，以慷慨就义的神情向记者们表示：“我愿意进山去当人质，请孙美瑶把洋人放出来！”
此后到20日，官、匪之间无正式代表谈判。但以各种身份进山的无聊之徒、各派政客，却络绎不绝。他们有的企图借此邀功，对土匪胡乱许愿；有的打算利用土匪参与政争，劝他们挟洋票威胁政府。匪首们曾派法国“洋票”柏如比携带他们致英、美、法、意四国公使的信到北京，请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以答应匪方条件。这种充分利用外交、政治手段的做法，显然不是土老帽们可以设计出来的。
官方正式调停人是安特生、温世珍、杨以德、郭泰胜等人。他们往返于枣庄和抱犊崮之间，传达双方不断变动的条件。最后，田中玉一再让步，提出三步计划：第一步，官方按照匪方要求，由田中玉委任孙美瑶为招抚司令、郭其才为参谋长，匪方交出13洋票；第二步，官军撤回原防，匪方再交13洋票；第三步，收编完成，人票全部释放。在田中玉等人看来，只要先放1/3人票，就表明工作有成效，外国公使就不会逼得那么紧了。
然而，土匪们抱定一条，不完全达到目的，洋票决不释放一个。于是谈判陷入僵局。5月20日，匪徒反趁夜色下山袭扰官军防线，双方交火。田中玉忍无可忍，第二天拂晓即令二十旅将抱犊崮团团围任。随后，他借吴毓麟北上进京，陈调元、温世珍南下江苏。官匪交涉遂告决裂。
有人根据当地老百姓的经验指出，向土匪赎票，切忌紧张慌乱，“越害怕，鬼越吓”。不必过分担心“撕票”，因为土匪绑票的目的是敲诈勒索，而不是杀人。临案发生后，外国使团张皇于前，北京政府忙乱于后，使土匪看出官方的苦衷；加以一些“调人”的教唆，土匪便挟洋票以自重，狮子大开口。结果官方越是降格以求，却越是达不到目的。相反的例子是楚汉相争时，项羽绑架了刘邦的父亲做人质，以“烹而食之”来要挟刘邦。刘邦深知个中诀窍，回答说：“请分我一杯肉羹。”
项羽气得哇哇大叫，却终未把老刘头杀死煮了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