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风土异宜，种植亦不同，如江以南谷熟为有秋，江以北豆麦熟为有秋也。然岁之丰熟，全在乎雨时若，设有雨非其时，则成偏灾矣。余年才六十，已遇两次大旱。一乾隆五十年丁未，一嘉庆十九年甲戌，虽江南烟水之区，皆成赤地，在处干涸，禾苗尽槁，见之伤心。夫苗之得水，犹小儿之食乳，乳已涸矣，儿岂能生。故凡地方公事，最重水利。今有田富户全不关心，一到早年，束手无策，为之父母者，将何以为情耶？
大江南各府州县皆种稻，而田有高低，大约低田患水，高田患旱。吾乡高田多，低田少，每遇旱年，枝河干涸，则苗立槁。一乡之人言之保长，将水车数十百具，移至大河有水处，车进枝河，以灌苗田，谓之踏塘车。塘车一踏，则租米全欠，租米全欠，则官粮无所办。故有田之家，每至百孔千创，先籴米以纳粮，后籴米以为食。饥民之困苦未苏，而公家之征催已急，是有田而反为田累矣。推其本源，总在不讲水利之故。盖官河运河是有司之事，枝河池荡是居民之责，不知何道一年淤塞一年，则居民一年穷困一年，人自不觉耳。
余尝在王南陔中丞座上见两邑宰晋谒，中丞问两宰云：“贵县城周围几里？有几门？”
两宰枝梧茫然不能对。余在旁不觉窃笑。夫城郭之大小，为邑宰者尚不知，又安知水利之通塞耶？故凡官于东南而留心民瘼者，必先明水利，再讲田赋，是致治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