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千山万岭，俗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谚。
许多地方可耕地少，日照又短，因而物产贫乏；加之交通不便，商业不够发达，百姓生活十分贫困。民国时期，贵州军阀自成体系，或相互征战，肆意杀戮，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或明里服从中央，暗里大搞独立，横征暴敛，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许多山区农村，农民鹑衣百结，常有女子无衣无裤，仅用破布前后围裹遮羞。十三四岁女孩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又须操持家务劳动，进进出出，竟习以为常。黔西威宁县（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的女子无论年龄几何，总得等到许了婆家，由婆家送布匹为聘礼后，才第一次做衣服穿。至于盖的被子，农民因无钱买布匹、棉花，只能用枯稻秧编成草垫盖在身上，更穷困的山区则用玉米叶铺地，人钻在里面睡觉。如此贫困的生活，自然迫使大批人铤而走险。所以，当时报纸称贵州土匪“千百成群，无处不是”。而老实、善良的农民头上，则又加了一层恶运。
贵州土匪为祸，除抢劫、“拉肥猪”与其他各地一样之外，还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一种是“关羊子”。贵州各县地域广大，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因此每逢一定日子，四乡农民均到一固定集市交易，以家中所产之物品出卖或换取所需的物品，当地称作“赶场”。
每逢赶场之日，土匪大清早即携带大批绳索，埋伏在各山路要道处。待赶场农民、小商经过时，匪即冲出捆缚，置于山坳间，这就是“关羊子”。如此再三，估计赶场人不会再有了，匪徒便将“羊子”逐个搜剥，农民的几斤鸡蛋、若干包谷、身上破衣，都尽数掠去。这种打劫方式，只要“羊子”不进行反抗，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农民的些许生计往往也就因此而被断送。
另一种特色叫“赶烟会”。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曾装模作样地三令五申禁止鸦片烟。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有阿芙蓉之癖的人无处不在。因此，全国各地只要土壤适合种烟的地方，都在暗中种植。
其中官府、军队明里查禁，暗里保护并抽保护费者有之；土匪逼种并强行收采者有之；烟民武装保护种植以抗官兵者有之。而贵州省尤为奇特。该省土壤、气候极适宜于种植罂粟，“云烟贵土”在全国是极有名气的。贵州省议会因该省地穷民贫，又无大宗特产进入国内市场，所以特别做出决议，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官府合法征税，并将烟土运往各省销售。
当时贵州烟土在市场上价格昂贵，有“一两烟土一两黄金”之说。故每逢割烟季节，土匪即组织武装抢烟，然后倒卖谋利，是为“赶烟会”。例如，1923年6月间，从贵阳城起运烟土千余担，用船载沿清水江（入湖南后称沅江）运往湖南。土匪闻讯，沿江布置了千余名匪徒，伺机而动。湖南黔阳县只得派出大批士兵进入贵州，迎船护航。
贵州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土匪对洋人并不买账，即使是小股土匪也照样敢绑架洋人。1923年下半年，有一名美国医生携眷属自湖南来贵州，抵达铜仁县时，当地团防局长即告知黔省土匪横行，劝其返回湘省，或稍缓行，待调派官军护送。
该医生自信“我是外国人，若遇到土匪，向他们说明，定可放行”。一行人出城不远，果然遇上土匪。匪徒哪管洋人、土人，照样拉“洋肥猪”，不过将女眷释放而已。待家属急忙返城报告，官兵来寻，匪徒早已踪影全无。美国领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部急忙打电报要求当地军阀唐继虞火速营救。唐继虞只得派人与土匪接洽，备款赎出这名美国医生，方才了事。
国民党统治时期，贵州匪患依旧。30年代，安顺地区有4名积年巨匪，人称“四大天王”，无恶不作。当地老百姓哄小伢儿时，说声“四大天王来了”，小孩即乖乖地不敢哭闹。1937年4月，当地驻军在一次剿匪中，将“四大天王”一网打尽，遂用站笼关押，置于县城卖票展览。城内和四乡居民皆大欢喜，纷纷扶老携幼前往参观，指匪痛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