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乙未，朝鲜既称帝号改元，明年遣使来聘，用敌国礼。廷议朝鲜吾旧藩，今夜郎自大如此，不如绝之。上曰：“我不能有而附于日，日既左右之，立国建元，称帝号矣，固俨然邻国也，此与东西诸国，宁有少殊乎？我不能拒绝东西诸国之使，奈何独拒朝使？”
遂令其觐见，而报以国书如常礼。上之豁达大度，黜虚文而崇实际类此。戊戌夏，联日议起，始命黄京卿遵宪为出使大臣。故事实缺道员出使，皆以四品京堂候补。黄时官长宝道，独以三品卿用，盖重其事也。先期令总署恭撰国书，依故事拟草上，上阅之，殊不惬意。因于大日本国皇帝之上，御笔亲加“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九字。中间词意，亦多所改定。书成，命王文勤及张樵野侍郎，奉诣日使馆。与日使矢野文雄商榷，而密诏不令李文忠与知。盖文忠仇日甚，不愿联日，而忌者又为蜚语以中之，故上怒遂不解也。未旬日而文忠出总署之命下矣（文雄汉学最深，其觐见颂词，自称独用外臣两字，文略仿《春秋》，辞令颇渊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