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因孝顺、友爱闻名于当时，他的家庭，可以说是家庭的模范。王安石十七岁父亲去世，他侍奉祖母十年。他祖母是永安县谢氏，曾子王固为她的墓碑写了铭文，收在《南丰集》中。王安石的父亲都官公，名益，字损之，王安石有《先大夫述》，在他的集中。他母亲是仁寿县吴氏，儿子王固也为他的墓碑写了铭文，收在《南丰集》中。兄弟七人，王安礼、王安国《宋史》中都有传。王安石集中有《亡兄王常甫墓志铭》、《王平甫墓志铭》。王常甫是王安石的长兄王安仁，平甫就是王安国。王安石早年因为贫穷而当官，俸禄用来养祖母、母亲和寡嫂，他的家境在他的集中记得很详细。他和王安礼、王安国唱和的诗很多，他给王常甫、王平甫写的铭文都称他们最孝顺友爱。那么王安石的孝顺和友爱就可以知道了。
王安石有两个儿子，分别是王雱和王旁。王旁的事迹史书上没有传，只有王安石的集中有《题旁诗》一首，也可以证明他少年时便聪明出众。王雱字元泽，性情十分机敏，没有成年就已经著书数万字。十三岁时听到陕西的士兵说洮河的事，叹道：“他们是可以抚慰并收拢的，如果让西夏得到，那敌人强大了，边患就多了。”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二十四岁，成进士，调任旌德尉，作策论二十多篇，极力论说天下大事。又作《老子训传》和《佛书义解》，也数万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因为邓绾和曾布荐举，皇上召见。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接受诏命注《书》、《诗》。不久提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因病推辞没有就任。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去世，年三十三岁。
（考异十八）《邵氏闻见录》中说：“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性格险恶，凡是王安石所做不近人情的事，都是王雱所教。吕惠卿像奴才一样侍奉他。王安石置条例司，开始时用程颢、伯淳为僚属，伯淳是位贤士。一日天很热，王安石与伯淳谈话，王雱头发蓬乱，光着脚，手拿女人的帽子出来。问王安石说：你们在说什么？王安石说：因为新法多次被人阻止，与程君商议。王雱伸腿坐在地上，大声说到：在市中将韩琦、富弼的头砍掉，新法就能施行了。王安石说：儿子你错了。伯淳说：正与参政谈论国事，子弟不能干预，姑且退下。王雱很不高兴地走了。伯淳从此和王安石不和。王雱死，王安石罢相，曾坐在钟山，恍惚中见到王雱戴枷如同重囚，王安石于是施舍他所住的牛山园宅给寺院为王雱祈福。后来王安石生疮，很痛苦，曾对他的侄子说：快烧了所谓的《日录》。侄子为王安石烧了其他的书来代替，王安石于是死了。还有的说是见到了。”（按《宋史》采用这事放入王雱的传中）李氏绂《穆堂初稿》书《邵氏闻见录》后中说：“《虞书》戒无根据的话，《周礼》中大司徒用乡八刑惩戒百姓，第七条是造言之刑，造言一定要受刑罚，是因为它胡说没有实情，足以混乱是非，使相关的人受到伤害，就是在身后，也无穷无尽地蒙受诬陷。有幸的是这话出于浮薄的小人之口，听的人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不幸的是造谣的人把这错误附在有名望的士大夫身上，即使是贤人君子，也都快要信了，而受到诬陷的人，万世不得洗清冤白，也不是很残酷吗？从唐朝人开始好编小说，到宋元更是盛行，钱氏私下编的志，魏泰的笔录，贤德的君主和臣子，动不动就遭到诬蔑，到《碧云焚椒录》，里面胡言乱语到了极点。似乎可信的，没有超过《邵氏闻见录》的了。而现在来看，它说的东西也没有根据，胡言乱语失去真实，和钱、魏这些人，没有什么区别。邵氏所写的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记王元泽论新政这件事。在父亲面前，还有贤者在座，还敢蓬乱着头发，光着脚，拿着女人的帽子，胡言乱语，要斩韩、富，容貌和言语，狂妄而丑恶到这种地步。使后世的天下人读了，恨王元泽同时恨王安石。因此我曾想，王元泽是贤者的身份，早年就已经通经学，著书立说，不等成年已经有数万字，难道是没有知识的人吗？今年在消暑的余暇，偶然翻阅，大略考证一番时间，才知道《闻见录》是无端造谣，根本是没有影儿的事。考证可知王安石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参知政事，四月才施行新法，八月，任命伯淳为条例司官。第二年五月，伯淳就因为议论不合而转任签书镇宁节度使判官。而王元泽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丁未科登许安世榜进士第。第二年戊申，也就是熙宁元年。到熙宁二年，王元泽已经由进士授旌德尉，远在江南做官。在伯淳和王安石论新政的时候，王元泽并没能在京城中。直到熙宁四年，召王元泽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然后才入京，这时伯淳已经在外任职一年了，怎么能像邵氏所写的，和伯淳一起议政呢？邵氏想形容王元泽的丑陋和恶劣，就诬陷他蓬首光足；想说他蓬首光足，就把时间安排在盛暑。不知道伯淳自从八月任条例司官，到第二年五月就已经到了外地，从深秋到初夏，中间并没有盛暑的日子。伯淳比王元泽大九岁，大概是兄弟的辈分关系，而韩琦、富弼的年辈，都在王安石之前，论他们的德望，也不是伯淳能比的了的。邵氏说伯淳板着脸对王元泽说他们正在论国事，子弟不应当干预，暂且退下，而王雱就退下了。王雱敢说斩韩、富，单单被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父亲的属下训斥就避开，这是情理中说不过去的。邵氏还说王安石在钟山恍惚中见到王雱载枷等等，这些鬼魅的说法尤其不足以辨析。司马光说三代以前，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误入地狱见到十王的，而现在邵氏的这种说法被编到正史之中，因此不能不分辨，无非是想让王雱蒙受恶名声于后世，而稗官小说作伪风气的滋长，是人心风俗的大害。有人说《闻见录》大概是邵伯温死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他的儿子邵博所编，邵伯温不会作伪到这种程度。大概当时天下都在攻击王安石，邵博是不是想借此迎合世俗，博得别人的喜爱，也就不知道了。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中说：“程伯淳与王安石论新法，而王雱大言要斩韩、富的头，穆堂李氏考证它的岁月，这时元泽并不在京，毫无疑问这是邵氏无端的造谣。然而穆堂只说编入正史，由于邵氏这一记载，而不知朱熹在《程氏外书·名臣言行录》中也采用了，于是写史的人既然认为程朱大贤是可信的，就使王雱千年的奇冤，不能再得清白了。考证王安石的生平都以行道济时为目的，他所施行的青苗法，最早见于做鄞县县令时，这时王雱才四岁。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第二年作《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都以慎选人才，变更法度为主旨，这是熙宁新法的最早起源。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王雱成进士，出外为旌德尉，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才入京，这时新法已经分别施行，与王雱有什么关系呢？当时如韩魏公、欧阳修、司马光、刘贡父这些人的上书，也只说新法不便，不曾提到王安石凡事不近人情的事。首先选取王安石十件不能忍受的事是吕诲，而也不曾谈到他的儿子王雱。也就是从熙宁、元丰到元祐、绍圣数十年中，攻击和维护新法的，尤其如水火一般，相互之间狠如仇人，也只是吕惠卿和章惇这些人，而没有一个人提到王雱的。王雱很早就有了病，熙宁七年，就有王安石的《谢赐男雱药物表》，九年而王雱死，是不是由于背发疽而不可知，而后人纷纷说与鬼相关的事，这难道是讲学的君子们该做的吗？
现在按李、蔡二人所辩，真如同是将热水泼在雪上，以刀断麻，令人感到痛快，我不必再称赞他们什么了。此外史传和杂书中丑化王雱的还有很多，从这个来说，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就不再说了，因此不再广泛引用和分辨而浪费笔墨了。还是如蔡氏所考证的，北宋这些人从来没有攻击到王雱的，为什么南渡以后，忽然王雱成为了众矢之的？依我的考证，这大概起于学术之争。熙宁、元丰、元祐年间攻击王安石，只攻击他的新法，不曾攻击到他的学术。后来洛、蜀分党，其后波及王安石。杨时著《三经辩》十卷，专门攻击《三经新义》，又写了《书义辩疑》一卷，专门攻击王雱。大概章、吕这些人都是帮助施行新法的人，因此要攻王安石的政术，就必须要攻击章、吕。王雱是帮助王安石著经义的人，因此要攻击王安石的学术，就必然攻击王雱，这也是自然的事，不足为怪。而悍然冒犯《周官》造谣的刑罚，这是肆无忌惮的小人所做的事，没有想到讲学的大儒们也这样做。
王安石的夫人吴氏，封吴国夫人，工文学，曾有小词，约亲戚游西池中有“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被传诵一时。
王安石的妹妹是张奎的妻子，封长安县君，尤其因诗出名，佳句很多。她写的，“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语平生。”王安石对她友爱很深，到老还常常亲自去迎接她回家省亲。
王安石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吴充的儿子吴安持，封蓬莱县君。二女儿嫁给蔡元度卞。蓬莱县君也工于文学，有诗这样写：“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王安石和了一首寄给她：“孙陵西曲岸乌纱，知汝凄凉正忆家。人世岂能无聚散？亦逢佳节且吹花。”后来王安石又寄给她一首绝句云：“梦想平生在一邱，暮年方此得优游。江湖相忘真鱼乐，怪汝长谣特地愁。”王安石还有《寄吴氏女子》一首：
伯姬不见我，乃今始七龄。家书无虚月，岂异常归宁？汝夫缀卿官，汝儿亦搢。儿已受师学，出蓝而更青。女复知女功，婉嫕有典刑。自吾舍汝东，中父继在廷。小父数往来，吉音汝每聆。既嫁可愿怀，孰知汝所丁。而吾与汝母，汤熨幸小停。邱园禄一品，吏卒给使令。膏粱以晚食，安步而辎。山泉皋壤间，适志多所经。汝何思而忧，书每说涕零。吾庐所封殖，岁久愈华菁。岂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芰荷美花实，弥漫争沟泾。诸孙肯来游，谁谓川无舲？姑示汝我诗，知嘉此林坰。末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灵。
这大概是王安石的女儿在京城中思念亲人，而王安石为她解愁，不但文章绝美，而慈孝的性情，也跃然纸上。其中“授汝季”，就是蔡氏女。王安石也有《寄蔡氏女子》两首：
建业东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绕霤。青遥遥兮属，绿宛宛分横逗。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兰馥兮众植，竹娟兮常茂。柳蔫绵兮含姿，松偃蹇兮献秀。鸟跂兮上下，鱼跳兮左右。顾我兮适我，有斑兮伏兽。感时物兮念汝，迟汝归兮携幼。
我营兮北渚，有怀兮归女。石梁兮以苫盖，绿阴阴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
蔡卞，是蔡京的弟弟，《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现在考证传中所谓“奸状”，大都暧昧不明，如说：“蔡卞性情深沉不爱说话，章惇也在他的权术中。章惇的行为很容易看清楚，而蔡卞的心思难以琢磨。”又说：“中伤好人，都秘密上疏。”像这些都是莫须有的。又说他一心认为岳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正确，专心托继承来的东西，上欺天子，下威胁同僚。这就是《宋史》中说他的所谓“奸”，难道能强迫后世天下把这些当成奸吗？之后蔡卞因为蔡京引荐童贯，当面责问他。蔡京极力在皇上面前诋毁蔡卞，最后蔡卞因此离开官职。他们是盗跖和柳下惠，同气异趣。像元度这样的，他也不玷污王安石。
王安石居家廉俭，奉行淡泊，从小到老，不曾改变过，散见于他集中的诗文中，可以清晰分明地看到。《续建康志》中说：“王安石第二次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在白下门外建宅第，离城七里，离蒋山也七里。平日乘一驴跟着几个僮子到寺院去游玩，要入城就乘一小船从湖沟过去，大概没有乘过马和坐过轿。所住的地方，四外没有人家。他的宅子仅能遮蔽风雨。又没有院墙，看起来像旅店。有人劝他建院墙他不听。元丰末年（公元1085年），王安石有了病，上奏舍这个宅子给寺院，赐名“报宁”。随即病就好了，租了城中的一个屋子住，不再建宅子。当地的父老说：“现在江宁县治所后面废了的惠民药局，就是王安石在城中所租的房子。”刘元城说王安石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把官爵放在心上。吴草庐说王安石行为非同一般，志向坚定，超越富贵之外，没有任何利益能使他改变，从小到老始终如一。唉！世上怎么能有这样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