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第一种情况，即官兵转化为土匪。民国时期，在历次军阀战争中溃败的士兵、解散的部队，逐渐成为土匪的重要成分和主要骨干。远的不说，就以1920年直皖战争前后张敬尧、龙济光、倪嗣冲、赵杰的军阀部队为例。这几个军阀于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后，都先后被迫下野，所部均被解散，下层官兵中许多人便干起土匪勾当。
20年代，山东各地的股匪中，大多有前几支部队中的溃兵、裁兵。临城劫车案中的郭其才就在张敬尧部下当过连长。河南杆匪中，则大都有赵杰宏威军的士兵。老洋人张廷献就曾在该部当过连长。有鉴于此，1923年山东省议会曾建议行政当局，拒绝外省来鲁招兵，并禁止本省居民应募，这当然完全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的。
士兵转化为土匪，除了溃兵、裁兵之外，还有因抗议欠饷、不堪虐待或受匪勾引而哗变的士兵。军阀队伍中，高级军官克扣部队饷银，或挪军饷用以投资、赌博而拖欠士兵达数月之久；中下级军官除克扣军饷外，还直接奴役或虐待士兵，为小事细故而体罚甚至打死士兵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造成下层官兵的仇恨情绪，土匪则乘机诱惑、拉拢士兵下水，以扩充人枪子弹。
1923年6月，驻守开封南门外的陆军第四十八旅有一名士兵因故被排长责罚殴打。该士兵先是哀求饶恕，继而痛楚呻吟，全排士兵无不难过，但敢怒不敢言。归营后，个个怒火中烧，寻思借机发泄。该士兵的哥哥也在该部当兵，闻知乃弟为小事而受重责，便串连该排士兵报复。
恰巧在开封附近活动的一股土匪中，有头目为该兄弟俩的乡亲，平日就常有来往。于是，哥哥便暗中与匪徒联络，于一日夜间率全排士兵鸣枪哗变，在南门一带抢劫商店达1小时之久。开封本陇海线重镇，城内外驻军近万人，闻兵变竟无一兵一卒到场镇压。这一方面反映军队维持治安之不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各部队官兵对哗变士兵的同情。事后，军事当局搜捕变兵，枪毙10余人，余众遣散。被遣散的士兵返乡后，部分落草为寇，度其生涯。
1923年七八月间，正是湖北军队大举剿匪、营救被绑架的梅神父之时，驻守鄂豫边境应山、大悟等县的鄂军，接连发生士兵因欠饷太多而拖枪为匪的事件。据不完全报道，其中广水逃17名，距疗养胜地鸡公山仅45里的王家寨逃30余名，东篁店先逃走一排，随后又有一排10余名士兵裹挟排长逃走。不久，驻大新店的一连新兵又有不稳形势，鄂督萧耀南连忙派兵将该连全部缴枪遣散。
这些逃兵或随大股土匪窜往河南，或在京汉铁路附近各县抢劫绑票。鄂豫两省当局不得不加派军队守卫铁路。
国民党曾多次派军队前往湘西剿匪，当地匪首竟能以鸦片诱使官兵哗变、倒戈。1946年，四川军阀潘文华的部队奉派到湘西剿匪。川军素称“双枪将”，即每个官兵除一支打仗的枪，还有一支吸鸦片的枪。这批人因匪队中鸦片供应充足，活动自由，而纷纷投奔匪队。这些兵痞一旦为匪，自然是更加凶猛、残忍。
士兵哗变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决不亚于匪祸。20年代初，皖北涡阳县西义门集因屡遭匪祸，1923年4月，遂有安徽陆军第三旅一团二营来此驻防。该营一应物品悉由当地商民供应。不料6月10日夜间10时左右，该营部分士兵哗变，在枪杀了一名连长和一名排长后，即朝天开枪，拥出营房，抢劫镇上商民人家达数小时之久。
居民梦中惊醒，妇啼子号，恸哭之声闻于四野。民宅被搜劫，一片狼藉；居民2人被打死，全镇损失财物折合30余万元。天明后，100多名变兵携枪挟赃而逃。营长魏殿英随即召来镇上商会会长及头面人物，非但无一句带兵有失的自责，反而严厉命令各店必须照常营业，不得对外声张此事，掼失的100多条枪全部由商民集资赔偿。旧社会兵匪难分，由此可见。
而且，由士兵转化而成的土匪，经历过军阀混战，胆量更大；经过一定的战术训练，更加机动灵活；对军队剿匪的规律熟悉，更加狡猾。因此，若一股土匪中有一批士兵作为骨干，或有若干中下级军官参与策划，指挥，其势力将会很快地壮大起来，而且极不易彻底清剿，故危害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