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来崇尚“重农轻商”、“重农抑商”的经济观念。在这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里，人们习惯的经济生活方式是自行生产、自行消费。人民以温饱自足，以安定为福。丰衣足食可谓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高要求，而达到这一要求的手段无外是勤力农事，奖励农业和减除一切浪费及奢侈。工商活动历来都被认为是占据生产人口，妨碍农业生产，促成浪费奢侈的无益行为。因此，长期以来，受到轻视甚至压抑。直到近代初期，这种思想观念及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仍未有动摇、改变。
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中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1862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为处理外交事务而专门设置的。在当时的外交事务中，商务是最多、最主要的。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客观上已使商务问题上升到重要国策的显赫地位。
但是，一个2000多年中素来轻商、抑商的国度，不可能一下子在思想观念上重视商务问题。《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皇帝曾有意以全免关税为条件，来换取“公使驻京”的要求，这一事例很鲜明地反映出清政府对商务的无知和轻视，而对自己的政权威严的何等看重。总之，办商务的目的不在于通商获利本身，而完全是政府外交上的一种制衡手段，其最终目的只在于维护统治，包括政治秩序及经济秩序等等。
在这时候，只有少数人开始渐渐认识到商务的重要性，并有志在中国真正倡导发展工商业。这些人大多是处于洋务运动重要位置上的官员，身居通商口岸、接近商业竞争战场，经常与外商接触的督抚或知识分子。例如，长期在上海英国教会所办“墨海书馆”中工作，而且游历过英、法、俄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王韬；长期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并出任清朝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薛福成；留学法国，亦任李鸿章幕僚的马建忠，等等。
这些人在他们的著作论述中，已不同程度地提到或论及“重商”的问题。
然而，对于重视商务，发展工商业这一问题，在文字上进行全面系统论述，而且再三修订，不断增补，形成较完整思想的，要算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它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倡导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商求富，以富求强思想的著作。
1842年7月，即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之前一月，郑观应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雍陌乡的一个士绅之家。香山县离广州不远，与香港隔水相望，在鸦片战争前，这里的居民就有不少与外国资本家打交道，其中经商致富的人就较多。鸦片战争后，香山人充当外国洋行买办的人越来越多，因而香山县有“买办故乡”之称。在郑观应的家族和亲朋中，就有不少在上海等地做买办。这样的家乡环境和家族关系，促使郑观应在17岁参加县试失败后，就抛弃历代读书人科举仕途的传统模式，而走上了“赴沪学贾”的道路。
在此后的岁月中，郑观应先后在英国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过买办，又自己经营贸易、投资轮船公司，还担任过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重要职务。列身于外国洋行、官僚企业的激烈竞争之中，他辛勤经营、日夜操劳，积累了丰富的商务知识和经验教训。
另一方面，他还不忘“学习英文，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盛世危言》卷八），并把自己救时救国，抵制侵略的思想主张，著述成书，以广流传。
1873年，郑观应写成《救时揭要》一书，这时，作者的认识还主要表现在对外国侵略者的义愤上，他控诉侵略者贩卖中国人出洋为奴的罪恶，揭露资本主义侵略中国权利、贱踏华民的行径，也初步提及保卫商民、收回权利的主张。
1880年，郑观应又完成《易言》一书，如果说《盛世危言》反映了作者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感性认识的话，那么在《易言》里，这些感性的认识得到了理性的上升。郑观应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初步系统化的论述，提出了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由于这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作者自已把《易言》称为《救时揭要》的续篇。
由于时代的变化，郑观应经历的不断丰富，他对事物的认识也更为深刻、更加全面，这使得他又不满意于《易言》，而在其基础上修订增扩，于1894年编成《盛世危言》。从《救时揭要》到《易言》到《盛世危言》，反映了郑观应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从早期雏形到成熟体系的演变发展，也体现了中国近代“重商”思想从产生、发展到基本完善的成长过程。
《盛世危言》的版本很多，在1894年出版了第一版后的六年中，又先后再版过增补修订本20多种，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书。
其书名有《盛世危言》、《盛世危言续编》、《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等，卷数也多次更动，有五卷本、三卷本、十四卷本、四卷本、八卷本等。
这些版本不一定都是经过郑观应手定和同意的，据专家分析考定，其中经作者手定、能代表他思想发展变化的，是1894年的五卷本、1895年的增订新编十四卷本和1900年的增订新编八卷本。
现在，我们参互这三个本子，来看看作者是怎样阐述他的思想的。郑观应说：
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这里，郑观应很有层次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盛世危言》的思想纲领。
当时，有“商战”和“兵战”两种口号，郑观应明确指出，要抵抗外国侵略者，“商战重于兵战”，兵战固然不可忽视，但它是“末”，商战才是真正重要的，是“本”。要进行商战，必须有大量丰富而价廉物美的商品进入市场与外国资本主义竞争，而这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做后盾。因此，郑观应极为主张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近代工业，以达到“有功以翼商”的目的。
郑观应认识到西方近代工业采用先进的机器技术，使劳动生产率比手工作坊成十倍、百倍的提高，这是西方资本主义致富的根本道路。因此，他十分重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主张引进先进的机器装备。
工商业发达的又一重要条件是新式的交通运输和电讯设备，它能降低商品运费，及时了解商业行情。郑观应十分重视近代航运、铁路、电报等事业，在书中，他对发展这些行业的意义和方法，进行了一一说明。
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又必须具备动力、原材料等，对此，郑观应提倡大力发展煤炭、金属的采掘和冶炼等工业。此外，还要自办银行，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矛盾，促使商品和资本的快速周转。
应该说，郑观应的“商战”理论，对工业发展的生产和疏通的全过程都有了较全面的考虑和相应的论述。尽管从现在看来，他的论述不免有粗浅和错陋之处，但在当时，对于一个素缺工商传统和基础的国家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启动”，是具有推动意义的。
与此相关，郑观应还论述了教育、思想观念、政治体制等问题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要性。由于工厂、矿务、交通运输、银行等在中国都是新的行业，要把它们办好，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足够的新式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借才异域”，不仅工薪高，增加了产品成本，而且受人挟制。因此，郑观应把创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看作商战的重要一环。
郑观应指出，传统社会“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只是与“小农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的古代社会相适应的思想，而今的社会正处在“各国兼并，各图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工商”的局势（《盛世危言。商务》）。
中国要富强，必须彻底改变“轻商”的错误思想观念。而且，为民改变工商业者的地位，清政府应效法西方国家，设立商部综理商务，亲近商民，倾听他们的意见，而不再把他们“目为市侩”。
发展工商业，还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作保证。郑观应在《易言》中，已提出实行君民共主的议政制，在《盛世危言》中，发展为明确地提出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这反映了他在承认君权前提下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
综上所述，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基本决策，以创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改革政治体制为辅助保证，而达到“攘外”救国的目的，这就是郑观应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
《盛世危言》的刊行问世，正值甲午战争民族危机严重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潮日益高涨之时，它所宣传的“富强救国”思想，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加之郑观应本人在官私商界的杰出才干和较高威望，使《盛世危言》在官方乃至朝廷受到重视和推广。礼部尚书孙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曾向光绪推荐此书，光绪读后为该书加了朱批，命总理衙门印刷2000部分发给属臣阅读。郑观应自己排印了500本，也很快被求索一空。而全国各省书坊翻刻印售的，竟达十多万册之多。这种情形真可以说形成了一股《盛世危言》热。
我们来看看当时人对《盛世危言》的评论：
“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湖广总督张之洞《盛世危言增补统编。序》，“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安徽巡抚邓华熙《上光绪帝荐书》。
“倘能从此启悟，转移全局，公之功岂不伟哉！”——洋务实业家盛宣怀《致郑观应函》。
“所载中外各事，中华人近以该书作南针，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新闻日报》1897年3月2日。
“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翰林院编修蔡元培《杂纪》。
郑观应本人对此书也很自负，他认为如果清政府能“采择施行，认真举办，于大局不无裨益”（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则我国二十一行省百姓，无不感激”（郑观应《致英博士李提摩太书》，以上六条引文，均转引自夏东元《郑观应传》第四章）。
《盛世危言》对戊戌维新有直接的影响，康有为在多次上清帝书中提出的变法方针，如经济上运行“富国之法”——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养民之法”——务农、劝工、惠商、恤贫；政治上提倡开议院，文教上提倡改革科举制度，学习西方科技等等，正是继承并发展了《盛世危言》的思想。
孙中山的早年思想，也与《盛世危言》有密切关系，孙中山是郑观应的同乡后辈，据说他在香港雅丽士医校学习时就曾与郑观应通过信，“研讨改革时政意见”（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26年组织史》第14页），光绪20年（1894年）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提出改良主义纲领：“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页）这段话从内容到文字，与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里的说法，几乎没有多大差别。
郑观应及其同时代的工商业者，也许永远不会忘记1903年这个不寻常的年月，这一年，清政府成立商部，这真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自秦王统一中国二千多年来，中国第一次专门设立机构，实行保护商人、奖励工商的政策。
重视工商业终于成为国家的基本经济政策。由于商部的成立，接着颁订了《公司法》（1903），及《破产法》（1906年），各大城市相继成立商会，于是，保护工商业在中国逐渐成为合法化和合理化。1906年10月8日，清朝商部颁布《勋商章程》，规定按投资现代企业资金数额的多少，分别依次封子爵一、二、三等，男爵一、二、三等，以及四、五、六等卿，三、四、五品衔等。中国历史上的爵位向来多封赐予有军功的人，而清代汉人封爵尤为不易。
如今，投资兴办新式企业竟可封爵，这不能不说明当时政府看重商务、奖励投资的诚心。可是，此时清政府民心已失，社会一切均不稳定，几年来，辛亥革命结束了大清帝国的命运，清朝重商的措施已经太晚了，因而不可能发生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