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四川省一二十名军阀——小至团长、旅长，大至省长、督军，如杨森、刘存厚、刘成勋、熊克武、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周西成等，大打内战。各军不仅无力剿匪，而且千方百计地拉拢、利用土匪。当时有兵之处即有土匪，有战乱之地即有匪祸，全川178个县几乎全部陷入战争，当时报章曾称四川为“盗匪世界”。
其时，川南以重庆为中心，沿长江各县大棚子林立，有人估计总人数在10万左右，长短枪达六七万支。重庆为通都大邑，驻有重兵，土匪不敢入内，但出城一二十里即不安靖。重庆对河南岸野猫溪有百十名匪徒，枪械刀棒俱全，入夜即在四乡“排扇子”、“捶窑壳”，得手后还鸣枪示威。军队追之不及，团练则不敢出动。
与重庆隔嘉陵江相望的江北县，因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接处，较为繁盛。
1923年入夏以来，城外土匪啸聚，又与散兵合流，匪势益炽。仁里、旱土沱、张关场、龙王场等地，纵横一二百里地面，盘踞着数千名匪徒。附近团练集合前往清剿，反为土匪击败，一次就被打死10几人。后有一团官兵往助，才击退股匪。舒家场附近聚匪数百，村镇居民携家带口纷纷外逃。匪徒恼羞成怒，将全镇数百家房屋付之一炬。8月间，江北县为御匪，修理永平城门，城外匪徒反得以自由出入，一月之间，城内匪案不断发生。
江津县巨匪曹天全拥徒数千，8月9日攻劫该县白沙镇梁董庙、西牛场一带，烧房数百家，杀人200余，奸淫掳勒无所不为。合江县九层崖附近聚匪达万人，在长江和赤水河上向过往船只勒索“保险费”。巴县歇马场一地，仅川省内战爆发以来就连遭三次大的匪劫。
8月中旬的一次，匪徒奸抢烧杀后，又拉走“肥猪”数十人。其中一地方士绅因积极筹办团练御匪，被匪徒捆绑后，以枪托击碎后脑，又肢解数段，其状惨不忍睹。由于土匪的肆虐，重庆附近四乡八镇，乃至一些县城中稍有资财的人家，相率迁入重庆市内居住，致重庆人满为患，房价顿昂。
重庆上游的沪州，当时驻有一个旅的军队，后因内战需要，于3月间被川军总司令、省长刘成勋调往北边隆昌、永川等县作战，沪州城只留一个连驻守。南边六个县的各栅土匪以陈云武（绰号大眉毛）、郭建章（绰号郭老外）、牟荣华（绰号牟公道）等为首，共约2000人，于3月25日拂晓袭击沪州。匪徒攻进城后，守军掘起街道石板，筑成工事进行抵抗，打死匪首郭老外之后被迫退出。土匪大肆劫掠，陈大眉毛自任城防司令兼永宁道尹。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沟渠纵横，满目森林，遍地庄稼，本是一个富庶的好地方。自军阀混战以来，百姓在兵匪交攻之下，苦不堪言。南起长江边的永川县，向北经荣昌、壁山、大足、铜梁诸县，直抵川北绵阳等县，在在有匪。据当时熟悉匪情的人粗略估计，土匪枪械在万余支以上。
土匪为祸，官兵无力，各地士绅百姓纷纷自办团练，以抗匪患。有时虽也能御敌，但团练在人数、武器、胆量等方面显然不及亡命之徒的土匪，故往往仍为土匪所乘，前述江北县团练即是一例。更有把持团练的劣绅，将团练视为看家护院的武装，而不顾百姓死活。
1923年7月20日，大股土匪进攻铜梁县三教场。全镇被焚，被拉“肥猪”1000余人，被杀1000余人，粮食牲畜悉为匪劫，损失以百万计。该镇团总彭应麟闻报匪警，即卒团了武装保护妻妾逃走。待匪徒逸去，他才从容返回，声称损失子弹若干，急需补充，又勒索居民1万余元，实则补偿他的住房损失。至于被拉的人票，彭应麟不闻不问，最后由乡间士绅父老与匪棚谈判，请求土匪暂缓撕票，待秋熟后售谷得款赎回。
有些地方居民寄望于外国教堂的庇护，但也往往落空，因为面对川省土匪，洋教士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巴县与綦江县交界处的接龙场，匪棚甚多。每当匪至，当地富裕居民即携带财物避往当地法国教堂。
一日，匪徒实难甘心，竟持枪冲入教堂，法国神父前来阻挡，被匪捆绑，以枪抵腹，喝令交出所收容的富绅。神父自恃洋人，态度强硬，怒斥诸匪。正相持间，华籍教士出面劝告土匪，勿伤及洋人，引起国际交涉。匪徒遂径往教堂内寻找居民人等，幸华籍教士已安排众人躲避，土匪遍寻不着，才悻悻离开。
1923年8月间，绵竹县两名英籍基督教士卫德珊、华德各携一华籍仆人，前往茂州（今茂汶羌族自治州）发放基督教福音书。数人行至白云山间，二仆在前探路，二教士在后约50米处相衔而行。忽来10余名匪徒呐喊鸣枪，二仆急藏于乱石丛中；待匪徒杂沓而去，发现两名教士均已死难，诸人所携书籍行李，悉被抢去。未知匪徒劫得这些福音书后，是否会虔心“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