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庄周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语，于是世人多误以社会为无真是真非，遇事之有利于己者，辄强词主张以求幸胜，而天下遂愈多事矣。如民国八年之发生所谓国会双包案，亦其例也。
忆当民六段（瑞祺）内阁废弃旧国会，依据其所颁布之新国会议员选举法，另行选举参、众两院议员，因而旧国会之一部分议员，乃奔赴广州，自行集会。计当时南下者，仅有政学会、益友社、政余俱乐部、民友社（皆属国民党）四派议员，他如研究系等则均不之应，致难获法定人数，只称为“非常国会”。虽明知未能正式行使职权，作用究属不大，终以无法补充人数，不得不暂维现状。直至七年六月，以迫于时势之需要，乃决定继续第二届常会会期，开正式国会，将不到会议员除名，以候补议员递补。
使此方法果属圆满可行，何至迟至一年之久，方始援用？盖依院法，议员于开会一个月后尚未到院者，得经议决，予以除名。然第二届常会曾经在北京开会，其未南下议员均已到院报到，自不能于同一会期中，强引此项法条，加以除名之处分。且即欲除名，亦须经议决程序，今到会议员既未达过半数以上，则所谓议决自亦不能成立。
故除名递补之举，于法殊欠根据，此亦为当日非常国会议员之所自知，徒以事势所驱，不得不牵强比附，藉以凑足人数，而其基础固甚薄弱也。世人因此事发生在民国八年，遂称其递补之议员为“民八议员”，并称其国会为“民八国会”，至原有议员则称为“民六议员”，亦称其国会为“民六国会”。
其后北方直系军人败皖驱奉，主张黎元洪复位，并下令恢复旧国会，于是民六国会遂于十年八月一日得过半数议员出席，正式开会于北京。当在京之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与由南方北来之众议院长吴景濂，在天津筹备召开民六国会时，民八议员即已通电否认，旋又在上海设立法统维持会、北京设立法统学会，此唱彼和，藉张声势。至其所持理由，无非（一）认广州之自由集会为合法，（二）以未参加之议员为放弃职权，应行除名另补，（三）既经除名之议员，不得再行恢复，（四）除名之议员多曾任北政府官吏，及充安福国会议员，不能再容其置身议坛。
而民六议员自亦依据法律，逐点加以驳正，且在事实上，民六国会业经开会，于是民八议员乃于八月三十日，相率冲入议场，索殴议长。一时国会双包案喧传于世，民六议员当议决于九月十八日举行第二届常会闭会式，为无形之抵制，并以示此一会期业经完成，民六议员之地位已成不可动摇之势也。
虽当时国会已不甚为社会所置重，然吾人依法论法，实认民八议员之主张不能成立。盖议员自行集会，虽为法之所许，但广州集会，不过出自一部分议员之意，并非经多数议员议决或同意，因之未参加之议员，自不能视为放弃职权，其除名递补，于院法既属不合，在手续亦欠完全，实难生效。况当日黎元洪解散者，为民六国会，则今之撤销此项解散令而恢复之者，自亦为民六国会，与民八何涉？
至于民六议员有在解散期间转任官吏及充安福议员，其资格是否发生问题，亦属民六国会本身之事，应听其自行解决，绝非民八议员所能强为主张。综此理由，民八议员在法律上显处于失败地位，故虽有某某南方要人为幕后支持，而彼辈亦极尽跳踉叫嚣之能事，终以不能博社会之同情，不得不偃旗息鼓，由沉寂而归于消逝，此亦足见凡事虽或有见仁见智之不同，而真是非究终未可湮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