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皆有边患。周之狁、汉之匈奴无论矣。降至晋、唐，以迄宋、明，其间如氐、羌、羯、鲜卑、突厥、契丹、蒙古，莫不强横桀鳌。至本朝而后尽隶叛图，似今日边防易于措置，而不料为边患者仍更有海外诸邦也。
间尝盱衡时势，综览绅舆，而知今日之防边尤重于防海。以常理测之，海属外，陆属内，大海旷邈无垠，陆则有物产、有城池，得寸则己之寸，得尺则已之尺。故陆路为天下所必争，即边防为兵家所极重。譬之人身，京师，腹心也；边塞，则手足、皮毛、肌理也。善养身者，卫其手足，护其皮毛，固其肌理。偶有燥湿风寒，不能乘隙而入，则根本益固，神气益完。否则外感纷乘，四肢不保，一举一动，皆蹈危机，腹收难存，岂有生理？
此边防措置所以不可疏也。况中国四边，东至库页岛，南至台、琼，西至噶什喀尔，北至外兴安岭，无一不界强邻。
一有衅端，逐处可以进攻，随时可以内犯。
将来设有不幸，弃玉帛而动干戈，其必由陆不由海也，无疑义矣。盖海战虽各国所长，然必远涉重洋，又不能于海中长较胜负，相持既久，仍须登陆，孤军无继，此危道也。彼西人心计最精，岂肯趋难而舍易？前此法人扰我闽防，特因失利于刘军，欲取偿于中国。我又未能随机应变，致酿兵端。非果有谋我之心也，使果有侵地之志，或分兵而虚扰，或合力以专改，则必由陆而不由海。故今日之中国，防海既难从缓，防边更为要图。
然而边地广矣，在南则与法之越南、英之缅甸交界，在西则与印度比邻，在东北、西北由东三省、内、外蒙古迤逦而至新疆，又处处与俄接壤，皆强邻也。
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盖俄人包藏祸心，匪伊朝夕，为我边患亦已数见不鲜：咸丰八年，乘中国方有兵事，据我乌苏里江东之地五千里，诳占我沿边卡伦以外之地万余里。薄人之危，幸人之祸，其处心积虑，可想而知。又与日本易唐太岛（即库页岛），储军械、屯重兵。
近来造西伯利亚铁路，由彼得罗堡有达珲春，查铁路之造，虽所以便用兵，亦所以兴商务。是以各国铁路大教告造于繁庶之区，今俄人独不惜巨款造于不毛之地，非有狡谋，更何为乎？故曰：防俄宜先也。然而防俄防于西北乎？
抑防于东北乎？曰：昔日以西北为急，今日以东方为重。何以言之？俄之精华、富庶，皆荟萃于西，故其枪炬之屯藏、部落之雄壮，皆在西境。
若与中国有隙，必先扰动新疆。倘西伯利亚铁路造成，则由彼国京都达我边界，调兵运械不过瞬息之间。是其今日之东路，已便于西路数倍。况我京师首善之区正居东北，故中国及今筹备防务，当先于东北之奉天、吉林、黑龙江一带。
俟有余力，再兼顾新疆，此亦先难而后易，先急而后缓之道也。
且夫措置防务，非可徒托空言也，非可狃于近效也。是宜添练防兵以联声势，建筑炮台又扼要冲，赶造铁路以便营运，增设电线以灵消息，而尤要者，在乎多筑土垒。土垒者，防边之急务也。昔罗马称霸欧洲，大者畏威，小者向化，即以土垒之功。盖有土垒则据高临下，敌必不克骤攻，我又籍以遮避，易于伺击。
明嘉靖时，西班牙王喀尔五与敌交锋，患敌之众，急筑土垒，敌不克攻，越日援兵至，遂以获胜。万历十三年，西班牙用土垒之法攻恩脱尔，亦获大胜。嗣后欧洲有三十年大战，皆以土垒之坚石，分两军之胜负。
然则土垒非防边之首务哉？尝闻罗星潭观察云，筑垒之法，必须营垒如回字形，凿四方空处之土，深五尺，累四面为墙，下厚五丈，上厚三丈。
所凿低下之处，修营房，两旁如街。然其待心挖沟作回字形，中心则凿池蓄水，惟留一方，坚柱竿以绳上下而望四方，如是则营房在土中，地高于人矣。房则盖竹木，泥土外覆城顶，后接池边，中临街心，势陡而土厚，旁高而中低。
敌击以开花弹，前堕城外，后堕池中，中堕沟下，弹虽开花，于我无损。即使弹落房顶即炸，而竹木泥土皆软厚之物，柔能制刚，似可无虑。若用钢弹击我，则墙厚数丈，小弹亦难穿也。西国筑土之法，亦犹是欤？今东三省崇山峻岭所在俱有，诚使扼其险要，多筑土垒，则进攻退守，绰绰有余。所谓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者，此之谓也。
虽然，武备讲矣，防务固矣，而不筹足食之道，仍不足以持之也，是非屯田不为功，屯田之法，创于汉文帝，募民耕塞下，为行屯之权舆。及赵充国留屯金城，而屯田之利始普。晋、唐以还，其制度屡更。有所谓军屯者，如汉武元鼎六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责六十万人戍田之是也；有所谓民屯者，如唐初行民屯及天宝间天下屯田，岁收一百九十余万斛是也；有所谓商屯者，如明永乐间下盐商输粟于边之令，每纳米二斗五升，给盐一引，小米每引四斗，复令近边荒闲田地得自开垦，使永为业，商人惮转运之劳，无不自出财力，招致游民以事耕作是也。今东三省土壤活饶，水泉丰溢，诚使参酌成法，择善而行，则数年后，贫瘠之区皆可变为富庶。况以民养兵而兵可不溃，以兵卫民而民可无忧，兵民相依，人自为战，而边防安有不固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