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河南省境军阀战争频仍，水、旱、蝗灾不断，造成了该省匪患连连。而且，不仅地产杆匪多如牛毛，外省大股土匪也时时窜来作案，致使河南黎民百姓整天提心吊胆地在刀刃上过日子，苟延生命于死亡边缘。
民国时期豫西土匪，溯其根源当在清朝末年。大约1909年间，豫西嵩县境内最为险要的山区羊山一带，出现了一伙反对清朝统治的绿林武装，其首领有王天纵（又名王天同）、张黑子、张四庚、丁老八等人，以王天纵为老架子。他们不仅与来剿的清军对抗，同时也四出掳掠，维持生计。当地百姓称之为“山大王”，实质上也就是土匪、蹚将。一般人认为，豫西山大王，王天纵为开山祖。
后来王天纵被官府逮捕，又越狱逃往上海，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返回嵩县后，他联络了李永魁、柴云陞、关老九、张治公等一批杆首，结为十兄弟，继续从事反清的绿林活动，人数竟达万人以上。1910-1911年间，另有刘镇华也受河南同盟会支部指示，策动在嵩山活动的绿林孙老九、赵旺、张木桶等人，打出“反对满清”的旗号。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军政府派人与王天纵联络，请他响应。王天纵遂统领部分绿林武装，参加起义，向豫南鄂北挺进。光复南阳后，他被推举为河南临时都督兼北伐左路军总司令。而刘镇华则率绿林武装与陕西革命党人联合，成立了陕豫联军；之后又分出来，成立镇嵩军，自任首领。王、刘二人手下的一批杆首们也都分别当上了各级军官。
由于王、刘二人的革命党身份是隐秘的，而其山大王身份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在当地许多人看来，从山大王到升官发财无疑是一条捷径，许多不良分子遂竞起效尤。民国创建以来，豫西山大王层出不穷，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12年春夏之际，河南大旱，豫督张镇芳横征暴敛，社会上饥民流离失所，或四出乞食，或聚众劫掠，造成“丐与盗满河南”的现象。1912年5月间，仅宝丰、鲁山、汝州（今临汝县）一带，就有杜起宾、牛天祥、李凤朝（绰号红毛）、白朗（绰号白狼）、宋老年、郭玉德、李鸿宾、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数十杆土匪。起初，各杆人枪多在数十左右，均未成大杆。其中白朗为宝丰县人，曾当过巡防营士兵，因犯事逃回家乡，拉杆起事。他以舞阳、泌阳之间的母猪峡为根据地，喊出“打富济贫”的口号，招徕游民、饥民、裁兵。许多杆首纷纷率众前来合杆，至1913年春，已达二三千人。附近各县官兵多次围剿都未能奏功。这年五六月间，白朗曾先后攻克唐县、禹县县城，获得大批枪械子弹，声势大振。
7月间，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白朗受其影响，自称“抚汉讨袁司令大都督”，使这支杆匪武装转变为讨袁的农民起义武装；以后又相继称“公民讨贼军”、“中原扶汉军”，转战陕、甘各省，坚持反袁，直至1914年9月失败。在当时北洋政府和各省地主阶级看来，白朗军始终是土匪武装；但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白朗军后期的活动显然已不属于本书叙述的范畴了，因此这里不加详述。但应当指出，白朗起义是以拉杆为匪开始的，其失败后，余众大部分又分散各地重新为匪。
1919年间，豫西的著名杆首是人称樊老二的樊钟秀。此人是宝丰县人，年轻时随家人逃荒到陕西种地，后因土匪骚扰，便拉起武装自卫。由于力量逐渐壮大，樊钟秀被卷入军阀战争，后被民党人士于右任、张仿编为靖国军。1919年初，樊部失败，退往河南老家，挂在赵杰的宏威军名下。
樊钟秀占据了宝丰、鲁山一带的小煤窑，借此生财。鲁山县西的大山中，有一名叫斑鸠城的险地，四面绝壁高数十丈，犹如木桶，内有良田数百亩，有泉水可供500人饮用，又有竹木杂树，此地仅半山腰一个石洞可以进入。樊钟秀即据此为山大王。1920年，他被吴佩孚征调，带领收抚的豫匪往南方作战。
一般说来，豫西杆匪中的徒众有许多确为走投无路的农民，但其杆首，除前述的三数人之外，大多为地痞、流氓、兵油子。他们本来就是好吃懒做、偷吃扒拿、逞强斗狠、横着身子走路的家伙，平素广交狐朋狗友、跋扈乡里，一旦劣迹暴露，无法容身，于是铤而走险，纠集十数人拉杆，渐至数十上百人，便严然草头王了。这些初起小杆，为对付官军，往往投靠大杆，同时招兵买马，待势大人多，便独立出来，另起炉灶。
就这样几小杆合一大杆，经过一段时间，分为几大杆：各大杆再带小杆，犹如细胞分裂，杆匪越来越多。临汝县人姜明玉，自小手脚不干净，长大后跟着区长办事，却经常串通一批歹人到各村寨偷盗。1920年间，县里屡得报告，便指名要抓他。姜明玉潜逃外地，用盗来的钱购置枪支，渐渐纠集了百把个人，占领伊川县白沙南岭；后投到王振（绰号王老五）部下。日久，他拉出杆子，自立山头，占据了登封、伊川、临汝数县交界处的鳌头山。老洋人到豫西时，他还曾与老洋人合而又分。
该县地主李越平素广交蹚将，在绿林中朋友极多，为资助土匪竟将家产变卖净尽，也拉了300多人枪上了鳌头山，投奔姜明玉大杆。
民国时期，河南农村有一种极恶劣的风气，叫“打孽”，即血亲复仇。
双方为争乡保长职务、为女人、为田地、为世仇，都可能拿起枪来暗杀对方。被暗杀者的妻子、儿女、亲属则同样暗杀对方。于是又出现“打孽能手”，类似职业杀手，专替那些有钱无力的人去消灭仇人。
伊阳郭村的范龙章年轻时家境贫困，他外出当兵，每月几块大洋饱银攒起来，捎回家买地。不料为争买一块地，他哥哥竟被同村郭某打死。郭某势大，范家告官不成。范龙章遂从部队告假回家，凑了10个人帮他打孽。把仇人打死后，他在庄子上叫牌子：“我是范龙章，回来给我哥报仇的，跟村中老少爷们无关！”
庄里人一听，谁也不去过问。但范龙章也不能再回部队了，10几个人便“套交情”。墙上挂起关公像，桌上放着上了膛的枪，枪口对着人，焚香礼拜后，诸人便依年龄长幼跪下宣誓：“如对这些兄弟三心二意，粉身碎骨，不得好死！”
随后，他们便偷民团的枪，拉肉票勒赎买枪，干上了蹚将。起初，范龙章也是投靠姜明玉，到后来势力大了，才独立出来。杆匪一般很注意“兔子不吃窝边草”。对远处的村庄，则分作三等。第一等叫“开”，这种村庄与蹚将的关系较好，主动向蹚将们提供食宿，而且相互关系融洽。第二等叫“半开”，这种村庄只按时按约定供应土匪食用物资，但关系并不亲密。第三等叫“不开”，即不愿自动地向土匪纳贡的村庄，因此土匪也就随时可能去攻打它们。这里的“开”字，大概是指村庄的寨门是否对蹚将自由开放的意思。
民国年间，豫西与湘西同为全国闻名的匪薮。但湘西因偏僻闭塞，主要为地产土匪。而豫西则不仅有大批地产土匪，还有许多过往流寇。这种流匪大都是在官兵追剿之下，窜入豫西山区躲避、周旋的。他们往往人数多、势力大，倏忽而来，骚扰掠夺一番，而后或因官兵搜剿急迫，或因不耐此地艰苦，复又呼啸而去。20年代前期的孙殿英、老洋人以及30年代的刘桂棠等杆匪，均是如此。
至于地产土匪，自樊钟秀之后，在宝丰县又有老戴正（戴民权）、秦椒红、姜不辣等杆。老戴正拉到一个肉票，叫他家第10天送1000大洋来，事主决不敢拖到第11天，否则立即把肉票铡了。当地百姓哄孩子时都说：“快不要哭了，老戴正来了！”
在鲁山县则有连四麻子、姚老五、赵振刚、刘时一、蒋百泉、印老四、张老末、老母鸡、孙兆林、杨名鉴等杆，大杆数百人，小杆数十人，总数达数千人之多。各杆横行乡间，每天都有几十处遭祸。1923年6月间，鲁山玉皇庙店附近被烧毁20多个村庄，死10余人，被架百余人；七里头闸走村串户的小商贩被掳百余人……肉票被匪徒用牛筋、细麻绳缚住大拇指，悬挂梁间，鞭打至昏死而后止，然后置于地窖中，两三天给食一次。各地农不敢耘、商不敢贩，一片萧条、凄凉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