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之再起也，其实力已远不如前。以全系情形言，此时齐燮元已告失败，而孙传芳地位则扶摇直上，拥有五省地盘，大有不甘居人下之势，萧耀南对吴虽外示拥戴，仍属貌合神离，故吴实际上已失却直系领袖资格；以军队情形言，此时直接归吴指挥者，只有靳云鹗、寇英杰、田维勤诸部，战斗力均不甚强，故所谓吴大帅之声威，亦不过虚有其表而已。
为吴计者，正宜乘此时机，一面纡尊开诚，与直系疆吏力谋团结，一面埋头训练军队，以恢复第三师之规模，方为上策。乃不此之图，徒欲虚争体面，始则主曹锟复位，继则谋维持宪法，迨均不成，不得已乃于摄阁名义之下，与奉张平分政权。至其对于孙、萧诸人，依然以长官自居，发号施令，毫不顾虑其诚意服从与否，不特于己系为然，即视奉系将领，有时亦俨同部属。
吴于击败冯军进京时，有一次适值奉方召集关内将领会议，吴亦设宴款待，并邀直系将领作陪。客既集，主人先向之大谈中国旧道德问题，隐寓训勉之意，语刺刺过午尚未休，在座者均饥不能耐，乃由张宗昌起谓：“大帅伟论，直等对牛弹琴，不如早赐盛馔，任大家推推牌九，逛逛胡同，转易联络感情，交换意见。”
吴闻言始命开宴。在吴此举或于当时奉军风纪有所不满，欲藉以稍加纠正，不知权力不属，空言究亦奚补？令人转觉长腿将军为快人快语也。
吴既未改其自大刚愎之性，又以恨冯甚，正倾全力指挥南口军事，而南方烽火已告紧矣。先是，国民政府于黄埔建军成就后，即下动员令，于十五年七月由广州出发，攻入湘境，吴尚不以为意，盖平日视国民革命军为微弱不足道，不难一鼓荡平也。
迨八月十四日南口攻下，岳州、平江一带已悉为革命军占领，且进入鄂境。其时鄂督已易陈嘉模，叠电向吴告急，吴始匆促南下，两军相持于汀泗桥，该地距武昌百二十里，吴则亲驻贺胜桥督战。革命军以第一军当正面，人数约万余，仅及吴军之半，第四军李宗仁所部任侧面，与吴军一旅对峙于黄本立（村名）。
战既起，革命军以吴军炮火较优，乃组织敢死队，奋勇力冲，前仆后继，历十余次，吴军均不为动，几退矣，有主姑再一试，果仍无成，退犹未晚，讵只此一着，遂决两军胜负。盖吴军虽号称三四万，而能战者实少，惟前第三师军官千余人，吴将其编成一队，为全军之最精锐者，革命军敢死队屡被歼灭，胥此辈之力，然经十余次之殊死战，全队亦损伤略尽，故及革命军最后冲锋，已难独力抵御（闻该军官队于是役全部战死，仅余一人因伤被俘），其余部卒慑于革命军之勇猛，皆却顾不敢前，革命军以大军乘之，遂惊溃。
吴初不料其败如是之速，迨敌军已逼，乃仓皇乘专车遁，车过处，败兵咸攀援欲上，卫士呵禁弗能止，急挥刀砍其臂，人纷纷随臂坠，宛转呼号，惨不忍闻，继者尚争先恐后，一时沿路断臂无算，令人忆及《左传》“舟中之指可掬也”一语，情状正复相同。先是，吴檄调驻川宋大标旅来鄂增援，至即输赴前线，乃不待交绥，远闻枪声，遽遁归武昌，盖其兵车置车头二，一向前，一向后，固早无斗志也。惟驻黄本立一旅，则确击败李部，遣人向吴报捷，至，始知吴已败逃，急回报，迅速绕道撤退，比革命军往招降，已远去矣。
自此一败，吴之政治军事生涯，遂告结束。揆其败因，约有三端，内部不团结（孙传芳坐视不出兵），一也；缺乏基本军队，二也；傲慢轻敌，三也。而此诸弱点，于吴再起时即已暴露，又岂待败而后知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