郏有言：天下之利，莫重于三吴。三吴之利，莫重于水田。盖江南之田，古为下下，今为上上者何也？有太湖之蓄泄，江海之利便也。故大江南北，财赋所出，全资乎水利。
三吴地势，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则引湖水以溉田，水多则泄田水繇江以入海。潴水泄水，两得其宜。故鲜水旱之忧，皆膏腴之地。今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
凌云翼曰：东南水利，犹人身之血脉也。东南财赋，犹人身之脂膏也。善养生者，必使百节不滞，而后肢体丰腴，元气自足，盖财赋俱出农田，农田资乎水利。故水利不修，则田畴不治；田畴不治，则五谷不登；五谷不登，而国用不足矣。欲求水利，先除水害。盖水之害在泛溢，此水年之所以不泄而为田害也。水之利在氵亭泓，此旱年之所资灌溉而为田利也。以治田之法治水，则水利兴；以治水之法治田，则田自稔。故曰善治农田者，必资乎水利；善治水利者，必溯其源流。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况水之利，尤当深探其本，而穷究其源者也。
古圣人尽力沟洫，非止为治田之计，正欲就其顺下之性，引而导之，入于江，入于海，俾无阻滞，旱涝皆宜。国计民生，即赖于是。国计者何？赋税是也。民生者何？力田是也。
王叔杲曰：“国家之视江南，犹富室之视腴产，不可使农田一日不加勤恤也。使患至而赈抚之，一出一入，其费增倍。与其修治于已患，不若预防于未来；与其骤兴于一时，以多两倍之费，不若施工于平日，以成十倍之功。
吴中水利，固惟浚枝河为要务，筑圩岸为急需。究其本源，则枝河淤塞者，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者，由人力怠惰。余以为开渠者，土无堆积，而即为圩岸。筑堤者，无从取土，而即以开渠。二者相兼，其功百倍。盖开得河深，灌溉自利，筑得堤高，泛溢无虞也。故郏曰：“取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阔深，则水通流而不能为田之害。堤岸高厚，则田自固而不至使水冲决，势必趋于江与海也。如此则高低皆利，而无水旱之忧矣。
五代钱氏不废汉、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兴、松江沿海，而东至于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闸，使蓄泄以时，旱潦无患，而田自利。其时岁丰人乐，每米一石钱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吴，大兴水利，斗米十钱。至南宋，农政不修，水利不举，三吴之田，日渐隳坏，则石米一贯矣。以此推之，兴水利则如此，不兴水禾则如彼。
郦道元曰：“东南地卑，万流所凑，而常熟之地，在三吴尤为卑下。”
何也？上流则太湖东泄之水，由吴江经郡城，合元和塘诸流，会于常熟；下流则太湖北泄之水，由无锡而东，合宛山、鹅湖、华荡诸流，亦会于常熟。在汉、唐时，本有三十二浦以泄诸水，旱则资潮汐以灌田，涝则分诸浦以入海，田常丰熟，而民力有余，故谓之“常熟”。每年赋税，甲于三吴。今则不然，白茅、七鸦诸浦已废矣，而独留福山港一线之道，亦淤塞仅通舟楫，欲其常熟得乎！此所谓知其末，不知其本矣。
国家修治黄河，费无所惜，修治运河，费无所惜者，为转漕故也。漕从何来乎？江、浙之赋为重也。江、浙之赋何忧乎？曰水利之道不兴也。
许光凝曰：“开一江，有一江之利，浚一浦，有一浦之利。考之前古，有置闸之启闭，有围田之厉禁，有浚川之舟楫，有水课之殿最，所以为三吴之利者甚备，济旱如救焚，防潦如拯溺。故曰欲享其利，不得不除其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