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之有碑，始自秦、汉。碑上有穿，盖下葬具，并无字也。其后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杂记》载杜子夏葬长安，临终作文，命刻石埋墓。此墓志之所由始也。至东汉渐多，有碑，有诔，有表，有铭，有颂。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石，死有令名也。故凡撰文书碑姓名俱不着，所列者如门生故吏，皆刻于碑阴，或别碑，汉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自此以后，谀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间乃大盛，则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宋、元以来，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书碑之人矣。如墓碑之文曰：君讳某字某，其先为某之苗裔，并将其生平政事文章略着于碑，然后以某年月日葬某，最后系之以铭文云云。
此墓碑之定体也，唐人撰文皆如此。至韩昌黎碑志之文，犹不失古法，惟《考功员外卢君墓铭》、《襄阳卢丞墓志》、《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异旧例，先将交情家世叙述，或代他人口气求铭，然后叙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时偶然变体。而宋、元、明人不察，遂仿之以为例，竟有叙述生平交情之深，往来酬酢之密，娓娓千余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甚至有但述己之困苦颠连，劳骚抑郁，而借题为发挥者，岂可谓之墓文耶？吾见此等文属辞虽妙，实乖体例。大凡孝子慈孙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礼厚币，以求名公巨卿之作，乃得此种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中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乡某原字样，此是门人辈编辑时据稿本钞录，未暇详考耳。而后之人习焉不察，以为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孙竟即以原稿上石者，实是痴儿说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