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土匪活动因有外国帝国主义的插手、怂恿和支持，而更为猖獗，剿匪也更为困难。为着险恶的政?a href='/wenkang.html' target='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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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自愿进山当肉票前面叙及1924年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接收山东半岛时，日方曾指使当地著匪孙百万进行骚扰，企图阻挠山东归还中国。其实，民国时期，日本人利用土匪扰乱中国社会治安的情况，实在太多。为祸内蒙的匪徒，骚扰新疆的白俄匪帮，其背后都有日本人在暗中活动。1923年8月上旬，山东陆军第七旅在平原县剿匪，也曾捕获过日本人。1924年6月，洮南镇守使阚朝玺在诱杀巨匪卢占魁及其骨干分子时，行刑过程中，忽然有人大叫：“我的日本人，在中国死了的不好！”
此人一喊，又有数人响应。阚朝玺连忙下令暂停行刑，将此数人带近前来审问。他从这6个人的汉语发音和面庞容貌分析，认定确系“小鼻子”，只得命人将他们送往镇守使署，与日本官员会审，使这6人得免一死。
近代以来，日本不断侵略中国，并时时在中国制造内乱，以图趁火打劫，鼓动并以金钱、武器支持各地土匪，同时派出大量浪人和退伍军人来华参加股匪，造成中国中央政府无力、必须由列强实行共管的形势，或找到出兵中国的借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1923年5月，孙美瑶临城劫车，架走了一批洋人，引起列强的抗议。然而这批洋票都是欧美人，并无一个日本国民。在公开场合下，日本毫不掩饰它的幸灾乐祸。它认为，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欧美列强采取了不适宜的态度，逼迫日本从山东退出，如今欧美人士在山东被绑架，岂非天意、报应？但私下里，日本却对此感到极为遗憾。因为没有它的国民被绑架，它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向中国挑衅，使它失去了一个重新夺回山东半岛的大好机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是极其善于制造事端、寻找侵华借口的。这次，他们也同样采取手段，用以弥补遗憾、制造借口。
5月10日，进剿抱犊固的官军根据匪方提出的要求，退出了山区。各山口均由各县保卫团分工负责把守。当天傍晚，把守凤凰岭的峄县保卫团的队员们正警惕地注视着山里的动静，忽然在霭霭暮色中，看见有个骑毛驴的人，急颠颠地沿小路往山里直跑。队员们见此人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便大声喝令：“站住！”
不料那人一抖缰绳，小毛驴跑得更快了。众队员见状，不敢怠慢，遂一拥而上，将那人从毛驴上拉了下来，押送设在枣庄的山东督军田中玉的行辕中。
“你是干什么的？”军官们立即审问。
“俺的，进山的说票。”那人贼头贼脑、结结巴巴。
“说票就是通匪，你知不知道？”一名军官厉声问道。
“这个的，俺的不知道。”
听了这人的回答，军官们互相瞧了一眼——这话怎么这么别扭？
一个军官脑子灵活，站起身把桌子一拍，喝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去说票？分明是给土匪送消息的。”
他一挥手，命令部下，“拉下去崩了！”
“不不，”那人急了，说话更显出破绽，“我的，不是送消息的！崩了，大大的不好！”
“你是日本人？”审讯军官终于忍不住地问道。当时在山东的日本人很多，他们蹩脚的汉语，许多人都能听得出来。
“不是。”那人还在极力否认。
“那好，按通匪罪枪毙！”主审的军官严肃地宣布。
那人沉默了几秒钟，不再装腔作势，挺直了身子，傲慢他说：“我是日本人！”
田中玉本来一直认为劫车案中没有日本人被绑架，实属不幸中之大幸；此时忽然听说抓住了一个要进山的日本人，不由大吃一惊。因为当时社会上早已盛传，这次劫车案就是日本人策划的一个阴谋。那么，这个日本人是否就是策划者之一，此时进山向土匪面授机宜的呢？或者另有其他什么奥秘或阴谋？想到这里，田中玉连忙命令将日本人带来，却又不敢当罪犯看待，便摆下酒宴，请他用餐。
“这是有名的兰陵美酒，请多喝一些！”
田中玉把手下一名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懂得日语、又能豪饮的军官找来，与那日本人对饮。二人一面灌酒，一面东扯西拉。
“先生为何此时要到山里去呢？山中是很危险的呀！”军官见那东洋人有了七八分醉意，说话也多了起来，便试探地问道。
“危险？我不怕，我要见孙美瑶……”那人一仰脖子，又倒进了一杯酒。
“你认识孙美瑶？”
“不，孙的不好，绑了西洋人，没绑日本人，不好！我去……”
“你去说票？”
“不不不！我去做人质，当日本肉票……”
听到这里，田中玉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这次劫车案中虽无日本旅客，但日本政府却已在大造舆论，要求对中国铁路国际共管。如果这家伙主动投入匪巢，真的成了孙美瑶手中的肉票，那日本政府还不知该如何大肆渲染、叫嚣呢！说不定真能以营救人质为借口，派兵到山东来大闹一场！他立即召来几名亲信军官、幕僚商议对策。他认为，日本人这种做法委实卑鄙恶毒，但又不能将其公诸于世，否则，日本人或者倒打一耙，或者借题发挥，又不知会做出些什么文章来。然而，把这家伙放了，又太便宜了小日本。
“因此，我打算把这家伙秘密地给处置掉。”
军人出身的田中玉头头是道地分析着，“我想日本方面即使找不到这个人，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它不敢公开张扬闹事，因为小日本无法向列强解释，为什么一个日本人要在这种时候跑到匪巢里去。”
两名亲兵走进客厅，来到那个酩酊大醉的日本人身边：“先生醉了，早点休息吧！”
那家伙口中流涎，依依呀呀地被架了出去，到了一个黑暗、偏僻的山边，“呯呯”两枪响过，一缕大和魂便悠悠地飘回到东洋国去了。
不料第二天（5月11日）的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竟又抓获一名日本人。这次，田中玉已胸有成竹，便以同一方式将此人处理掉。此后，大概日本有关方面发现偷鸡不着，已经蚀了两把米，不敢再派人进山，因此就再未发生这类情况。
田中玉也于10日当晚下令，严格封锁有关抓获日本人的消息，如有任何知情者泄露这一情况，格杀毋论。因此，云集枣庄的数百名记者无一人知道这桩劫车案中的一幕。在当时官方来往文书、政府档案中，也无一字提及此事。直到许多年之后，当时参与处理此事的知情人才将这宗日本人的阴谋披露出来。
临城劫车案解决后，日本方面觉得利用土匪劫持洋人、制造混乱，是造成列强对中国反感，进而对中国共管，使日本趁机渔利的极好途径，遂下功夫制订这方面的计划。这年6月下旬，驻大连的日军司令部召集在华的日本浪人樱井等人，秘密商议了四点具体措施，由日本浪人到各地勾结和支持中国土匪执行。其计划内容：一、绑架欧美各国在华的外交官员和商人；二、抢劫各国在华的传教士；三、抢劫各避暑胜地的外国官员、商人和旅游者；四、组织中国领海海务团，专门抢劫来往领海、领水的中外商船。
这一阴谋被北京政府内务部密探侦得，遂转知各省当局严加提防；后来又被新闻界人士获悉，巧妙地在报章上予以揭露，遭到中国和各国公正舆论的指责，日本才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日本帝国主义者贼心不死，仍暗中指使浪人为中国土匪提供武器，助长匪势。下面是1923年七八月间，在徐州查获的日人贩卖军火案。
七月下旬的一天，徐州镇守使署的侦缉队驻邮局密探发现，一个日本人给上海某街道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写道：“尚须大宗货，望备足，不日来取。”
密探觉得大有可疑之处，遂进行跟踪监视，见此人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大金台旅馆，便向旅馆伙计查询此人情况。伙计说，此人名吉利，经常往来于徐州、上海之间。前次到上海仅一个星期，即又携大件沉重行李返回徐州，每日必外出活动。密探跟踪数日，未发现明显破绽，便向侦缉队蔺队长报告。7月31日，蔺队长接到旅馆帐房报告，说吉利已经结帐，准备明日返沪；便于第二天亲自带人到火车站检查。不料，吉利迟迟不见人影，直到火车将开前两分钟才到站验票。侦缉队上前检查行李时，吉利一面顽强反抗，一面窜上火车，竟被逃脱。
同住大金台旅馆的另一名日本人则被拿获。此人登记姓名为病国，自上海来徐州已居住多日，每天挟着一只沉重的皮包外出。8月2日，跟踪此人的密探发现他正在向人兜售手枪，当即把他抓住，并押往旅馆，搜查其住宿的房间，查出一大包手枪，遂连同罪证，一并解送镇守使署处理。
此外，这年8月中旬，在山东枣庄也曾捕获过向土匪出售武器的日本人。关东军参谋为老耗子说情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的步伐，对土匪的收买和利用也更加变本加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侵略行径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的谴责。日本在一段时间内，不敢公开进攻当时东北行政当局临时驻在地锦州，就指使土匪武装去打头阵。从1933年热河沦陷，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数年之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华南各地，一直不断地利用土匪肇事。
1933年5月，日本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将冀东20多个县划为非武装区，规定这些地方的中国军队必须撤离，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为了给这一地区的中国行政当局制造麻烦，这年八九月问，日本收买并指使关外大批土匪入关，与滦东土匪合流，大肆骚扰地面。由于中国警察和地方保安队人数少、武器差，无法御匪、剿匪，致使匪势日益扩大。
这年9月，以老耗子（名张魁元）为首的数千名股匪攻占了抚宁县城，以戚文平为首的匪徒则占据了秦皇岛、留守营一带。各股土匪均号称“东亚同盟联合军”，组成4个军，下按师、旅、团、营进行编制，以戚文平为总司令。匪徒四出抢劫架票。榆关镇、台头营、留守营、马家峪、八里庄、北戴河、梁各庄、黄土关等地，悉被匪徒占据或窜扰。他们还收缴警察枪支，广泛招兵买马，准备进攻滦东首县昌黎以及迁安两县。四乡八镇难民达数万人之多，有的仓皇西逃，有的则因粮食被抢光，陷于饥饿之中，悲惨之状过于战乱。
日本方面在这次滦东匪祸中表演极为恶劣而且明目张胆。首先，根据《塘沽协定》，日本军队控制长城一线，但它却让关外上匪源源不断地从义院口、潘家口及北戴河海滨入关，增援滦东土匪。其次，为避免与散漫的土匪发生摩擦，驻守榆关的200名日军奉命于10月2日撤往塘沽，将该地全部让给土匪。第三，当中国地方保安队打击土匪时，驻长城一线的日军不许土匪后退，否则缴械。
日军竟成为土匪的督战队，意在迫使匪徒作背水之战，与中国军队拼命搏斗。10月1日，日军铁甲车到北戴河巡视，为土匪张目壮胆。第四，9月底，中国河北省府增派1500名保安队开赴滦东剿匪，兵车数列先后驶抵滦州、唐山、芦台时，驻北宁铁路沿线的日军竟加以拦阻，借口保安队携有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不得进入非武装区，迫使兵车后退至北塘、芦台。
此外，日方还大力资助土匪武器弹药，帮助刺探中国保安队情报，为土匪征集粮袜。9月29日，日军曾押送7辆装载于弹的大车，接济榆关方面的土匪。因双方事先未曾接洽，土匪哨兵误以为是保安队偷袭，率先开枪射击，日本兵也开枪还击。
气恼之下，车队转赴台头营，将子弹赠与占据该地的土匪。同日，日军还提供6万发步枪子弹和3万发盒子枪子弹，由土匪从秦皇岛转运到昌黎县城外匪队中，准备攻城。10月6日，一名日本军官带领4名士兵前往昌黎城内巡视；下午3时，又有日本飞机飞临昌黎县城上空侦察，这两个作法无疑是为土匪侦察昌黎县内外的设防情况的。
八九两日，日本军官竟陪同匪首老耗子的参谋长宋有勤，接连进入昌黎县城，拜会滦东地区第二保安队队长窦希哲，打探虚实。更有甚者，10日早晨，驻秦皇岛的日本宪兵队长山谷和关东军参谋远藤到昌黎县城，分别会见了县长、商会会长和窦希哲，转达了土匪向该县征粮索款的要求，并表示希望县府和商会给以接济。
由于增援的保安队兵车受阻，中国方面由北平军委会的朱式勤约请日本驻华武官柴山，先后在天津、山海关，与日本驻屯军司令中村、关东军高级参谋喜多诚一、旅团长铃木、平田等人接洽。
日军坚持：第一、中国保安队入滦东不得超过1000人；第二、禁止携带重武器。中国方面表示，匪众过多，且占据县城，无重武器将无法应付。双方相持不下。中国方面再由北平军分会主席何应钦和负责华北地区外交事务的黄郛，在居仁堂宴请柴山、喜多等人，洽商滦东剿匪事。会见后，喜多表示要到沈阳、长春，向占据东北的关东军司令部汇报，但却迟迟不见回音。
在这一段时间里，日方极力鼓动滦东土匪进攻昌黎县城。但占据抚宁县城的匪徒经过多日的抢劫，欲望相对满足，部分股匪开始回窜关外。而占据秦皇岛的土匪则因各股人员庞杂，不易统一指挥，粮饷又十分紧缺，也久久未能行动。日本方面见土匪除烧杀抢劫之外，并不能完全按日方计划行事，难以成大气候，只得于10月11日复电中方，表示对中国保安队东进剿匪计划予以谅解。
保安队兵车于16日、18日分别开赴昌黎和秦皇岛，由张熙光担任剿匪总指挥，指挥部先设于秦皇岛，后随战事发展，又迁往昌黎。日本方面这时表示愿意协助中方剿匪，关东军负责把守长城各口，以防土匪逃往关外；天津驻屯军则在北宁路沿线助剿。匪徒见形势急转直下，慌了手脚。老耗子、胡玉田、胡玉成、宋子文、马晋卿、黄海宽等8名匪首遂联名具书，派专人赶赴北平，投递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门下。
该书信内称，各股在“九·一八”之后，曾参加过东北义勇军抗日，失败后重新为匪。此次攻入抚宁县城，确有日本方面的支持和指使。各首领已深悔前非，愿意投诚，恳请当局收抚安排。于学忠对报界表示，不同意招抚之说。
保安队率先击溃了秦皇岛、留守营、北戴河等地的匪徒。戚文平率溃匪逃往抚宁，与盘踞县城的老耗子股会合，城内外土匪将近4000人。10月下旬初，保安队控制了抚宁县城外的四乡，城内粮草、燃料俱缺，匪势动摇。24日，匪首戚文平亲赴榆关，与日军守备队落河少佐会谈，得到日方允许，出关到了锦州，其所率股匪向保安队投降。
随后，老耗子也到榆关会见关东军参谋远藤，请他出面向中方说情，远藤当即表示不成问题。远藤向中国方面建议收编该股土匪，以免生灵涂炭日久。于学忠得到报告后，指示说股匪投降可以，收编则不同意。他还令张熙光转告日方，对剿匪事宜勿横加干涉。
日方恼羞成怒，指使土匪作困兽之斗。日本军队指导、帮助老耗子在抚宁城外的紫荆山构筑了上、中、下三道工事；并于27日调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到抚宁县城附近，意在干扰中方的剿匪行动；当天下午，日本士兵又协助上匪向保安队阵地发炮百余发。
剿匪总指挥张熙光为避免日军节外生枝，于27日晚前往榆关会见远藤，向他说明保安队将于第二天对土匪展开总攻击，请日军予以协助。远藤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当远藤送张熙光出门、看着他坐上吉普车时，突然听见抚宁方向传来炮声，远藤不禁奇怪地问：“怎么回事？”
张熙光看了一下手表，说：“现在是28日1点零3分，我们的总攻已经开始了！沙若乌纳拉！”
他微笑着一摆手，吉普车飞快地奔驰而去。
原来张熙光深知日、匪勾结的内幕，当他不得不向日方通报总攻日期时，又唯恐狡诈的远藤马上会通知土匪，使其有所准备，甚至日军会想出更为恶毒的办法来阻挠保安队的行动。因此，他在赴榆关之前，便给部队下了命令，不必等他返回，一过零点即开始行动。
此举果然奏效。28日凌晨1时左右，保安队总攻开始，至6时已占领紫荆山和抚宁县城南关，肃清了城外匪徒，遂构筑工事，准备再战。张熙光为避免城内大战，使百姓生命及民宅损失过大，一再派人入城劝告土匪缴械投降，保证其生命安全。于学忠甚至来电指示，土匪所缴武器，凡步枪一支给大洋30元，轻机枪给150元，迫击炮给200元。
正当保安队加紧劝降时，11月2日，前已逃赴锦州的匪言戚文平在日军的保护下，潜入抚宁县城，向老耗子等匪首转达日方意见。第二天凌晨3时，大股匪徒从南门突围，受到官军狙击，被迫退回。
当天下午，日军参谋远藤便出面，代表土匪向张熙光表示愿意缴械投降。4日，老耗子派副官杨某出城，到保安队指挥部面见张总指挥，说明第二天早晨集合缴械，请保安队暂缓进攻。张熙光表示同意。
当晚8时左右，南门外阵地上的官兵发现前方有大批人员拥来，遂喝问口令。对方答复说是城内百姓逃出，万勿开枪。保安队派人迎上前去验证，不料对方骤然开枪，并冲杀过来。双方短兵相接，枪声大作。土匪约600多人，均为极强悍的敢死队员；而官兵人数甚少，又是仓促应战，十分被动，幸得后方预备队及时赶到，才将土匪打回城内。
土匪之所以在三四两日均选择南门作为突围口，也是得到日方的帮助的。当保安队占领紫荆山和县城外围、构筑阵地之后，10月30日，日军驻榆关守备队以参观为名，派出100多名官兵分头到保安队各阵地去观察布防情况。
他们了解到，保安队在抚宁县城的东门、北门外均各布有千余人，主要防止土匪突围向关外逃窜；而在西门、南门一共才安排了600名士兵，显然是个薄弱环节。城内土匪得到日方情报后，才选择南门作为突破口。
土匪乱哄哄退回城后，保安队乘势猛攻。当晚，保安队向城内开炮800余发，匪徒损失惨重。老耗子见大势已去，决定强行向北突围。此前，他早已派人给日军守备队送去3.5万元巨款，请求日军在匪队突围成功北逃时勿加阻拦，得到允诺。
这时，土匪分成三队分批出城。第一批为部分精干匪徒保护着匪首眷属，第二批为老耗子等匪首及钱物粮草，第三批则为大队匪徒，这部分人的最后是一批身背装满银元口袋的匪徒，准备保安队追击时，沿途抛洒银元，以吸引士兵的注意力。
土匪虽有死伤、溃散，但大部分逃到台头营一带，重新集结。保安队正在抚宁县城内外肃清残匪时，日军远藤参谋气势汹汹地来到总指挥部，对张熙光说，土匪已经逃跑，贵方前来增援的保安队应立即返回天津；他盛气凌人地指名要一队实力弱、人数少的保安队留守抚宁县城，“此事限贵方数日内给以满意答复！”
张熙光据事实予以反驳，他指出，匪徒尚未逃远，目前又已集结，随时可能反扑，此时将精锐部队调开，显然是不合适的。保安队采取了有效的防范和追剿措施，匪徒反攻计划未能得逞，大部分便从花果山附近各口逃往关外，只有少数零星散股在关内各地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