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再看看豫东的情况：
豫东大部为平原地区，没有可供大股土匪隐匿藏身的地方。因此，民初这里的土匪活动相对要少而弱。但由于军阀混战迭起，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土匪之患一开始未受到严厉打击，以致日益严重起来。
清末至民国五年（1916年）前后，袁世凯统治时期，豫东新郑县的土匪人数较少，昼聚夜散，手段多以贴帖子勒索为主，虽有发展到抢劫的，但也只是小规模、小范围。
1917年至1921年间，北洋军阀集团开始分化，对南方的战事又连续不断，新郑一带兵车往来，溃兵、伤兵增多，流散在民间的枪支也增多，社会治安日见混乱，匪患严重起来。新郑土匪为祸手段发展为“起票”（即绑票）。匪徒编了个顺口溜说：“五洋钢、六轮子，打着舅子要票子，舅子没有咱不要，拉住舅子叫快炮。”
土匪一般都是晚间活动，摸进村庄，围住一家，架走户主或独子；竟有一夜连续绑架17人的。每票都得用三五百大洋才能赎回。由于苦主家往往为讲赎金价钱花费很多时间，土匪不耐其烦，又改为“起快票”。
所谓“快票”，即“花票”，就是绑架妇女。因一般人家总担心妇女被匪徒糟蹋，所以赎票都很快。这就迫使许多大户人家纷纷走避县城；中等人家则联合营建城寨，白天外出劳作，入夜即相率进入躲避；而那些穷苦人家则只得自认倒霉。但穷人骨头里榨不出多少油水，故土匪起快票改在白天，使许多中等人家也难逃劫数。这一变化也反映了土匪人数和胆量的增加。当时新郑县城与洧川镇之间有一股200多人的土匪，凭着100多支枪，横行无忌，官府、民团均奈何不得。
一次，该股匪首马老大结婚，发帖子广招宾客，还请了两台大戏。他竟派人给区公署和民团送请帖，写道“来了是君子，不来是小人”，公开蔑视和挑衅。民团一怒之下，伪装贺客前往赴宴，将马老大和部分匪徒击毙。
1922-1927年间，河南境内军阀混战一直未停，土匪得到的武器更多、更好，参与其中的溃兵也大大增加，匪势更为猖獗，已发展到敢于攻城夺寨。匪首马文德曾多次攻打、劫掠新郑、密县的大集镇。各县当局无力对付，从郑州请来陆军第八旅围剿，也未能收效。官兵只得将马文德老父抓走，交县府看押。
官兵退去后，马文德即写信给新郑县知事，要他速将自己父亲释放，否则兵临城下，玉石俱焚。县知事深知官兵远水不救近火，只得将马父放出。各村寨见官方如此无用，只得依靠自己，乃加固寨墙、挖深寨河、组织红枪会，来对付土匪。但匪徒一旦攻入村寨，为报复，其烧杀更为凶狠。到后来，匪势之盛，已到了不惧官兵的程度。1926年3月，奉军南下，在武胜关一带与直军靳云鹗作战，其后方就屡遭新郑、长葛一带地区的土匪骚扰，痛苦不堪。
从新郑县的例子，可以看出豫东匪祸发展的一般特点，即兵灾越多，匪祸越烈。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从反面说明这个特点。1923年间，豫东各县屡遭来自山东的土匪袭扰。匪徒人数多，武器好，不仅侵袭农村，而且劫掠陇海线各车站，极为嚣张。河南当局派被收编的老洋人部队前往剿匪，却不料老洋人部在各县勾结当地股匪，联合扰民，反加重了人民负担。
其时，唯县五洋钢，指长枪；六轮子，左轮手枪；舅子，河南骂人的话；叫快炮，即枪杀肉票。知事马某颇具先见之明，他拒绝省府派兵进驻，由县里出资购置长枪200支，募壮丁200人，认真训练，按时发饷，因此士气十足。他又派出侦探四出打探，一有匪讯，便及时准备，故多次击溃土匪，并捕获一名匪首小红狼。自是小股土匪一般都不敢进犯瞄县，该县得以相安一时。
豫东也是东邻各省及豫西、鄂北土匪流窜骚扰的必经之地。1922-1923年间，巨匪老洋人曾几度在此经过。本书《陈调元徐州剿匪》一文曾叙及，苏鲁边界巨匪范明新被陈调元打击后，经安徽窜入河南。1923年9月22日，范明新进攻豫东西华县。除大肆抢掠外，匪徒冲进县城的教会女子中学。该校两名外籍女教师达乐西和沙柏，钱财衣物被掠走后，正庆幸无人身之虞，忽然一名匪首下令将二人架走。
达乐西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匪首：“我们是外国人，应当受到保护！”
那匪首说：“正因为你们是洋人，受到官府的保护，所以才更值钱。”
“你们已经拿走了我们的东西，再带走我们，这太不公平！”沙柏抗议道。
“我可以不带走你们，但需要交出1万大洋！”匪首伸出一个指头。
两位女士自然交不出这么多钱，于是被匪徒架走。在票房里，她们见到一大批哭哭啼啼的女校学生，还有许多骨瘦如柴、遍体鳞伤的肉票。据说，后者有的在匪中已达数月之久，因家中无人来赎，只得随匪队辗转数省，且屡遭毒打。达乐西和沙柏等人最后被驻豫东的陕军田维勤旅救出。匪首范明新在交火中被击毙，余匪逃往豫西，投入在那里活动的老洋人麾下。
下面这个流寇为祸的例子，也发生在豫东。1925年11月的一个夜晚，淮阳县城内的河南省立第二师范的学生们正准备就寝，忽闻城内枪声四起，人声嘈杂，原来是一大股土匪已乘夜攻入城内。很快，匪徒来到学校里，他们认为能念上书的，肯定是有钱人家子弟，拉去当“叶子”准能得不少赎金，因此拉走了五六十名师生。
这股土匪千余人，本是驻巩县的官兵，哗变为匪，以路老九为首，在河南各地流窜作案。他们有的头扎黑巾，身着黑色短装，显然是一批敢死队员模样。但更多的人则穿着抢来的各式各样服装：有长袍短褂、头戴礼帽的，有反穿皮袄的，有穿着女人花衣绸衫、甚至脸上抹粉的，千奇百怪，丑态百出。
匪徒将绳子扎住叶子们的辫子，排成长串，赶着他们连夜离开了县城。途中，匪徒们忽儿喊着“红鳖发了”，忽儿喊着“冷马发了”，不停地传令要“拉的硬些”。就这样快步如飞地赶了许多路之后，一个老人再也走不动了，土匪过去“……”
地一枪打死，辫子一割断，叶子队伍又上了路。在后来的行程中，不断有叶子因病累不能行走，或无人来赎而被杀死。
匪队一路攻城略寨，杀人放火。在淮阳城东南的朱集，年轻的师范学生第一次看见遍地躺满了这么多的死者和伤者，个个怵目惊心。一个农民被甩手子用挠钩把肚皮拉开，满身血污，肠子流了一地，但人还活着，不停地抽搐。叶子们都不敢再看。
队伍终于到了潢川县，师范学校的师生征得匪首的同意，两次派人返校，请校方筹款赎人。不幸校方用人不当，派来赎票的人先用钱赎走了自己的孩子，以致匪首见说票的迟迟不来，准备把这批学生杀了。正在这时，潢川县驻军任应歧部派人前来接洽收编，股匪遂摇身一变，又成了官兵。但他们并不释放手中的叶子，公然在驻地开了个“叶子商店”，等待各县苦主前来赎买。这批学生后来几经交涉，最后总算得以平安赎回。
国民党统治时期，豫东匪患并无好转。而且，为防匪而组织的民团，由于为歹徒把持，反成了合法的土匪。临颍县商桥区民团副队长潘老六，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带领着亲信王群成等10余人，到处为非作歹，骚扰百姓。
1946年初夏一天黄昏时分，王群成等人在夏城村大道上看见两个老汉、一个青年赶着一头小毛驴赶路，即以形迹可疑为名，喝令停步搜查。两老汉50多岁，是老兄弟俩，青年是他们的子侄，准备到漯河去买牲口。王群成闻说，心知三人必带有钱款，便喝令手下将他们押往村公所，连夜吊打拷问钱藏在何处，最后在驴的扎脖里搜出两亿法币。深夜，这几名歹徒把三人拉到村外一口废井边，喝令：“蹲下，送你们回家哩！”
一个老汉嚎陶大哭，哀求道：“老总，俺老兄弟俩就认死在这里了，放俺儿子回去吧！求您啦……”
“呯呯呯”，枪响之后，匪徒把三具尸体推下井，便急忙赶回去分赃。
此事虽有夏村农民亲眼目睹，但无人敢出面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