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后世把矛头都指向了王安石的政术和学术，唯独对他的文学，还知道尊重。本来文学的性质，是与人无争，而且不容易学到其中的奥妙，技艺的表现却容易看到。因此就以文学方面来说，王安石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中，已经占有最高的位置了。
吴澄的《临川王文公集序》中说：“唐代的文章能变革原来八代的流弊，追逐先汉足迹的人，韩愈而已，柳宗元次之。宋代的文学比唐代要强盛，只有庐陵欧阳修、眉山苏洵、苏轼、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五人，与唐代那二人不相上下。从汉的东都到现在，已经八百年了，连上唐宋的文章，可称得上大家的只有七人。文学这件事确实是难啊。”后人将吴澄所举的七人，再加上苏辙为第八人，于是有“唐宋八大家”之称。八大家并不能穷尽文章之美，而从东汉到中唐，没有听说哪个文人能超越这八家的。从南宋到今天，也没有听说有文人能和这八家媲美的，那么八大家有此名声也是应该的。即使这样，王安石的文章，也有一点是和其他七家不同的：那七家，都是文人的文章，而王安石是学者的文章。那七家并不是没有学问，只不如王安石这样既精通经术又熟悉百家九流，是那七人所无法达到的。因此文理的博大和精辟，气势的深远和朴茂，是王安石为文的特色，也不是另外七家能达到的。
唐宋八大家中，他们的地位也有高下之分：柳宗元的纪行体文章最好，曾巩体虽然具体，但规模稍狭窄；苏洵、苏辙，都是依附苏东坡而显赫的。这四家，不过如宋、郑、鲁、卫这样的小国之类，如果要找能和齐、晋、秦、楚这样的大国相抗衡的，只有韩愈、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四人罢了。尝试着将他们做一个比较：苏东坡的文章很美，有纵横家的风格。言辞往往胜于理。他说理虽然透达，然而却经常借助于比喻，这足以证明他笔力不足；气虽盛，然而却一泄无余，没有含蓄回旋的韵味。王安石与他正相反。因此用苏东坡的文章和王安石的文章相比，好比是野狐禅和正法。试以王安石《上仁宗书》和苏东坡的《上神宗书》一起读，它们的品格就立即区分开来。韩愈是王安石学习的对象，欧阳修曾和王安石一起学习韩愈，王安石对待欧阳修和师友一般。欧阳修赠王安石诗中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回赠他说：“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欧阳修认为王安石能赶上韩愈，而王安石却不敢自居。从我原来论说的学者之文和文人之文的角度看，就是说王安石的文章超过韩愈的文章也是可以的。如果只说文言文，那么韩愈就如同是萧何造未央宫，不能再超过了，王安石也就是继承和模仿他罢了。王安石与欧阳修一同学习韩愈，而都能全部学到韩愈的技法而又自成一家；欧阳修与王安石，又各自成一家；欧阳修用韩愈的法度改变他的面目而自成一家，王安石则是用韩愈的面目增减他的法度而自成一家。李光弼到郭子仪的军中，号令不改，而旌旗壁垒焕然一新，王安石学韩愈，正是如此。曾国藩说学王安石的文章，应当学他的倔强之气，他是最能了解王安石文章的了。王安石论事说理的文章，文辞峭拔严肃如韩非子，态度诚恳真挚又如墨子，就这一点来说，即使是韩愈、欧阳修也是比不上的。苏东坡学庄子、列子，而没有一篇文章能如庄子、列子一样的；王安石学韩愈、墨子，则让人觉得已经是韩愈、墨子了。
人都知道尊崇王安石的议论文，而不知道他的记叙文更是集中的上乘之作。他集中碑、志之类，差不多有二百篇，而结构没有一篇是相同的：有的如长江大河，有的如层峦叠嶂，有时将小小的芥子可放大成须弥山，有时将偌大的东海笼于袖中，没有不擅长的文体，没有不具备的风格。在韩愈之外，只有他一人而已。
曾国藩说：“写文章全在气盛，想气盛全靠段落清楚。每段的连接之处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做文章的无限妙境，难以领会；每段开始的时候，似承接又不是承接，似提领又不是提领，似突然又不突然，似缓和又不缓和，古人写文章的无限妙用也难以领会。”这是对写文章的深刻体会。我说要想领会这些，熟读王安石的文章，就差不多了。
王安石的文章录入前面各章的，已经有二十余篇，都是用来表明他的政术和学术，用意不在他的文学上。
然而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国家百年无事札子》、《材论》、《答司马谏议书》、《周官义序》、《诗义序》、《洪范传书后》、《读老子》这些篇章，必是要永久保存的文章，可永远作为世人写作的模范。今再抄录数篇，以便使各种文体齐备。行走在山阴道上时，就会目不暇接，我评论王安石的文章，恨不能亲手抄写王安石的全集！
《读孟尝君传》：
世人全都说孟尝君能得士人之心，因此士人归附他，而他最终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得以逃离秦国那个凶险之地。唉！其实孟尝君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头子而已，他怎么能称得上善于得士呢？如果他不与鸡鸣狗盗之徒为伍，那么，他靠着齐国这样强大的力量，只要能得到一个真正的贤士，就可以南面称王，并且使秦国臣服，哪里还用得着利用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于他的门下，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贤士不到他那里去的原因呀！
《读刺客传》：
曹沫带兵而使国君丢失城池，又劫持齐桓公，管仲因不愿背弃约定且要取信天下，所以曹沫一时成功。我只奇怪智伯的国士豫让，难道不能用他的策略吗？豫让真是国士，当初不能预先谋划三晋，挽救智伯的灭亡，区区一死，还值得计较吗，他也是不欺瞒自家的心意呀。聂政投靠严仲子，荆轲归附燕太子丹。这两个人，穷愁潦倒之时，自尊自爱，不轻易让人了解，也是有所期待。那些依仗道德来等待世道的，怎么样？
《答韶州张殿丞书》：
安石启：承蒙您再次写信给我，告诉我我父亲在韶州时的政绩，被官吏和人民所称颂，至今没有断绝。感伤当今的士大夫已经不能完全知道这些事，又恐怕史官不能记载下来，以排在前代好官吏之后。这都是因为我辜负了先人的期望，自己的言行不足以使天下人信服，不能发扬先人的功德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之所以日夜愁苦、痛心疾首而不敢放弃的就是这个。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还小，没能完全知晓他理政的事迹。可是我曾经随侍在他身边，还能记诵他的教诲。大概我父亲所存的志向，就是想使天下之人受到大的恩泽，以一物的枯槁作为自己的羞耻。他大事情既然没能去做，却已做了一些小事，而这些事情又将被遗忘，我对先人的辜负，罪责实在是太大了，我又凭什么立足于天地之间呢？阁下天天忙碌担心，时刻想着这些事情是否能流传下去，如果不是仁人君子乐于道的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在夏、商、周三代的时候，诸侯国都各有史官，而当时的史官大多世代相传，往往能以身殉职，不辜负这份工作的意义。大概他们所传下来的，都是十分确凿可以作为凭据的东西。此后不仅没了诸侯国的史官，而且近代以来如果不是职位十分高贵，那么就是有十分突出的才能，或者高尚的道德，要是不幸不被朝廷称颂的，就不能见于史书。写史书的人，又是从当时的贵人中选出来的，看他们在朝廷上议论的时候，人人都按自己的好恶来看问题，并且有的还把忠义看成邪恶，把不同的看成相同的，当前会有惩罚也不害怕，背后有人讪笑也不知道羞耻，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恶而已。更何况让他们背着人用文字来评价前代人的好坏，他们更是随意品评，死去的人又不能争辩是否恰当，活着的人也不能来说一说是非曲直，对写史的人又不存在什么危害。因而以他们的私心，怎么能不欺骗人呢？善行既然不能完全被记下，记下来传于后世的又是这样不可信。只有能言善辩的君子，有着十分正大的德行，其名与实都为后人所信服，一旦看到，记载下来，就必定会成就不朽。您和我父亲没有共过一天事，而您对他的评价却没有私心，以宣扬无名而有德行的人为自己的事业。一定要传播自己所知道的事，告诉世上善于言辞并且可以信赖的人，使这些事迹可以流传下去，那么，就是我父亲的事迹不能被史官所记载，又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
《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宝文阁待制、特赠右审议大夫汝阴常公，死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二月己酉日，五月壬申日下葬。临川王安石作墓表说：先生求学并不期望立言，只是端正行为罢了；行为端正也不是为了使别人知晓，只是相信大义而已。他的不取，可以使贪心之人收敛，而不是以刻薄吝啬为廉洁；他的不为，可以使弱者自立而不是以飞扬跋扈为勇敢。让他做官他不做，召他入京他不去，有人说：“他一定是个隐退的人，直到死去都是这样罢了。”直到被现今的皇上所礼遇，才出来响应。因此天子对他的到来十分高兴，自己非常虚心地向常公询问一些问题。皇上让他做谏官的职位，来看他启迪自己（皇上）的能力；让他管理学政，以观察他造就贤士的能力。先生向皇上说的话没有记载下来，但人人都知道他忠心不二、刚正不阿；他对下面所做的事，没有人帮助。但人们都见到了他的正直与认真。《诗经》说：“（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活一万年呢”，可惜他既而便得了病。回家乡之后便死去了。自周朝灭亡大道消隐之后，看学习儒学的人所取舍的标准，大抵都是以当时好恶为准。违背世俗而使自己适合于道，特立独行。唉，先生太贤能了。能将先生的事迹久远传扬的，莫过于刻石。然而石头会磨损，也会因水冲刷而消蚀，但因此说先生的德行功业也会消蚀掉，则是不可能的。
《给事中孔公墓志铭》：
宋朝已故朝请大夫给事中知郓州军州事，兼管内河堤，劝农同群牧使、上护军、鲁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孔公，是尚书工部侍郎、赠尚书吏部侍郎孔勖的儿子，兖州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赠兵部尚书孔仁玉的孙子，兖州泅水县主簿孔光嗣的曾孙，是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他出仕是在当今皇上天圣、宝元两年号之间，因为刚正耿直而名扬天下。曾经在谏院主事，他上书请明肃太后把朝政管理的大权交还给皇上，并且在朝堂之上启奏枢密使曹利用、上御药罗崇勋的罪行。那时候，罗崇勋用权力和士大夫们作交易，而曹利用则是强悍霸道不谦逊，朝廷内外都害怕他。他曾经做过御史中丞，那时皇后郭氏被废，他带领谏官和御史们跪在朝堂上为郭氏争取权利，又求见皇上，都不被准许，而他却坚持争辩，直到被降罪才罢休。大概先生侍奉皇上的大节就是这样，这就是他所以名扬天下，而士大夫们大多认为他没有做很大的官是天下人的损失。先生名道辅，字原鲁。起初因为中了进士才脱去布衣，被补做宁州军事推官，年纪还很轻，可是审起案子来，能使老资格的官员感到震惊。后升为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县事，又因为有能力而出名。在此之后，他曾在史馆工作过，还做过龙图阁待制，判三司理欠，凭由司、登闻检院、吏部流内辁，调查京城中的刑事司法，做过许、徐、兖、郓、泰五州的知州，留守南京。而其中兖州、郓州和御史中丞都做过两次。做官，多次因为刚正不阿而被罢黜或外迁，而先生一生执著于名节，自己从来不为此感到内疚。做兖州知州时，近臣之中有一个人给皇上献诗一百首，执政的官员请皇上封他做龙图阁直学士，皇上说：“这样的诗虽然很多，但却及不上孔道辅的一句话有价值。”因此让先生做了龙图阁直学士。于是人们猜度先生为皇上所思念，做外任的时间应当不长了。不久，果然又召他做了御史中丞，宰相让人游说先生不行其政权而等待升迁，先生告诉他不可以。因此人们又猜度先生将不能在京中久待，而先生果然又出京了。起初，开封府知府冯士元被审判，他又告发了几个大臣，因此把这个案子转到御史台来审理。御史认为冯士元的罪也就是打打板子，并且又赦免了很多罪状，先生求见皇上，皇上怪罪冯士元作为小官和大官们结交、徇私使朝廷风气败坏，可是被判的罪却这么轻，执政的官员又说先生是为大臣说话，因此他才出知郓州。先生在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到达了郓州；在道上得了病，在十二月壬申日死于滑州的韦城驿，享年五十四岁。后来皇上下诏恢复了郭皇后的称号，而近臣之中又有人对皇上说了先生在明肃皇太后当政时的事迹，皇上也记着先生平生所为，因此特别追赠他尚书工部侍郎的官位。先生的夫人是金城郡君尚氏，尚氏是尚书都员外郎尚宾的女儿。尚氏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孔淘，现在任尚书屯田员外郎，一个叫孔宗翰，现在做太常博士，都能很好地治理他们的家政。先生累积被追赠为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在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十月壬寅日，把先生葬在了孔子墓西南一百步的地方。先生对于财物十分廉洁，乐善好施，对故人的儿子们十分厚待，一点都不喜欢鬼神之事。在宁州做官时，有道士作真武的像，有一条蛇在像前出现，多次出现接近人群的事情，人们传说此蛇是神。州里的将军想去验证一下传闻，因此率属下去拜那条蛇，而蛇果然出来了。先生立即用朝笏打死了蛇，州将以下所有的官员都十分惊恐，后来又都为他折服。先生因此而出了名。我观察先生多次在朝廷上议事的情况，看到他对福祸不选择，他的智慧和勇敢超越了常人，胜一个蛇妖算得了什么？世人多因此称颂他，我也不能省略这件事。铭文说：孔公真是执著呀！一心追求自己的志向。行路遇到了险阻，也不改变自己的轨迹。被权贵所忌妒，被奸人所仇视。最近做到的官位和皇上的恩宠十分优厚。皇上喜爱直率的人，这是先生的依靠。按照行为刻下铭文，以使幽冥之界有所察识。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先生名讳叫平，字秉之，姓许。我曾经为他的家世作了谱系，他就是现在泰州海陵县的主簿。先生和他的兄长许元相互友爱而为天下人称颂，他从小就卓而不群，不拘于礼法，善于辩论，和他的兄长都因智慧和才略超人被当世的大贵人所器重。宝元年间（公元1038年~1039年），朝廷开了方略选人之门，来招揽天下有奇异才能的人，陕西大帅范仲淹、郑文肃公，争着用先生所作的文章来推荐他，因此被录用，做了太庙斋郎，不久，被选拔做了泰州海陵县的主簿。贵人们多次举荐先生说有大才，可以让他做些事情，不应把他弃置到州县上去。先生也是自许有大才，想有所作为，然而最终也没能运用他的智慧。唉，真值得为他悲哀呀！士人中固然有的脱离了世俗的轨迹，孤独地按自己的志向前进，受到大骂讥笑、嘲笑侮辱，被困顿于受辱之地而不后悔。他们没有常人的要求，他们的不遇是可以理解的，而有待于被后人认识，至于有智谋又心向功名的人，观察世事的运转。想有所作为却不被赏识任用的，也数都数不过来。论辩的能力足以使万物发生变化却在运用游说的时候失去了功效，智谋足以使敌人三军尽被击败，却在右武之国受辱。这又怎么说呢？唉！那些有所待于后世而不后悔的人，后人会知道他的。先生享年五十九岁，在嘉祐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州扬子县甘露乡某地。夫人叫李氏。儿子许瓌，没有做官；许璋做了真州司户参军，许琦做了太庙斋郎；许琳，中了进士。女儿五个，已有两个嫁了人。进士周奉先和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所作的铭文说：
有提拔而起用他的人，但也不要排挤和制止他上升啊。唉，许先生，现在谁会用你呢？
《金溪吴君墓志铭》：
君温和平易少言，外表内心如一，言谈从未说及他人过失。至于论及前代的善恶好坏，国家存亡治乱成败的缘由，很值得一听。曾经读过的书非常多，尤其喜爱古人而学习他们的言辞，他的文辞又能够阐尽他所议之事。四十三岁，四次以进士的身份在有关部门那儿考核，而最终却困顿于无所成就。他下葬时，在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某月某日，葬于抚州金溪县归德乡石廪一处宽阔平坦之处，在他家南边五里。当时，君的母亲吴夫人已经老了，而儿子世隆、世范年岁还小。三个女儿，其中一个死了，另外两个还没出嫁。唉！以吴君所拥有的东西，与那些世上以富贵名闻天下的人比较，难道独独怨恨这一点吗？然而得不到俸禄以实现他的志向、祭祀他的祖先、奉养他的父母、遗留财产给子孙，就这样死了，这是士子友人们的悲哀呀。学者，是将要以之放纵性情的，放纵性情则可知命。已经知命了，对于吴君的不得意，又有什么可悲叹的呢？墓志铭说：
君名蕃，字彦弼，姓吴，他的祖先出于姬姓。以儒士起家入仕世代为官，独吴君路途坎坷曲折，难以成就功名。这个墓志铭是吴君的外甥君实要求的。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的副使，没有记载先前这些副使的姓名。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冲之开始询问众官员这件事，从李纮以上到查道有他们的名字，从杨偕以上有他们的官职，从郭劝以下又有他们任职的年月，于是把它们写在石头上，而且刻在东壁上。使天下的大众聚合起来的是钱财，管理天下钱财的是法律，把握天下法律的是官吏。官吏不好，那么即使有法也没人把握，法律制定得不好，那么即使有钱财也没有人管理。有钱财却没人管理，那么就连乡村城市中的卑贱之人，都能私下操纵财富收入和支配的权力，垄断万物的利益，用它来和皇上争夺老百姓，即使我们放纵他那无穷的贪欲，他也并不一定就成为贵族豪强，像这样而皇上还没有失去老百姓的原因，大概仅仅是名号罢了。虽然想要粗茶淡饭，穿朴素的衣服，让自己身体憔悴，心中忧愁，以希望天下的百姓生活丰足，从而使政治安定，我知道那还是不行。既然这样，那么完善我们的法律，挑选官员把握它，以管理天下的财力，虽是上古尧、舜也不能不把这当做首要问题，更何况后来纷繁复杂的社会呢？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的副使，正是现在的高官，朝廷所重视和依赖的对象，并对他们十分周到。当今管理财力的法律有不完善的，看形势必须与上级领导商议并修改它，不只是固守现成的法律，严格控制收入和支出，以行使各自的职责而已。他的职务如此重要，那么该人的贤良与不贤，其中利害关系到天下会怎么样。观察这个人，以他在位的年月，推求他所做的政事在今天显现的效果，考察他辅佐上级管理财政的方法，那么该人的贤与不贤和世事治理的恰当与否，我就可以知道了。这恐怕就是吕先生的志向吧。
《祭范颍州文》：
唉！我的先生，您是举国上下的师长。从开始到结束，您的名节没有一点瑕疵。清明严肃的声名卓著，身处危难志向却更坚定。正道被摈弃，您大声疾呼斥责这不正之风。您创立的功业，在京城中广为传颂，您摒弃奸邪之徒奖掖良善之士，连小孩子都为您的明智之举欢呼歌唱。从王公贵族到老百姓都对您佩服无比。因为别人为了私欲而诽谤您，因而使您到处颠沛流离。士人们争着挽留您，就是因此而受到处罚也不怕。一旦有对您不利的言辞，人们就争着来为您辩护。风俗衰败之后，人们就害怕正气而对邪气感到舒心。您最初艰难地跋涉，人们又是怀疑，又是嗟叹。而您仍努力实践自己的志向不因为别人的疑嗟而回头。因此，仰慕您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您是先辈的大儒之首，您行事总是以节气为重。您在被贬之后，更加忠勇。您按照古圣先贤之道行事努力地进行工作。又换到三州去做官，您又施行恩泽于此，您的恩泽就像江河之水，给人民很多关怀。窝藏赃物的人自首之后，您就不再加之以刑罚。狡猾的盗贼被您的仁义所感化，一直到老都再没有邪念。千里之外的人都慕名而来为您歌唱。水沟和河流都得到治理，田地桑木都长势喜人。可恶的外族头领骄狂异常，竟然敢侵犯我们的国土。皇上命人出征，您也在其中。在行伍之中做了将领，您的名字后来也得以显扬，你招收士人来辅佐军事，选用了国中的杰出人才。您的声威之大，连胡人也不敢再来犯边。借着您的余威，赶走了敌人使我们的国土、人民都完好无损。后来到了颍州，这里到处是疮痍满目，您治理它将养它使这里到处都变得很好。然后无为而治，饮酒歌唱笑傲山林。到处是人民安定，官吏逊良。皇上称许您是人才，想封您做枢密副使。您上书辞让有六七次之多。后来当了宰相，您就清理了法令制度，提拔优秀的人才，开拓未经治理的地方。朝廷上官吏们在改变，乡野之中士人们也发生了变化。各种制度都得到了完善，使不良之行没有发生的可能。后来您的政见不被推行，就随侍在皇帝身边。最后又被摒弃于外，生活困顿，大道不被知闻。您说自己虽然老了，但仍有余力做事。神怎么能忍心，就让事情到了这一步呢？先生的才华，仍不能完全发挥出来，谈论起经典来，谁又可以和您相比呢？自从先生发达之后，家里的财物就不足了。您言辞与面貌都十分和蔼，也能表现出孤傲的品性。调教妻妾们不要多用珠宝，儿子们不要厌恶一般的织物和粮食。您怜悯死者和穷人，说如果那样生活就是很奢侈了。您使得孤女也出嫁了，男子成了家。谁对圣人之道了解得比您深，谁的德行比您更好？我为您作传，希望后来人永久地效法。大人现在死去了，这是国家的忧患。那些不肖之徒却仍为侮辱您不遗余力。在万里之外听到了您去世的凶信，我却不能亲自前往，我哭着写下祭辞，作为祭酒的辅助之物。
《祭欧阳文忠公文》：
事情即使可以靠人的努力可以完成，也很难预期其结果，何况天意渺茫难明，谁又能够推知呢？不过先生生前闻名于当世，死后又能把声名传于后世，人的一生如果能这样也就足够了，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像先生这样的人，器量、品质那样宏深淳厚，才智见识的高远，再加上学问的深妙精微作为辅助，所以将这些充盈于文章，体现在议论中的时候，豪健壮美，奇妙瑰丽。蕴积于心中的东西，浩瀚得像江河之水停流积蓄着，通过文章焕发出来，灿烂得像日月星辰的光辉一样。那清幽的声音与韵律，凄清如飘风急雨骤然到来一样，那雄健的文辞，闳通的议论就像轻车骏马在奔驰一样。世上做学问的人，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读了您的文章，就知道了您的为人。唉！自从先生投身仕宦之途，到如今，四十年间，上下升迁，往复调动，深感人世道路的艰难。虽然遭受了种种困顿，贬官外地，流离颠沛，可是终究没能被淹没，是因为公众舆论自有是非。既经压制之后，再次被起用，声名就彰显于当世。您果敢的气概，刚正的节操，一直到晚年也没有衰退。仁宗皇帝在位的后期，考虑到身后之事，皇上认为像先生这样的大臣可以托付国家安危的大任。到了先生出谋决策的时候，果然非常从容迅速，议定了立主的大计，可以说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抓住了千载一时的机运。您功成名就之后，不愿居功，因此辞去了官职。这种出仕隐退的行动，又让人感到先生的英魂灵气不会随着其他物质而腐败消散，它们将永远地存留在箕山之边，颍水之滨。然而，尽管是这样，天下之人无论贤与不贤，还是在为您哭泣和叹息，更何况朝中的士大夫，平日和您交游，先生是我心中一直仰慕的人。唉！人生盛衰兴废的规律，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面对清风不能忘情，想到先生的不能再见，我又归附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