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夷通商后，各直省创立天主堂，行耶稣教者甚多。独吾省章门，光绪二十年以前尚无之。自与倭奴讲和，中国示弱已极，诸夷遂愈猖獗，而耶稣教遂愈盛行，无有敢出而阻之者。近三四年，章门进纷纷建天主教堂、耶稣教堂矣。
盖法夷主天主教，入教者不敬祖宗，归必毁其神主。且一人入教，举家皆从，无得有异。英夷主耶稣教，则仍敬祖宗，或一人入教，父母兄弟妻子俱不愿者，亦听之。
其初，天主即耶稣，本一教。传之既久，遂分门别户，各祖其说，以惑世诬民矣。
先是同治年间，章门亦建有大天主教堂一，小教堂二，愚昧之徒与无赖之流皆入其教，迹甚诡秘。堂中不许人窥探，尝诱人拐童子至，以重价买之，或云杀取童睛以熬银，或云杀取童肾以配药，究莫知何用。而到处遗失小孩颇多，有探知在教堂内者。
吾省向有三大书院，曰豫章、友教、经训。有三小书院，曰洪都、东湖、西昌。肄业者殆千数百人，闻知此事，人人愤怒，遂约杀洋夷，毁教堂，以某日为期，并造诛夷安民旗帜数十。
时沈文肃抚吾省，亦痛恨此事，私喜江西士人义烈，恐其不胜，阴谕南昌县，以勇二十名，冒士人衣，当先入堂。是日，士人号召百姓数万至，围住三堂，毁为平地。杀夷目二人，一真夷，一假夷，余早逃匿。寻至内室，果得孩骨无数。夷受此创，即至总理衙门，要挟皇上，勅江西巡抚严拿首从，赔修教堂。
奉旨后，文肃伪出火签数十，遍处拘拿，仍阴令士人召百姓数万围衙署，声言：如敢拿人，先杀官，后再至九江杀尽洋人。皇上许其通商，我百姓不准存留江西界内，存者即杀，其如我何？文肃即命巡捕官出，假意劝曰：“请大众退，立即收回火签，不敢再拿，如何？”
众曰：“诺。”
遂散。文肃因据此情形入奏，夷人果惧，模糊了事，仅赔修教堂银七万两，然亦不敢再修矣。
逾数年，九江数夷目乘大船至章江，谓欲创立教堂。刘公蚬庄为巡抚，亦授意于六书院人，召百姓数万至河干，抚、藩、臬及合城文武大小官员故意示尊礼洋酋，齐至河岸迎接。而士民一面拆毁巡抚及各大宪轿，极口肆骂官长，一面挥大石至夷船，齐喊曰：“杀！”
其声如雷。夷人魂魄已失，又见岸上官为士民所困，狼狈已极，无有为作主者，立刻舟回九江。故法夷最畏江西人，省垣二十余年无天主堂。为此，沈文肃督两江时，建德毁教堂二十二所，杀夷二男二女。闻赖文肃之力，建民不至十分受累。其如何结局，当时记甚清，今忘之矣。
某年，有外夷十九人至长沙，欲立天主堂。忽一夜被土人杀尽。巡抚王公文韶闻而惧甚，时曾九帅、刘制军、杨制军诸巨公俱在家。王公请至，曰：“此事若不办，必启衅端，乞访拿为首数十人，杀以抵之，何如？”
诸公答之即出。而满城已张贴讨夷檄文并传至九江、上海等处。大意谓：“皇上畏汝，我百姓不畏汝，如来报仇，即与汝战，决不宽饶云云。”
翌日，诸公复王公命，呈册一本，曰：“册中二十二万人，皆为首者，请中丞发火签拿之。”
王公榜徨无计，谓“拿则必激变，不拿则必获戾。”
忽飞书至政府求内用。既去，后继之者亦不敢办。而洋夷见檄文甚惧，兼知中兴名将，大半湖南人，皆精于兵法，且隔洞庭湖，铁甲船不能至，无如之何，作为罢论，但戒诸夷以后不必往湖南也。
又光绪十余年间，镇江有一卖粉团者，偶在洋街便溺。向来洋街设人分巡，曰巡捕，首戴一无缨凉帽，帽上安一兰结，身穿号衣，手执鞭箠，见有高声叫骂及两人斗打与挑秽物而过者，则以箠乱鞭之，虽头破身伤，在所不顾。见有便溺者，则执至洋行内，囚一房中，四围黑暗，下复秽湿，曰坐水牢，往往受其蒸郁之气而死。必与钱赎，或十元、八元、四元、二元，方放出去。巡捕见卖粉团人必无钱，始则鞭挞，继则拳挥脚踢，其人受伤重，倒在地，气息奄奄。见者皆不服，遂追巡捕，巡捕逃入洋行。须臾，聚至数万人，围其行。内一洋人放洋枪，众愈怒。有一十五六岁人，武艺甚精，身轻如鸟，带火种纵上洋屋，揭开屋瓦，放火而下，立时焚毁。凡镇江洋行，一齐围住，肆意焚毁。幸道府闻而即出，极力劝阻，仅焚去六七行。然而所失已百万，英领事衙门亦在内，所失较多。而镇江人恨犹未已，明日人数愈聚逾众，声言当烧尽洋行，杀尽洋人。自今不许在镇江开码头。内颇有能者主谋，知必报复，已预备战事。诸夷惧甚，初犹要挟通商衙门勅两江总督曾国荃赔银数百万，杀为首数十人，不从则调兵船至开战。九帅笑曰：“无故伤我华人，咎有所在，欲战则战，赔银则不能。”
九帅威望素重，闻而愈惧。初，九帅阴命常镇道相机行事，可了则了之。而遇事往答赔银四万，诸夷遂借此允诺。幸其人未死，镇江人亦遂解散。自此诸夷约束巡捕，不敢如前猖獗矣。
大抵外夷敢挟制皇上官府，不敢得罪百姓。盖彼兵船不能长驻中国，又不能杀尽百姓，倘深其怨毒，则容存无地，交易无人，而且祸起仓卒，难以测度。故每逢百姓滋事，彼必退怯，不敢与较。沈公、刘公窥知此意，故皆借百姓以挟制外夷。独王公在湖南，一己之利害祸福太明，致畏避而去；其实彼时能坚然不动，终归无事，兼可得名矣。
又四川大足县教民猖獗已极，有余蛮子者，任侠之徒也，好平里党中不平之事。近村近县，遇事必推之为首，惟其言是听。余某遂倡议杀教民，一呼而起者数万人，皆苗蛮杂类，亡命之流。凡邻近教堂，尽行焚毁，入教之家，无男女尽杀之，并擒教头一名，乃法国贵官。法夷急甚，挟四川总督发兵前剿，救出此人。余某云：“官兵若来，先杀此教头祭旗，然后开仗。”
法夷愈急，无计可施，即得托人往说和，愿出银赎回。余某云：“须立议字，以后不得复仇，并不得在此处行教，赎资须二万两方可。”
法夷一一依从。于是，赎银议宇及教头，两面经通事交割清楚。教头放出，行至数十里外，忽有他党，若强盗者数百人，至曰：“此奇货可居也。”
一拥擒去。法夷大怒，要挟官兵前进，志在杀尽此辈，以泄其愤。而此辈缚教头于旗竿上，立阵前，谓战则先杀之。法夷见而慄慄，官兵亦不敢动。闻现尚鹬蚌相持，未知将来如何了结，此亦一大快事也。
予观外夷与乡勇战必败，如广东榕树头一役，全军几覆，若无汉奸，则巴酋就擒。又如某一役亦败，某一役再败。叶名琛惟不许百姓与夷战，故被执辱。何制军惟不许福民与法战，故一败涂地。林文忠惟能鼓民助威，故英夷屡战屡败。然则百姓之义愤，固大可用也，患在大吏不善用之耳。最怪天津毁教堂一事，曾文正太无胆识，太示懦弱，末路声名，因之大损。
当同治庚午年，江南屡有控失小孩案，梅方伯重悬赏格，拿一匪者，赏银百两。某日，城外百姓数人，见二人在前，小孩数人随从，可离一二丈，其人行，孩子亦行，其人止，孩子亦止，颇疑之。遂喝曰：“拐子。”
其人即走，因人多被擒，交官领赏。问官分开研鞫，其一五毒备施，不招；其一新入党者，供曰：“彼前日诱我为此，谓可得厚礼，拐一童，卖教堂内，可得银二十两。”
问：“买去何用？”
曰：“不知。”
“用何法拐？”
曰：“以药成饼，路中见孩子，绐之食。其药香烈异常，孩子无不爱食，食后自然随来，不用捆缚。”
问竟定案，一正法，一充军。
到处都有失去孩子者，而天津尤甚，百姓俱探知在教堂内。一日聚众千，焚其堂，杀洋男二人，洋女二人，皆寸割其肉而食。搜出孩骨无算。时陈国瑞在此主令，喝焚喝杀，其实无陈亦势所必为。而法夷受此伤，即调兵船至大沽口，谓不杀陈国瑞与为首数十人及赔修教堂，即开炮攻天津，再攻都城。直督崇厚闻而惧甚，朝右诸巨公亦皆忧惶无策。天津人独不畏，已聚数万人，预备与之战矣。适曾文正入朝，法夷畏其声望，不敢动。朝廷上下皆喜甚，谓可倚赖之以伸国威，天津人亦谓必能如林文忠，助百姓以制服法夷矣。孰知文正志怯气馁，恐一战不胜，则罪归一人，遂阴主和议。又不敢遽出诸口，知苏抚丁日昌多谲诈，奏调至天津办此事。丁遂扬言：“今日惟有和耳，万万不可战。”
许法夷杀为首十八人抵偿，赔银八十万。惟力言陈不在内，不能杀；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只可充黑龙江军，亦不能杀。盖太守颇右百姓，法夷初欲杀之故也。所杀十八人，皆死犯，许每人给银五百两，安养其家，买其认供。而十八人皆谓此乃义事，怡然就戮。自丁倡此议，文正力主其说，人无敢违之者，朝野大失所望。天津人初恨曾，后尤恨丁，出一讣状曰：“不孝男丁日昌，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某公。”
下备列十八人姓名，云：“痛于某年某月某日，舍身殉难而亡，凡属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士哀此讣闻。孤哀子丁日昌泣血稽颡，期服侄崇厚泣稽颡，护丧功服弟曾国藩拭泪拜。”
张贴都中。天津殆遍。和成后，值文正生日，朝贵皆幸无事，在湖南会馆公开庆筵，召优伶演剧。湖南人颇不悦文正此事，作一诗曰：“笙歌嘹亮寿筵开，丞相登场亦快哉。知否黑龙江上路，满天风雪逐臣来。”
用白纸写寸楷，伺文正将至，高贴戏台上。文正入见，满面羞惭，即出归，满座亦旋散。
论者谓文正功业虽高，而韬略不及林文忠远甚。夫法夷借行教以诱杀小儿，渺视中国，残虐吾民已极，斯时正曲在彼而直在我，声罪致讨，为有辞矣。倘文忠当此，必激励士卒之气，大张燮伐之威，使彼痛受创戳而去，以后不敢复如此猖獗也。或谓彼时夷船夷炮，俱不及今日之坚利，恐文忠当之，未必能操必胜之权。予曰：然则彼时夷人不甚强，文忠故能胜之，顾何以夷攻定海，攻乍浦，攻镇江，攻江南，势如破竹，无一敢抵御之者？岂非事在人为乎？况敌技虽精而益精，善兵者自更有别法以制之，断不致束手无策也。
当文忠时，承平已久，人不知兵，然且以新练之卒，抗倔强之虏；今文正经百战之后，兵皆熟于行阵，名将又复如林。而卒以畏懦退缩示弱外夷。此一役也，实关华夷盛衰之大局，岂天欲荼毒中原，故不牖文正之衷耶？夫当咸丰末、同治初，东南有粤寇，西北有捻匪，有回匪，其和也，实无可如何也。若同治六七年以后，群寇俱平，正可乘百战兵威，并力外夷，使文忠膺兹重任，岂肯一日纵敌，为数世之患哉？然此皆焚毁教堂洋行之事也。
外尚有吾民与夷人互相争斗者。如同治十三年三月间，有宁波某在上海法洋行中供役，主人虐使之，身毙。宁波人不服，遂兴问罪之师，凡同乡糊口洋行者，概限二日辞去主人，会集某处。一呼十万人至，法夷颇惧。英夷恐激变，则各洋行必受焚毁之祸，勒令法夷，以凶手偿命，尽礼赔服，并厚恤死者家，如不允，即助宁波人与之战。凡夷人殴毙华人者，向为夷官袒护，不抵命，止圈禁九月，便释出，官府亦无奈之何。
今法夷畏宁波人，复畏英夷助之，遂不敢复庇，真凶交出，杀以抵偿，余亦一一如英夷所言，宁波人方许罢兵。盖自外夷扰中国以来，汉奸多广东人，次则宁波人。而一切交易通事与洋行洋船服役，皆赖此二处人之力。且平日伎俩若何，又早为所窥破。宁波人生心，必勾引广东人亦生心，便在中国立脚不住。故外夷最惧怕此二处人，不得不屈服也。
又宁波府有一会馆，曰四明公所，近法夷租界，法夷拟出银五十万两买之。今年三月间，托上海道蔡和甫玉成其事，以一月为期，蔡往向宁波首士说，不允，愠甚。私谓今日外夷势强，要挟皇上，索某某地方，即不敢不畀，何论此一府人，有何力量？到彼时，令法夷强据为己有可也。届期，法夷未得回音，以为事已说妥，即率人往拆其屋。宁波人骇然，邀数十人往阻之，法夷不问来由，即开洋枪击毙十二人，宁波人大怒，谓有业不能自主，动辄恃强伤人，尚复成何世界？遂如前法，招回各行乡人，并通知广东帮。广东人亦大怒，谓今日恃强拆宁波会馆，明日必恃强拆我广东会馆，此风万不可长，亦招回各行粤人。一呼而聚者十数万，预备洋枪大炮，攻击其洋行，与之对垒。凡法夷电线、电灯及各机器，尽行毁坏。一面围上海道署，声言先杀蔡道，再杀法夷。
于是闭市六七日，轮船到岸，无人起货，岸上之货，无人送上船。诸夷慌乱，英人尤甚，遂出而极力讲和。宁波人谓非交出真凶十二人抵命，断乎不能和。苏抚闻之，恐酿成大祸，亟命聂方伯至上海劝解。聂初欲以官势压宁波人，法夷又恫喝总理衙门发电至上海，谓四明公所宜归法夷，所杀十二人即作罢论，以免启衅用兵。宁波人愈怒，谓皇上畏外洋，我辈不畏。今日无论政府不能强我，即皇上亲临，亦须与法夷生死一决，看其能胜我否。
于是诸夷及官吏俱束手无策。而英国贸易最巨，尤恐开战后上海必踏为平地，一切资本俱化为乌有，则所失何止万万两之数？复百端向宁波人婉转劝导，谓所毁法人电器各项，实值银数十万，似足抵十二人之命，则此事可两作罢论。至于四明公所，法人不得再占，所拆毁处，令其赔修，处罚银一万二千两，分赡死者之家。而方伯亦存畏外夷之心，再从旁尽力劝解。宁波人见如此了结，尚不至十分无体统，且又却情不过，即得允答罢兵寝事。是役也，实由蔡道误成此祸，幸而和释，不然，战事一开，蔡首其先授矣。
蔡本洋行一买办，报捐道员，以善媚洋人，要挟朝廷指授此美缺。自抵任后，惟外夷之言是听，不敢一语牴牾，且恒恃其声势，抗衡上官。如春间江浙一带饥荒，米价骤涨，遂禁止不得贩买出洋。而蔡道胆敢私代倭夷购米一百五六十万石，运往其国。后经大吏查出，方奏参革职治罪。诸夷忽出面抗拒曰：“数十年来，为上海道者，无一人能通达中外情形，独蔡某智识高深知之。此人匪惟不可革治，并不可更动。如或更动，我辈即开兵端。”
大廷闻而畏惧，竟不敢更动。然则黜陟之柄，亦为外夷所操，不能自主，此复成何政体哉！
夫以一府之人，齐心攻夷，夷尚畏而降服。若以天下之大，兵将之众，鼓励忠义，与之对敌，彼安得不畏者哉？甚矣！中国如此之弱，外夷如此之强，而自余观之，弱者岂真弱，强者岂真强？特执政诸臣之怯懦，有以酿成之耳，可慨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