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在地理上与浙江大同小异，除东南临海之外，内陆多为山峦、丘陵。民国年间，福建土匪从未绝迹，相反是人数愈来愈多，势力愈来愈大。现以闽东永泰县为例。
该县境内多山，地瘠民贫，交通闭塞，土匪如毛。1922-1923年间，有林峰聚众数十人，以矿山炸药自制武器，窜扰于县城周围，被当时第二十四混成旅长兼泉永护军使王永泉剿灭。1926-1927年间，又有关道秀、胡宝奎、鲍达三等流氓土匪，窃居各区乡民团团总职位，指使部下大干土匪勾当，以致激起民变，最后消灭了这伙歹徒。1928-1933年间，县内有多股大小土匪，如吴大昂和所部吴建东、刘大和以及方草孟等，分别在雁门、濂洞、大洋、通天隔、曹溪底等乡村，抢劫掳架。1933年底，十九路军派兵进剿，抓获并枪决了一批匪首，但仍有不少溃散在逃。
此后至抗日战争期间，该县既有陈长光、马治官等本地股匪肆虐，又有张雄南、张克武、林继曾等邻县土匪窜扰，甚至演出股匪间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冲突的丑剧。
例如，张克武为与陈长光争夺在永泰以南嵩口地区的控制权，曾派人潜入永泰县城内的同仁中学，将在该校读书的陈长光两个儿子掳走并杀害。解放战争中，永泰县土匪有的被国民党收编，充当反共救国军，用以对抗解放军。一向在永泰、莆田、仙游三县交界地区活动的鸟治官，就曾担任过该反动组织的纵队司令。
福建土匪有一个不同于他省的特点，即大股土匪往往自称“民军”，成为割据地方的封建武装。他们凭着武力，迫使官府承认他们的地位，国民党势力进入福建后，他们又曼缘附会，有的当上了国军。
但不论是民军，还是国军，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干的是土匪行当；而且由于掌握了“合法”的权力，更是派捐派税，为所欲为。民国年间，福建中部戴云山周围各县，如尤溪、大田等县有卢兴邦“民军”；闽南永春、德化、大田一带有吴威、尤赐福、陈国辉；安溪县有叶定国；长泰县有叶文龙；闽东仙游、莆田、福清等县有林继增……尤赐福，永春县人，民国初期即投入闽南匪首吴威“民军”队伍中。
吴死后，尤赐福与陈国辉等人各立山头，以永春为基地，祸及永春、德化、大田诸县，罪案累累。1928年，他投靠国民党当上新编军的旅长，仍行同土匪。第二年8月，福建省政府通缉并围剿尤赐福，他逃入大田县大山中，不仅掳勒劫杀，而且公开向地方征收烟赌捐，派粮派饷。
1934年陈仪主持闽政，下决心消灭各地民军，首领大多被处以极刑。当时国民党驻军三十六师师长兼泉州警备司令宋希濂派兵将尤赐福拿获，于4月20日将尤及手下匪目尤永昌、尤泉、陈得荣、徐杰等一井枪决，余部缴械遣散。
叶文龙为长泰县人。该县北面与安溪、同安两县交界处，也是大山绵亘、密林蔽天的形势。清末民初，这一带就有封建迷信的会匪组织“八卦会”首领蔡大佬、安溪“民军”首领叶定国等人先后控制地方。叶文龙年轻时是个无赖赌徒，因负债累累而投入叶定国部为匪，积年升为营长。由于叶定国民军长期滋扰地面，1923年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兼厦门镇守使张毅派兵进剿。叶部久战不支，退往枋洋一带山中。
1927年北伐时，叶定国投机参加国民革命军，当了新编军旅长。叶文龙也当上团长，单独驻防长泰，从此开始自立门户。他收编附近土匪，扩大实力，劣性不改。1929年驻闽南的陆军四十九师张贞师长派兵围攻叶文龙。当时叶文龙的团部在岩溪镇的一座三层楼内。
张贞部士兵包围了该楼，将一楼顽抗的匪兵全部消灭，冲上二楼。这时，叶文龙和家属只得退守三楼，他的第三个妾急中生智，将大批银元和烟土倾倒在二楼地板上，士兵遂相互争夺，停止了冲击。叶文龙才得以越窗而逃。此后，叶文龙花钱买通国民党中央党部人员，被允仍旧驻守长泰。
1934年陈仪收拾各地民军时，叶文龙又多方活动，得以维持原有地盘。抗战爆发后，1939年秋，与日本素有勾结的闽匪张逸舟、黄国泰等策动福建各地土匪、民军投靠日军，叶文龙也暗中联络，蠢蠢欲动。陈仪获知后，派兵围剿，叶文龙兵败逃匿山中为匪；一个多月后，因衣食全无，只得下山投降。1941年5月，叶文龙与南靖县匪首张河山一道被处死。
不久，叶文龙的一个勤务兵吴荣宗声称“为团长报仇”，拉起300多人的匪队，到处骚扰，并袭击官兵。当时正是对日作战时期，官军不堪其扰，只得加以收编。吴荣宗从一个勤务兵一变而为匪首，再变，竟成了省保安处少校军官。
与吴荣宗相反，又有军警变为土匪的例子。1927年间，南靖县城内靠20多人的一支警备队维持治安。其成员半为本地泼皮无赖，半为北洋军队留下来的老兵油子，扰民有余，御匪不足。5月，新县长周彬川到任后，打算改组警备队。他从厦门请来张祝九代替了原来的队长，又打发了十多名扰民有据的队员，重新在当地募兵。然而前来应募的仍是一批无赖之徒，与原先成员一拍即合。由于张祝九从严治队，致使警备队对县长和队长的怨气日益增加。
8月23日晚10时左右，周县长、张队长与两名地方绅士正在县署闲聊。突然有两名白毛巾裹头的大汉推门而入，二人持枪对准县长，说一口北方话，问：“你有两支手枪，赶快交出来，否则要你的命！”
周县长只得交出文件柜钥匙，让匪徒自取。这时又进来五个裹白头巾的人，两位绅士一见，马上认出是原警备队被开除的人，不由吃惊地站了起来。那几人用当地土话说：“不干你们的事，我们专为县长和队长而来。请不要说出我们的姓名，否则三夭之内你们必死无疑！”
两名绅士只得唯唯答应。
这批人取出手枪，绑起县长、队长，便发出信号，又有一批人持枪而入——竟然就是整个警备队。20多人在县署里大肆搜掠，全县刚征收的粮税千余元和县长以下各职员的行李物品，悉数被劫。随后，暴徒将县长、队长押出县府，门口又有当地土匪20多人前来接应。这时县府附近的空场上正在演戏，观众见一行人向城外走去，谁也不曾表示奇怪。匪徒将二人押到城外河边的船上，又往返两趟，将县府物资搬来，遂驾船向上游驶去。
第二天，县里派人到漳州向当地海军报告。海军陆战队赶往南靖县，往四乡搜索了一天一夜，毫无线索，只得徒劳而返。9月间，匪徒派人到厦门向周彬川、张祝九家索赎金1万元，然后放人。
30年代，福建匪患有增无已。福清县土匪尤盛。该县西边为山区，仅东张一地就有倪侬伯和老虎两股土匪，各拥人枪数百。附近地主富商纷纷迁往城内居住，土匪便向贫苦农民勒索，要每户交大洋数十元或快枪两三支。农民能逃则逃；不能逃，只得卖田卖牛，向土匪纳款。该县南面濒海无山，三五成群的小伙匪徒比比皆是，以拦劫行人为主，搜劫时小至一枚铜板也不放过，真有一文不名者，便剥其衣裳而去。
从莆田开往福州的汽车要经过福清，司机每月固定向土匪“纳税”，但即使如此，也不免常被拦劫。1934年国民党为镇压“福建事变”，派大批军队屯驻福清县。土匪公然上集镇买物购货，与官兵摩肩擦踵，百姓明知有匪，谁也不敢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