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国三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废弃约法，而颁布所谓新约法，法统问题已启先声。至六年段祺瑞改选国会以后，更演成南北相持之局。惜当时言法者，或以急于成功而不力求贯彻，或以便于私图而非诚意拥护，以致黎元洪地位几与法统问题，成为不可分离之关系，斯亦至可怪者也。
讨袁之举，其志不但在保全共和，而且在恢复约法。黎元洪以民国副总统，竟甘受任由新约法产生之参政院议长，其后各团体帝制请愿书则由该院转呈，选举国民代表办法则由该院议定，国体投票推定皇帝时则该院为代表，而该院本身之推戴书且由黎领衔，以法律论，袁为帝制之主犯，黎亦宜列为重要之帮助犯。袁既以此丧失总统资格，则黎之副总统资格，岂能独存？乃当日讨袁军对黎，不但不一并声讨，而且以滇、黔、粤、桂四督及蔡（锷）、戴（戡）、李（烈钧）、陈（炳）等代表护国军政府发布第二号宣言谓：“大总统既已缺位，依民国二年十月所公布之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由黎副总统继任。”
而袁于撤销帝制欲向南方谋和时，曾商黎出管将军府，黎竟宣言：“除约法上之副总统外，无论何职，皆不承认。”
一若不自知其附袁罪行，而尚腼然以约法上地位自居者。黎固不足责，而当时南方不乏高明之士，何亦竟不明是非、不顾法律若此？若谓黎之附袁，系由于胁迫而非出其本衷，然以堂堂一副总统，尚昧于舍生取义之道，辱身失节，更何足以以代表国家？闻其时南方要人，亦未尝不考虑及此，第因总统问题为各方利害所关，若另行选举，势必引起剧烈竞争，而影响及内部之团结，故不得不利用黎为缓冲，藉免一时纷纠，此则以法律迁就事实，非言法所宜尔也。
黎出任总统之根据，中间尚有新旧约法之争，而主用旧法者终于占胜。一方拥护旧约法，一方则使在旧约法上已经丧失资格之副总统，冒窃大位，岂非护法运动之一大玷？黎就任总统后未及一年，因府、院之争而引起督军团独立，因督军团独立而引起张勋北上，因张勋北上而引起其以解散国会为入京调停条件。黎既身为解散国会之罪人，则亦即民国之罪人，依法应丧失总统资格，乃于张勋复辟之后，竟俨然以大总统令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同时电请冯国璋依照约法代行大总统职权，固仍以元首自居也。
无论冯、段欣然接受，未尝研究其授与来源之如何？即当日南方忠告段祺瑞电中，亦只对段严加责备，对黎则并无一语纠绳，其曰：“要求宣战之不已，以至殴击议员；殴击议员之不已，以至解散国会；解散国会之不已，以至复建伪清。本为一人保固权位，以召滔天之祸，足下奖成此患，岂得不为追究？”
则似以段为解散国会之祸首，而黎转可不问，又曰：“总理一职，既无同意，亦无副署，实为非法任命，果出黄陂手谕与否？亦未可知。”
则似果属黎谕，犹为可说，吾不知其何以对黎若是其恕耶？
今姑置此不论，黎致冯电，本但请其代行大总统职权，迨段入京，黎由东交民巷回居私宅，又通电宣告此后不再与闻政事，推冯副总统继任大总统。既曰继任，依法黎当再无复位之日，乃其后直系一战胜皖，再战胜奉，由孙传芳一电，而黎又复位。
按孙电略谓：“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法，共选副座”云云。推孙氏之意，似非黎氏复位及恢复旧国会，不足以言恢复法统，而不知黎实为解散国会之罪人，黎果应复位则国会即不应恢复，国会果应恢复则黎即不应复位，今乃以黎复位与恢复国会并举，持此以解决法统问题，岂非滑稽之甚？盖当时直系并非有爱于黎，亦非毫无法律知识，其所以出此者，实因亟欲选举曹锟为总统，故不得不假黎与国会为桥梁已耳。其作用虽与讨袁军不同，至其假法律以为便宜之计，则前后如出一辙。民国十余年来，每一次护法，皆为毁法干纪之黎元洪造机会，真令人为之三太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