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顷台湾自杀之风盛行，真理杂志社因此特召开自杀问题座谈会，名流毕集，讨论綦详，大抵均主自杀必须与国家、社会有莫大关系，如殉职死难者，方能加以赞美，至若因情或穷而戕生者，仅图一己之私，宜在痛绝之列，论断公允，自无存疑余地。惟尚有忧时爱国之自杀，其用意在于激励世人，固非自私轻生可比，但较之临难尽忠，又微有间，此次座谈会尚未论列及此，其为勇为懦、为是为非，久已深滋争议。
有谓人之生命至为宝贵，留之可为国家建功、社会进福，故即不幸而至自杀，必其价值能与生存相抵，或且过之，而后乃为有意义，否则均不足取。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此即以明义之价值重于生，故宁死而不以为恶。且以生命所换取之价值，尚必须求其最大者，召忽以身殉主，固亦未可厚非，然孔子犹责其为匹夫之谅，自经于沟渎之中而莫之知，而以管仲之不死为仁之大者，以此而言，则即令其自杀为有裨于国家社会，但若所裨者微，或舍此尚有可以努力之机会，其自杀仍近于逃避责任，而不足为论，此一说也。又有谓，夫人不幸生于昏浊之世、危乱之邦，忧时心切而救国无方，不得已冀惜一死以警醒人心，挽回危局，此不特其情可悯，而其效亦未必不可期，鲁仲连不过以蹈海自矢，尚能使当时罢帝秦之举，可为明证。况在昔专制时代，忠荩之臣往往借尸谏以感悟君心，今国体虽易，然以尸谏一人者，移以尸谏四万万人，亦何尝不可！
不宁是也，凡能为公而弃其生者，其人必具有义侠之风。梁任公先生于前清末叶，慨乎于中国人之亻见亻见亻心亻心，毫无生气，又见日本以能发挥武士道精神，终致强盛，乃著《中国武士道》一书，举古史传中所纪义侠事迹，悉载于篇，其关于自杀者，如Θ之触槐、聂政之屠腹亦皆录入，以明此等精神为我国所固有，宜恢复而光大之，凡此皆足以见此等自杀之不宜裁抑也。日本数十年前，有某国会议员，于开会时，因偶不自禁，气忽下泄，一时臭闻四座，嗤笑群起，某面赤耳热，归而羞愤自杀。以此而死，即谓其轻于鸿毛，亦非苛论。然当时舆论犹深奖之，谓其重廉耻、明责任也，而况于为警世励俗而死之者乎？此又一说也。
今请述一事例，当前清光绪三十三年，余留学日本，暑期乘轮归国，抵门司时，波平如镜，船中人群集舱面，或步或谈。有闽人陈不浮者，新毕业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班，亦乘是轮归，隅坐独饮，微醺，忽起立演说，略云：“列强侵略中国甚急，灭亡之祸，迫在眉睫，而举国醉生梦死，冥然罔觉。其稍有识者，亦无一肯为鲁仲连、楚灵均，以唤起国魂，吾愿首为之倡。”
语及此，忽攀登船栏，一跃入海，众阻之弗及。船主立命停轮，放舢板捞救，门司虽为内海，然海面甚阔，历三十分钟，卒无所获。全船咸感动，醵金为谋善后，中有某省候补道粤人刘骥，赴日考察学务归，独捐百金，并为文以吊之，吾辈亦撰句公挽，句为：“沧海横流，同舟愧乏扶倾策；东方始旦，一死吓醒鼾睡人。”
一面举人返东京，向留日福建同乡会及学生总会报告，并筹开追悼会。
时林宗孟（长民）方在东京，大不以陈之死为然，特挽以联云：“无所效而逃，名曰逋户；忍自戕其命，罪浮杀人。”
所以责之者深也。句成以示其友人，咸以持论过激，力劝阻之，林慨然曰：“今日国势危殆若此，全赖有识之士相与戮力，庶足以图挽救，若人人皆以死了责，徒窃爱国之名，而不举救国之实，前途尚可问乎？吾宁得罪死者，不愿使生者群相效尤，至贻无形之大患！”
其言亦殊有特见。一时留学界对陈之死，或誉或毁，莫衷一是。有感今兹，追怀往事，特纪之，以俟世之高明论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