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军基础，实奠定于马尾船政局，局为左文襄（宗棠）督闽时所规创。当时体制极崇，规模亦甚大，设钦派大臣一人以主其事。其首任大臣为沈文肃（葆桢），则左所奏保者也。左、沈俱为清中兴名臣，故办理极认真，将马尾一带划归船政局范围，以兵法部勒之。相传有一卖浆者，夜见路上遗一破草笠，取而戴之，为逻者所获，以报沈，沈立命斩之，以其私拾遗物干军令也。藩署库吏某，挪移船政饷款，沈怒，捕之，欲置重典。其人素慷慨，尤重文士，士之穷者咸沾其惠，闻讯佥谋营救，乃丐沈父为之缓颊。沈在局得父书（沈家在福州省垣，距马尾约数十里），知其为此也，先斩某而后开缄，其严厉有如此者。以故事虽倡始，而规制条章均得确立不紊。
其始仅由局招收艺徒若干人，聘外国人任教导，司修理船舰而已。后政府为谋深造人才，又于其地设海军学堂，一曰前学堂，专培育制造人才，一曰后学堂，专培育驾驶人才，学成，选优秀者送往外国留学，其中不乏杰出者，以习海军者，多属闽籍，权力亦随而归之，势所必至也。海、陆军本为国防之两翼，然我国海军其用以对外者，仅前清甲申、甲午两役，一以抗法，一以抗日，而皆败，尤以甲午为甚。入民国来，则皆用以对内，民国二年，袁世凯凭藉海军以平敉第二次革命，即其明证。自是国中每有一次战争，甲乙双方均欲挟海军以自重，而海军遂成为奇货可居，军以货称，其为人诟病也固宜。
海军既为内战胜负所系，于是握政权者，于海军总长兼总司令两职，必皆用忠于己系者。当直系秉柄时，海军总长为闽人杜锡圭，杜则直系中之亲吴（佩孚）者也。其人肯负责而有野心，以海军势力限于水，不足与人争衡，且闽为其故乡，向听他省人宰制，不能达闽人治闽目的，尤引为憾。
有杨砥中者，久随杜左右，乘间献计于杜，谓惟有将陆战队加以扩充，既无越海军职权范围，又可藉口驻防，潜布势力于各县，以徐图进取。杜深以为然，遂任杨为旅长，杨乃大行募兵，从事训练，一面招抚土匪，以厚其力。其时闽督军先为孙传芳，后为周荫人，皆直系，不欲公然开罪海杜，而吴佩孚又阴护持之，以此杨颇能从容部署，寡所牵掣，驯至长乐、连江、福清、平潭暨福宁各县，皆属其防地，凡防区内，一切税收及用人行政，省政府多曲徇杨意而行，而杨对孙、周亦深相结纳，是为杨最得意时期，亦即海军在闽势力最盛时期。
未几时局变动，段祺瑞再起执政，免杜锡圭职，以己系林建章代之。林亦欲藉陆战队之力，以夺取直系在闽之地盘，但杨甚跋扈，不易使之听命，于是日筹去杨之策。适孙传芳在浙，大庆寿辰，杨由闽往祝，并参列军事会议，林以机不可失，密电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命就近设法图之，虽格杀勿论也。曾以为难，其部下某挺身自任，谓必得当以报。时杨已由浙抵沪，定某日乘招商局轮船返闽，某侦知大喜，候其登轮后，持刺往谒，杨不疑有他，就舱中延见之，谈数语，某突出手枪击杨，弹发中要害立死。杨死后，其所统率之陆战队虽仍存在，而实力则大非昔比矣。
闽人至今有尚为杨呼冤而悼惜之者，谓使杨而在，则闽省在国内地位或可改观。然以余所闻，杨胆大而粗，志大而傲，即不死岂能有成？即成，又岂真能有裨于闽政治哉？独怪往昔我国海军不能巩固国防，而徒助长内乱，其末流乃至争夺势力，自相仇杀，使左文襄、沈文肃有知，必将痛哭于地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