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土匪与其他地区土匪自然一样，其行径免不了抢劫、绑架。在这里，抢劫叫“打签子”、“打底子”、绑票叫“牵羊”、“吊羊”，写信勒索钱财叫“开借”。名称有异，实则相同。
就以龙山县匪首瞿伯阶为例。他在“吊羊”之前，先摸清楚哪家有钱财，哪家反对他，哪家有何靠山。然后，他送张条子去“开借”，或要鸦片，或要粮食，或要光洋，都根据对方情况而定。如果事主按时照数送来，股匪还出具收据，甚至与这户人家拉上关系，因为他认为这家拥护他。如果事主请了官兵来围剿，股匪认为这户人家反对他，便乘其不备，前来烧屋杀人抢东西。如果事主心存侥幸，拖延不交的，股匪就正式“吊羊”，进行勒索。土匪对这一套，还美其名曰“先礼后兵”。
至于抢劫，瞿伯阶股匪主要是抢两种：一是大集镇，二是交通线，对一般百姓住家只是穷途末路时才去动手。他们进了集镇之后，都是放开手大干，一不做二不休。在这种地方，以抢钱、抢鸦片为主，抢到归公。至于一般财物衣服，则归匪徒个人所得。对公路上的骡马大车、汽车所运的布匹、棉花、钱款，他们是全部照收。瞿伯阶派人到沅陵、咸丰等地坐守“调线”，即了解情况，如运什么货，值多少钱，何时起运，摸清楚后，将消息传至股匪中，到时一拿一个准。
更有一批取得了合法的军政官员头衔的匪首，成为官匪，公开利用军政名义勒索钱财。如古丈县匪首张大治（又名张平），起初利用国民党围剿红军之机，当上了第七保联防队长，白天逼使壮丁充当联防，夜里则强迫他们到外保、外乡抢劫。后来他当上了县自卫队总队长，更是任意勒逼乡民，索取枪械、鸦片、大洋；不服从者，即被捕送自卫队或杀掉。
1937年秋，该县农民自发抗捐，被张大治一次杀死八九百人。张大治因此受到赏识，当上了古丈县党部执行委员。他进一步勾结县警察局长，驱逐县长。张大治命令警察把县长夫妇二人押送至古丈、沅陵两县交界处，在树林中将二人衣物剥去，并且侮辱县长太太，以此使县长无颜重返古丈县。
他随即通告全县，声称县长如何恶劣，“已为民众驱逐出境，现公请本人署理县政府，……自即日起，即到县视事”，云云。被逐的县长到省哭诉之后，省府先后两次派军队前往剿匪，结果，一次被张大治消灭，一次被他收买，平叛毫无成效。张大治便公然以县太爷自居。他按保甲设置常备队，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私人武装，每户有丁出丁，无丁出谷，无谷罚烟，无烟罚钱。
这种常备队还是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张大治指使他们经常到附近的沅陵、吉首、沪溪、永顺等县抢劫，他本人则坐地分赃。亦官亦匪的张大治还公开以捐税形式搜刮百姓，仅巧立名目的捐，就有人头捐、火坑捐、月捐、生孩子捐、娶媳妇捐。他自己娶小老婆、生儿子、给儿子取名字，都要老百姓按户交钱“祝贺”。
湖南绥靖司令李默庵接到当地百姓雪片般的诉状，便派参谋主任前往调查。人刚到古丈地界，便有张大治手下人抬了乌油油的鸦片和白花花的光洋，送到面前，情来人务必在省里美言几句。来人收下礼品，返回长沙报告说，古丈县民风强悍，非张大治不能治理。省府闻报，竟正式下委任状，任命张大治为县长，使这个匪首得以合法地残害人民。类似张大治这样的官匪，几乎在湘西各县都有，有的县虽然官吏也是省里委派来的，但也完全受制于匪首，或相互勾结。官、匪合一，官、匪勾结，成为这里匪祸的重要特色。
湘西匪首为扩大自己的实力，一是相互火并，吃掉对手的队伍；二是逼良为匪。1926年以前，龙山县有两大股土匪——刘子良股占据15个乡的地盘，师兴五股则仅有一乡之地。师兴五极力扩大地盘，与刘子良明争暗斗，逐步从一个乡发展到5个乡，到最后竟将刘股全部吞并。而正当刘、师二股相斗之际，另一以瞿伯阶为首的股匪，乘机渔利，不断蚕食师兴五的势力。
等刘子良股被吞并后，瞿伯阶的势力又己形成，从此开始了师、瞿两股势力长达20年之久的争雄角逐。
师兴五死后，其弟师兴周继承了他的衣钵。1939年，国民党在龙山收编土匪时，师兴周被任命力保安团长，瞿伯阶还只是他部下的一名营长。到1943年，师兴周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翟伯阶乘机收编师股的人枪，同时招纳彭春荣、杨树成等股，互为奥援，短期内即发展到1万人枪。
师兴周被放出后，所部只能控制龙山县南部的两个区；瞿伯阶则不仅控制了县北的三个区，而且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湖北、四川以及湘西重镇沅陵等地。因此，到1949年，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收编湘西土匪，以对抗解放军攻势的时候，瞿伯阶因实力强大，被任命为“湘鄂川边剿匪总司令”，而师兴周只能屈居其下，担任副司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