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1842年～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他和唐廷枢、徐润、席正甫并称为晚清“四大买办”。

    咸丰八年（1858年）到上海学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中法战争时，曾往暹罗、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后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宣统元年（1909年），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

    郑观应的著作有《盛世危言》、《易言》等，《盛世危言》一书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在我国首次使用“宪法”一词，由此开启了中国最高法意义上的宪法理念时代。书中还主张习商战、兴学校，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是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光绪皇帝看到此书，下令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这部著作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大，时人称此书“医国之灵枢金匮”，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等人，蔡元培也推崇《盛世危言》，甚至是毛泽东在年轻时也经常阅读。《易言》传到韩国，在韩国近代化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郑观应在诗歌与社会关系方面，主张“直记时事”、“寓意规谏”；在诗歌与感情关系方面，主张“吟咏性情”，“畅叙襟期”；在诗歌与形式关系方面，主张“不拘格调”、“不取法古人”；在诗歌与语言关系方面，主张“力扫靡词”、“文字尤贵显浅”。在近代诗歌口语化和白话化的道路上，郑观应确乎比颇负诗名的黄遵宪迈进一大步。郑观应诗歌的内容以实业诗最负盛名，它反映了振兴实业的目的、内容、措施和保障。郑观应诗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面。其诗具有“不立崖岸，不尚修饰，随事隶词，称情而言”的特点。其诗虽以直抒胸臆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其诗歌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最前列。

    他的著作《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他在书中宣称：“欲攘外，亟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因此，他提倡“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同时他指出，仅学习西方技术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必将失败，必须在中国立即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该书问世后，受到知识界重视，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思潮的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