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试为援古证今：如太公之“九府法”，管子之“府海官山”，周官设市师以教商贾，龙门传货殖以示后世。
当时讲求商法与今西制略同。子贡结驷连骑以货殖营生，百里奚贩五羊皮而相秦创霸，即汉之卜式，桑宏羊莫不以商业起家而至卿相。
郑弦高以商却敌而保国，吕不韦以商归秦质子，郑昭商暹罗逐缅寇而主偏陲。
美总统躬营负贩，俄前皇彼得发愤为雄，微服赴邻邦考求技艺，研究商情而归强其国。泰西各国，凡拥厚赀之商贾，辄目为体面人，准充议政局员。轮船公司往来外国者亦邀国助，凡事必求便，商情课税必权其轻重。昔罗马尼亚有贾于俄者，富甲一国，俄王与结昆弟，有女遣嫁，遣使往贺。
亦可见中外古今不尽屏商为末务，孰谓阛阓中竟无人豪，顾可一例目为市侩哉？
恭读康熙五十三年谕曰：“朕视商民皆赤子，无论事之巨细，俱当代为熟筹。
今官商隔阂，情意不通，官不谙商情，商惮与官接，如何能为之代筹？
故来自外洋无关养命之烟酒、密饯、饼饵等物，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而华商营运赖以养命之米麦杂粮等项，经过邻壤外县皆须捐厘，遑问日用之百物。
试为援比，大欠均平。皆因秉轴者不肯降气抑志，一经心于商务耳。方今门户洞开，任洋商百方垄断，一切机器示准其设厂举办，就地取材，以免厘税。其成本较土货更轻，诚喧宾夺主以攘我小民之利。我士商若再不猛著先鞭，顾私利而罔远图，存妒心而互相倾轧，徒使洋人节节制胜，中国利源不几尽为所夺耶？
我商人生长中土，畏官守法。彼西商薄视华官，不谙外务，反得为所欲为。若华商有交涉轇轕之事，华官不惟不能助商，反朘削之、遏抑之，吁，是诚何心哉！
虽然，官不恤商者，固由官制过于尊严，实亦国家立法之未善。纵有亲民之官，通识时务者，亦不能破格原情，时与商贾晤对坐谈，俾知商务要领，得以补偏救弊。商务之不能振兴也，良以此耳。
昔年德国商人，虽贸易有方，亦迫于官税烦苛，更迫于匪人劫掠，谋十一者无所得利，反多折耗。因而通国商人聚议立约，歃血会盟，每埠必有商会，彼此声气相联，互相保护，名曰“保护会”，亦名“商会”。如有爵员及官兵盗贼，恃强以害商者，会中人必协力御侮，不受欺凌。或有劫掠等事，椷知四处，严搜密访，务使就获。倘国家有害商虐政，亦准其具禀申诉裁革。
此会一兴，商务大振，于是荷兰、瑞典、挪威等国首效之，而英、法、西等国朝廷知其法善，亦准商人在本国设立公会，自为保护，以免他虞。
今朝廷欲振兴商务，各督抚大臣果能上体宸衷，下体商情，莫若奏请。
朝廷增设商部，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球兼通中西言语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并准各直省创设商务总局，总局设于省会，分局即令各处行商择地自设。
无论总局分局皆由各业公举一人为商董，合公举之商董择其公正廉明，老成练达，素有声望之商，聘为总董，常用住局，一切商情，准其面商，当道随时保护。如有关商贾要务及助资奖励诸法，亦准其径达商部，大臣代奏，请旨准行。
而后商情不壅于上闻，胥吏无阻挠之弊，官宦无侵夺之权。厘剔弊端，百废可举，商人亦得仿照西例，承办要务。必将争自濯磨，使货物翻新，销流畅旺。
以上仰承国家之要需，下以杜绝外洋之盓漏，安见商富而国不富耶？至今日而策富强。倘不如是，内不足以孚信于商民，即外不足以阻洋商之攘夺。
洋货入中国则输半税，土货出外洋则加重征，资本纵相若，而市价则不相同，洋货可平沽而土货必昂其值，颠倒错紊，华商安得不困，洋商安得不丰。倘有贤能督抚大吏，洞明利害本原，奏请将釐金概行豁免，在江海巨埠者，并归洋关；在内地口岸者，改归坐厘。或由商务局妥筹别款，弥缝厘金之缺，何至华商受其害而洋商独收其利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