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红枪会最初是因抗匪而起，因此会与匪之间的仇恨极深。土匪如果进入硬地而又能战胜红枪会，那么为恶程度要远远超过软地。反之，红枪会如果追逐或主动进攻土匪而进入非红枪会地区，也会认为这些地区村村通匪，户户窝赃，因而也大肆烧杀抢掠，作为报复。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词汇：会匪，即认为红枪会只是一种带有秘密宗教会门色彩的土匪。
由于红枪会员的成分多为有家有地的中小农民，其领导权往往容易被地主豪绅所掌握；如果再有一些心术不正的痞子流氓在中间起骨干作用，利用农民贪财发家的心理，那么红枪会的匪化是完全有可能的。例如，1928年4月间，妙道会在河南郊县、襄城、长葛、新郑等县起事，曾进攻禹县县城；失败后，竟与当地土匪合伙，号称“黑虎道”。会匪在禹县地区焚掠了70多个村庄，以后又攻破新郑县，杀人甚多。
又如豫北林县天门会，起初因抗匪而参加者甚众，扩大到安阳县和河北省的武安、涉县、辉县、临漳等县。到后来，其首领韩欲明为进一步扩张势力，竟采用暴力手段，胁迫各县农民参加，派粮、派款；并强向百姓收枪，无枪者须出钱购置后上缴。
天门会因而由护民转为扰民，引起附近地区红枪会等其他会门组织的不满和反对，导致相互械斗。天门会依仗人多势大，派遣会员出战，在林县，与清道会；在安阳，与白枪会；在武安，与红枪会、黄纱会，均将这些百姓御匪组织打垮。天门会取胜后，即焚掠上述会门控制的村庄，并杀伤村民。
1927年间，在直豫边界数县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入了天门会，吃馍不嫌贵，脚踏哩服呢，头带松三亏。张口就骂人，翻眼枪杆捶，三天就出差，五天就归位，孩子叫人爹，老婆给人睡。这首民谣充分地反映了天门会的匪化情形，尤其是会首们的恶劣行径。
此外，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像江苏宜兴，那里的大刀会后来也与太湖湖匪合流，由农民自卫变为扰民害民。
更有甚者，1926年河南部分匪化红枪会受地主、土匪的挑拨利用，竟将荥阳农民协会委员长李虎臣一家老小11口人全部杀光。1929年3月，山东无极道（即无极会）首领李光炎、王传仁，在下台军阀张宗昌和日本浪人的策划、支持下，发动反对国民政府的暴乱。他们纠集数万道徒，先后进攻滕县、济宁、鱼台和江苏丰县、徐州，要求打倒三民主义，恢复迷信活动，反对男女平等和妇女天足，并拆毁铁路，破坏交通。这种倒行逆施，最后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所平定。
但是，红枪会等组织就多数来说，其基本成员还是保持了中国农民的良好本色。例如山东汶上县、宁阳县的红枪会，曾占领县城达7个月之久，他们所选择的驻地都是学校、庙宇、公共机关等，决不擅入民宅，骚扰百姓；所吃的都是自己携带或定做的大饼、馒头，丝毫不去掳掠当地人民。
至于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称红枪会等组织为会匪，除了确有少数匪化红枪会之外，还另有原因。由于红枪会通过有效的抗匪斗争，认识到自己的力当时中国北方农民生活艰苦，平时难得吃到白面馒头。
吃馍不嫌贵，即意味着得到不义之财。哩服呢，是当时高级的呢子面料；脚踏哩服呢，似指以哩服呢做成的布鞋。松三亏，指辫子；头带松三亏，似指大门会员都要打辫子。五六两句表现天门会员动辄打骂百姓的形象。最后四句反映会员经常要根据会首的旨意，到外地去打仗，扩张势力。
量，于是进而武装抗拒官军扰民，抗拒官府的苛捐杂税，成为当时自发的农民斗争的一种形式。显然，被官府称为“会匪”的这一类红枪会等组织，是不属于本书所叙述的内容的。
如果综观整个民国时期的各地红枪会、大刀会等迷信会门武装，除了上述种种活动外，还有许多方面的活动。例如，为北洋军阀各派系所利用、参与军阀混战，坚持封建迷信、反对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为国民党顽固派所利用、袭扰甚至杀害八路军等；另一方面，又参与组织农民协会、支持北伐战争，接受共产党领导、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好，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征兵征税等。
这些当然也不属于本书的内容，附带一笔是为了指出：对民国时期红枪会等组织须作具体分析，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要看到其多侧面性，防止以偏概全。但从总体上看，凡属农民自卫性质的红枪会等组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对其抵抗土匪，和抗官府强征暴敛，均应作肯定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