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党自创党以来，其所取政策，即系与现有势力相结合，意欲乘机而指导之、改造之，使成为我国之中坚力量，以求安定一时之社会秩序，并徐图发展。故彼之所谓结合，亦有其一定限度，与一味附和者不同，苟一旦越此限度，则彼即不能不顾及自己之立场而立与离异。但观该党第一期与袁世凯结合，然一见袁欲帝制自为，背叛民国，则毅然起而反对；第二期与段祺瑞结合，然一见段之滥用日债，倒行逆施，则决然不肯苟同，便可以知其态度矣。
当时外间谓进步党尚有为有不为，若其他党派则且有无所不为者，的是平情之论。该党与段结合，自对德问题发生始，至马厂誓师，愈益融洽无间，段之力邀梁（启超）、汤（化龙）等入阁，且畀以重要之财、内两部，即为推诚相与之表示。然以此招段左右之嫉忌，故入阁以后，双方感情乃日趋疏隔，盖段一人之信心，究不敌环绕其侧者之日肆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也。
选举本应归内务部主持，而新国会选举乃全由徐树铮等暗中操纵，内汤几不能过问；借款本应由财政部主管，而对日借款乃由曹汝霖（交长）辈秘密办理，财梁几不得与闻。名为阁员，实则等于虚位，选举犹在其次，而借款则关系国脉，势不能无言，言而不听，势不得不求去。若辈乃更藉此而指为有意拆台，段亦深信不疑，于是此一方则恶意慰留，而强使之分谤，而彼一方则力表不与合作，以求外间谅解。计梁、汤等自六年七月十七日入阁，至十一月二十二日随同段氏去职，表面若相终始，而精神则早已分离矣。
段去职仅数月，于翌年三月二十三日再度出组内阁，仍继续其借款政策，其时进步党则以在野地位，力加反对。该党在北京办有两种报纸，一曰《国民公报》，一曰《晨报》。《晨报》总编辑时适由余担任，此两报对于段阁借款消息，时有披露，彼辈早视若眼中钉，密谋取缔，而又恐法律上或欠根据，招舆论攻击，致画虎不成，转贻笑柄。
时朱深为段阁司法总长，在安福系中群目为法律家，力主无虑，谋定矣，只待机发动。我辈已探知之，对于登载亦特加慎重，一夕某通讯社发表政府将以高、徐、顺、济铁路抵押日本借款二千万消息，《晨报》得之，以此种珍贵资料，万不能弃而不录，但为避免责任起见，乃直叙据某通讯消息云云，末亦不加按语，以为如此必不至发生问题。
时余每夕均宿社中，翌晨方睡未起，社丁呼醒，谓外有警察数人，欲见总编辑，余出见，彼问汝是否负责人？余曰是，并出名刺示之，彼遂同警厅通电话，商良久，竟置余不顾而将社中会计梁某逮去，经两日始保出，旋将全案移地方法院侦查，搁置月余，处分不起诉，报亦复刊。同时《国民公报》亦以登载此项消息，同一办理，然查北京各报，登者并不止此两家，则固无恙也。此虽不过一小小风波，亦足见段派对于该党之如何敌视矣。
闻段于梁、汤、林（长民）三人中，与汤感情最恶，盖梁为学者，林近政客，惟汤则党之意识特强，故段派嫉之亦特甚。其后汤游美归途中被刺身死，段并不派人致唁，追悼之日，不莅吊、不送挽章，一若生前之已绝交然者。始则胶漆，终则水火，以利害相结合者，利害相反即反颜若仇敌，观于进步党与段之结局，真不禁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