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提点江东刑狱，使臣催他回朝复命，于是上书言事。这封上书说是王安石的政见宣传也可以。后世做学问稍稍了解治国理论的人，大概没有不曾读过这篇文章的。这里不管这文章是常见的，而全抄录在这里，大略为它做了解释，以供治理国家的人审阅。
微臣很不才，蒙受皇家的恩典到江南东路任职，现在又蒙恩召回朝中，授以职位，要用自己的努力报答陛下，也不考虑自己并不能胜任这个职务，就敢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冒昧地谈论天下大事，恭请陛下仔细考虑以后能从中选出可以执行的策略，就是我最大的幸运了。我私下里看到陛下有谦恭节俭的品德，有聪明睿智的才思，起早睡晚，一天也不松懈，声色犬马、游览观望、喜好玩物的事情，丝毫不会妨碍您治理国家，而爱惜百姓珍视万物的心愿，为天下人信服；又公开选拔出愿意辅佐您治理天下的人才委以职权，不会因为奸邪弄巧大臣的谗言而心怀疑惑。即使古代贤明的二帝三王也不过如此而已。这样一定能做到家给人足、天下安宁。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国内必须为江山社稷担忧，国外时刻担心外族入侵，国家的财力物力日益减少，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各地有志之士，心怀恐惧，常常担心天下会长久不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弊病在于不知法度。现今朝廷法律严格条令完备，各方面都涉及了，而我却认为没有法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的法度，大多是与先王的政治制度不统一才出现类似的情况。孟子说：“有仁义的心肠和仁义的名声，而恩泽却不能施加到百姓的身上，就在于处理政务时没有遵循先王的制度。”用孟子的观点来审视现在的失误，就正是这个原因。现今的时代距先王的时代很遥远了，所遇到的变化和形势不一样，如果想完全遵循先王的体制，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这样做是困难的。但是我所说的如今治理失误的弊病在于没有仿效先王的体制，是说要仿效先王治国的意旨而已。古代的二帝三王，距离现代已经一千多年了，当时治理得太平还是混乱，那么兴盛或衰败的时代就出现了。他们遭遇的变化和形势，也各不相同，施行的方针策略也都不相同，而他们治理天下国家的大意，本末先后，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我说只是应该仿效先王治理天下的意旨。如果只是仿效意旨，那么我所说的改革变易，就不至于骇人听闻，使得议论纷纷，这样本来就合乎先王的体制了。
（按）现在谈论政治的，必定要说以法治国，国家没有谁能不要法律而使国家大治的，而中国的儒者很避讳谈这些，只以守祖宗的成法来自我标榜。他们所说的祖宗的成法是什么呢？只是因袭前代的旧法而已，前代又袭前代的旧法罢了。数千年来，一丘之貉，因陋就简，每况愈下，以政治家闻名于后世的，不过是在现有法的基础上，汇总检查一下它的名称和实际而已。更好一些的，补上旧法中的缺漏罢了。唯一一个变法的倡议者，就是汉代的董仲舒。他说的“就像琴瑟的音调很不准确了，一定要把弦更换掉，才可以弹奏”。这话很相似。考察他的措施，仅不过是改变一下衣服的颜色。换季时衣服颜色的改变这些琐事，并非与国家的治理有关，这是很明显的。所以说董仲舒也并不是真能变法的人，而汉武帝的心志达不到这个高度，这里也就不再说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听说别的人将更改法令的大业作为自己的使命的。大概是因为能以诚实恳切的态度为国家担忧的，多少代也见不到一个，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们的学识也达不到这个高度。他们对国家的性质，大概还不知道，认为国家就是君主罢了，认为法度都是为君主而设立的。假如法度都是为君主而设立，则凭数千年称霸者的经验，本来就应该日益完备了，不必改弦更张也是合适的。唉！三代以上不再说了，秦代以后，能知道国家的性质，能以诚恳的态度为国家所忧虑的，只有王安石一个人而已。王安石忧国之情很深，他痛心疾首于国家的衰败和停滞不前，国民的蒙昧和不能发达，反复寻求其中的原因，就如同找黄河的源头而来到了星宿海一样，于是敢以一言而推断说：国家的祸患在不知法度的缘故。唉！这就够了！即使是这样，评论者有的因为王安石提出取法先王，就怀疑他是保守家，理想家而不能通达当今的时务，王安石不是说了吗：“取法先王只是取法他们精神罢了。”用现代的术语来解释，则王安石所说的“先王”，并不是具体的某个“先王”，而是抽象的“先王”。再说得明确些，所谓的“先王之意”，是指政治上的原理和原则而已。王安石的变法，并不是要使天下人惊骇，使天下人叫嚷，而结果却使天下惊骇和叫嚷，这并不是王安石的罪过啊。
即使这样，按当今的形势来推断，陛下想改革变易天下大事，合乎先王的意旨，依形势来看肯定不能做到。陛下有谦恭节俭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有爱惜百姓珍视万物的心意，再能仿效先王的意旨，那么做什么不能做成，想得到什么东西不能得到呢？但我却认为陛下即使想改革变易天下大事，合乎先王的意旨，根据形势来看又肯定不能做到，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现在国家人才不足造成的。我私下里观察天下任职的人员，没有哪一个时代比现在更缺乏的了。缺乏人才担任职务，那么一定有人才埋没在草野之中，没有被当代的人士发现出来。我又到民间乡里去搜求，也没有见到很多人才。难道不是教育人才不得法才造成的这种局面吗？所以我说现在在位人员中人才缺乏，通过我管辖范围内的情况就可以推断出来。现今一个路能管辖几千里的地域，能够推行朝廷法令，知道轻重缓急，一切措施都从役使百姓提高办事效率出发的官员太少，而没有才学苟且贪婪的人担任官职的情况，竟达到了不可胜数的地步。那些能考虑先王治理天下的意旨，适应当代的变化的官员，大概一个郡里也找不出一个来。朝廷每一条政令下达，用意即使是好的，官员尚且不能推行，来造福于民，差吏更是借机生事，扰乱百姓。所以我说：在职人员人才缺乏，而民间乡里也没有过多发现。所以我说，人才不足，陛下即使想改革变易天下大事来合乎先王的意旨，大臣中即使有人能顺应您的心意想倡导这种事，但九州广大，四海遥远，有谁能领会陛下的心意，哪怕推行一部分措施，使每个人都能享受陛下的恩德呢？所以我说根据形势来看肯定做不到。孟子说：“只是简单效法并不能使自己行动起来。”说的不就是这回事吗？但现在的当务之急，在于人才。果真能做到人才济济，我们就可以从中选拔合适人选授以职位。有才能的人担任了官职，然后再逐渐依据形势是否允许，考虑到百姓的疾苦，变革天下有弊害的法令，接近先王的意旨，就非常容易了。
（按）法治固然是急务，然而施行法令的是人，王安石既然以法度为根本，就又将人才为根本的根本。治国本来应该以大多数人民为元气，这是王安石的想法。
如今的天下，和先王的天下一样，先王的时代，曾经人才鼎盛，为什么到现在人才匮乏了呢？所以我说：是教育培养人才的人，没有遵循正确方法的缘故。商代时，曾经天下大乱。官员贪婪狠毒败坏纲纪，都不是合适的人选。等文王出现，天下也曾经缺乏人才。此时，文王培养天下的士人，使他们都有君子的才能，然后再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任官职。《诗经》上说：“温文尔雅的君子，为什么不培养人才？”说的就是这件事。等到教育成功了，即使是地位低贱的猎人，也没有谁不注重品德修养，《兔罝》这首诗说的是这件事，更何况那些地位高高在上的官员呢？正因为文王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他去征伐，别人能归服，他守卫自己的领地能使国家安定。《诗经》上说：“手捧着玉石举行盛大的仪式，每个英俊的士人都按部就班各得其所。”又说：“周王出征时，所有的军队都来随行。”意思是说文王任用的人才，文武官员都能各尽其用，不会妨碍公务。等到夷王、厉王使天下大乱时，天下的人才又缺乏了。等周宣王复兴，能一起图谋大事的臣子，只有仲山甫一个人而已。所以诗人感叹说：“周王的品德轻如鸿毛，只有仲山甫辅佐他，可惜没有人能帮助他。”这是叹惜士人缺乏，而仲山甫又孤立无助。宣王能重用仲山甫，并推举任用他的同类使他们德美才新，然后人才又多起来。此时在国内修明政事，在国外讨伐不来朝拜的诸侯，才又一次有了文武官员发挥才能的领城。所以诗人赞美他说：“快快地采粱黍，到那开垦了两年的田里去，到那耕了一年的田里去。”是说宣王能使天下的士人德美才新，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材，就如同农民开垦他们的土地使自己有东西可以采摘一样。由此来看，人的才学，未尝不是国君陶冶培养造就出来的。
（按）对这种说法，近代的曾国藩加以总结和引申，他说：“现在当权的君子们，动不动就说天下无才，他们自觉得站在高处，不能用自己的志趣来转移世人的习俗，而反倒说无才，说他们正确，可能吗？十户人家的城市，必定有好义之士，他的智慧足可以影响十个人，必定能从十个人中选择优秀者培养为人才；智慧足可以影响百人的，必定能从百人中选择优秀者培养为人才。然而转移习俗而陶冶一代的人，不只是那些站在高处的人所能做的了。从最小的官往上，都是有责任的。”这话说得更加深刻明确。看一看王安石这番话，只把陶冶百姓的责任归到皇帝身上，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因和他讲话的人是皇帝。个人陶冶别人的范围狭小而皇帝影响的范围大，个人陶冶人的效果慢，而皇帝影响人的速度快，因而不在高处而强调他的责任，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办法，只是说有比没有强罢了。要想发扬一国人才的能力而一起奔向一个目标，方法没有比从专制的人开始更快的，这就是俾斯麦造就了那样的德国，而曾国藩所造就的中国仅如此而已。
所谓陶冶培养使他成材，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教育他、抚养他、选拔他、任用他都有一定的方法而已。所谓教育方法是什么呢？古时候的天子诸侯一直到乡村都设立学校，广泛设置教导的官员而严格选拔人才。朝廷中常用的礼法刑狱音乐政治等都可以在学校中学到，士人所看到并加以学习的，都是先王的法令言论品德行为和治理天下的意旨，那么他的才能就可以应用到治理天下国家上。如果不能被天下国家使用的才能，就不教给他，可以被天下国家使用的，全都能够在学校里学到。这就是教育的方法。所谓抚养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使他们在财物上富有，用礼法加以约束，用法律来制裁。什么是在财物上富有呢？人的本性是这样的，如果缺少财物，就会贪婪卑鄙而随意获取财物，无论什么方法都会用到。先王知道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设定了俸禄，庶人中担任官职的人员，他们的俸禄足以顶替他们耕种的收入。从这一类人向上说，每升职一级俸禄都有增加，使他们足以培养自己廉洁的品德而远离贪鄙的行为。这样做了仍然认为不全面，又把俸禄推广到他的子孙，叫做“世禄”。使他在活着时，既供养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妻子儿女，又能满足婚姻、朋友之间的待人接物，都不会产生遗憾；等他死的时候，又不会担心子孙缺衣少食。什么是用礼法加以约束呢？人的本性如果在财物方面富足了，却没有礼法节制，就会放纵邪僻不走正路，什么不好的事都做，先王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设立了制度。凡是婚丧、祭养、宴享之类的事情，吃穿用度的器具，都以固定的数目予以节制，用统一的度量衡使数量保持齐一。如果按照规定有一定的数量但财力不足以置办，就不要置办；如果财力允许而按规定不能配备，那么一丝一毫也不要增加。什么叫用法律制裁呢？先王对于天下的士人，要教给他们道理和技艺，不服从教诲就用贬到远方、一辈子也不再提起的方法来对待。用礼法来约束，不遵守礼法就用流放、杀头的办法来对待。《王制》上说：“改变自己衣服的定制，他的君主就要流放他。”《酒诰》上说：“我告诫你们，聚众饮酒时不要太胡闹，我会把你们都抓起来送到朝廷上，全部杀掉。”像聚众饮酒、改变服装定制，都是小错误；流放、杀头，都是大刑。犯了小罪却要施加大刑，但先王之所以忍心这样做而毫不迟疑，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统一天下的习俗而成就天下平定的局面。用礼法约束，用法律制裁，天下人都主动服从而不会反抗，并非仅仅是禁令森严和派人监视造成的结果。应该是因为我心怀至诚，态度诚恳，而且自己亲体力行做出表率。陛下左右的达官显贵，都顺从皇上的旨意而服从执行，有一个不执行的，法律的制裁就从他开始。权贵都知道避免皇上厌恶的东西，那么天下百姓中不用惩罚就能停止的人就很多了。所以说这就是抚养百姓的方法。所谓选拔的方法是什么呢？先王选取人才时，一定从乡里、学校里，让众人推举出他们认为贤能的人，上书报告给皇上加以考察。确实贤能的话，再根据他品德的高低、才能的大小任他为官。所谓的考察，并不是单凭着道听途说而偏听一个人的意见。想详细了解他的品德必须问一问他的行为举止，想详细了解他的才能必须和他作一下交谈，了解了他的言行，再通过具体事件进行测试。所谓考察，就是用具体工作加以试验。即使尧任用舜也不过如此，更何况还比不上舜的人呢？至于九州这样广大、四海这样遥远，下级官吏千千万万，需要大量有才能的士大夫。作为国君，又不可能一一考察每个人，又不能单单托付给某一位手下，使他在一两日之内考察官员的优秀还是无能从而决定他的升迁还是罢免。我可以考察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而委以重任，然后命他选拔同类而进行长久测试，选出才能出众的禀告皇上，然后再授予他爵位和俸禄。这就是选拔人才的方法。所谓任用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人的才能和品德有高低上下的区别，他们担任的职位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先王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令后稷掌管农业，命共工掌管手工业。品德高洁而才能出众的做官长，品德一般而才能低下的做属下。又因他们长时间担任此职，那么上面的官员因习以为常而熟悉政务，下面的百姓就会驯顺服从而听从教导，贤人因为功绩可以取得成功，没有才能的人的罪行可以显露出来，所以长时间担任某一职位的用考评功过的方法来对待。能做到这些，有智慧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充分运用智慧来取得成绩，不用担心事情没有一个结局，功绩不能成就；性情懒惰苟且偷生的人，即使某一段时间内能博取皇上的欢心，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自取其辱，他怎么敢不尽心竭力工作呢？至于没有才能的人，自然就知道推辞逃避而离去了，任职的时间长了，不能胜任的罪过不会侥幸逃脱，才使他自动离职。他尚且不敢冒着被制裁的危险而主动辞职远避，又怎么会结党营私、陷害污蔑他人，和别人争抢进取的机会呢？选拔人才已经很周密，使用人才很恰当，处于官位时间很长久，任命人才又很专一，又不完全用法令束缚他，使他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使职权，尧舜统理百官并使百业兴旺，也是凭借这个方法。《尚书》上说：“三年考评官员的成绩，通过三次考查，提拔贤能，罢免庸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尧舜的时代，那些被罢免的官员我们都知道，指的就是四凶。提拔的官员是指皋、陶、稷、契，都是终身担任某一官职没有被升迁，所谓的提拔，只是封赏爵位，增加俸禄和加重赏赐而已。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法。教育、抚养、选拔、任用的方法就是如此，而当时的国君又能和他的大臣们，尽心竭力，胸怀至诚，深思熟虑然后再执行政策。这样做臣子的就不会犹疑不定，对于国家大事也不会出现想有所作为却不能做到的情况了。
（按）王安石所说的应当兴办教育、官吏应当长久任职等，稍懂得治国纲领的人都不会有反对意见，不用再细说。只有他论述的以法裁决，因为小罪而加以大刑，就怀疑他有申不害和商鞅一样的观点，对事操之过急，这种怀疑又比对他政治原理的怀疑阴暗得多。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就是国家有命令百姓服从的关系，统治权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并不只是专制国家这样，非专制国家也是这样，即使是立宪国家也有如此的。假如不可行的，就不要制定为法令，既然制定为法令了而不执行，就是亵渎国家的神圣。后来的元祐诸君子，因为阻挠新法而被贬官流放，而他们则把积怨发泄到王安石身上。曾国藩曾经想到管子治理齐国时的事，说：“命令执行不到位的杀，命令执行过头的杀，不执行命令的杀，留下命令不上报的杀，不听从命令的杀。”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正因为姑息，没有实践他在这上书中所讲的话。
现在的州里县里虽然有学校，也只是空有校舍和用具而已，没有教育督导的官员，也不会有长期培养人才的事情了。只有太学里才有教育督导的官员，但也没有严格选拔。朝廷中涉及礼法、音乐、刑狱、政务的事，在学校里也学不到。学习的人也认为这些应该归有关部门管理而态度漠然，觉得不是自己应该掌握的。老师教授知识，也只是讲说辞章句读而已。讲说辞章句读，本来就不是古时候教育人的方法。近几年才开始教学生学习考试用的文章。考试文章，若非广泛读书强化学习，有穷年累月的工夫，就写不出来。他们能够熟练掌握时，向大处说不足以治理天下国家，往小处说不足以被国家所用。因此即使他们在学校里熬白了头发，耗费大量时间。去遵循皇上的教导，等到让他们从政，又茫然不知该何去何从，都是诸如此类。今天的教育，不只是不能让人成材，而且又使人困苦败坏资质，使他不能成材，这是什么原因呢？人能够成材，源于专一而毁于芜杂。所以先王在安排人才时，把工匠安排在官府，把农民安排在田间，把商人安排在市场上，把士人安排到学校里，使每个人都有固定专一的行业，不会见到其他行业的东西，害怕其他的事情会影响到本行业的发展。所说的士人，又不仅是不让他们见到其他的东西，而且把先王的思想做法完全展示给他们，诸子百家的异端杂说，一概摒弃而没有人敢去学习。现在士人应该学的，是对天下国家有用的知识。如今把这些都放置一边不教给学生，却教给他们应试文章，使他们损耗精神身体疲倦，天长日久从事这种工作。等到任用他们这些人做官时，又使他们完全抛弃了所学的知识而要求处理天下大事。古时候的人们从早到晚专心做天下国家大事，尚且出现有才能和没有才能的情况。如今竟然转移他们的精神，夺走他们的时间，从早到晚学习对国家大事没有补益的事，等任命他们去处理具体事情时，又突然要求他们成为对国家的有用之材，这样在他们之中，能力足以有所作为的就很少了。所以我说：不只不能使人成材，反而又会使他们困苦败坏资质，使他们不能成材。
（按）后世评论王安石的人，有人认为八股取士是从王安石发端的，因而认为他有罪，唉，为什么诬蔑王安石到这地步呢？！王安石说培养士人必须在学校中，他的话是再明白不过了。他开始的进修为政并没有废除原有的选拔人才的办法，那是因为在学校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依据形势不能不这样，这在下面还要论述到。
甚至有更大的害处：先王执政时，士人学习的对象，是文武两方面的道理。士人的才能，有的可以做公卿大夫，有的可以做士，每个人的才能有大有小，担任官职有适宜有不适宜，这些情况都是有的，至于武学方面的事务，随便他才能大小，没有不学习的。所以才能出众的人，在朝内可以做六部的长官，出朝可以做六军的将军，才能差一些的，可以做比闾、族党的老师，也都可以做卒两、师旅的长官。因此戍守边疆、保护宫廷，都由士大夫来完成，小人不能要求这种工作。现今学习的人，认为文和武是两回事，我只要知道处理文章就可以了，至于戍守边疆、保护宫廷的责任，全部推给军队，而军队往往是一些奸邪凶悍而又无赖的人构成的。假如他的才能和品行足以在本乡托身的话，也不会愿意离开父母加入应征的行列。戍守边疆保护宫廷，是天下的责任，做国君的应该谨慎从事。所以古时候把教人射箭赶车作为当务之急，其他方面的才能根据能力是否合适然后才教给他，如果能力不及，也不必强求。至于射箭，就是男子的事了。人生下来有残疾就罢了，如果没有残疾，从来没有人会放弃射箭而不加学习。在学校时，固然要练习射箭，有宾客时要射箭，祭祀时要射箭，辨别士子才能品德高下也要用射箭来区分。至于礼法音乐，向来是寓含着射箭的道理，而射箭也存在于礼乐祭祀之中了。《易经》上说：“锋利的弓箭，用来威镇天下。”先王难道仅仅认为射箭是用来学习作揖礼让的礼节的事情吗？先王本来认为射箭是武事中很重要的一项，是可以威震天下保卫国家的工具。平时凭借它学习礼乐，出征时凭借它去作战攻伐，既然士人从早到晚练习射箭而且技艺出众的很多，那么边疆宿卫的工作就可以从中选拔人才而取用了。士人曾经学先王治理国家的道理，他们的品行和仁义受到乡里人的推重，然后根据每个人的才能把边疆宿卫的任务托付给他们，这是古代的国君把武器交给别人，却没有内忧外患的原因。现在却把天下的重任，国君应该非常谨慎的选拔人才的大事推给奸邪凶悍无赖、才能品行都不足以在乡里托身的人，所以才会常常担心边疆不稳固，忧虑守卫宫廷的军队不足以使自己觉得安全。现在谁不知道保卫边疆宫廷不能使人有安全感呢？只是认为天下的文人学士以拿起兵器为耻辱，而确实也没有人能掌握骑射列阵的方法，如果不召募军队，谁能担当这些任务呢？教育不严格、选拔标准不高，士人以拿起兵器为耻辱，没有人掌握骑马射箭、行军作战的技巧，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诸如此类都是因为教育不得法的缘故。
（按）这是王安石提出的全民皆兵的主张，现今东西方许多国家没有不靠这种方法使国家强大的；而我中国自秦汉到今天两千年，前于王安石的，后于王安石的，没有一个人能看到这一点。而教导国民崇尚武功的，必定在于学校，与现今学校中特别重视体育，是何等的吻合啊。中国看不起当兵的人时间已经很长了，而自宋代之后，情况更严重。在募兵制度下，而想要使兵不被看低，是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王安石所说的将天下的重任交付给奸邪无赖、行为不被乡里人所依托的人，致使天下的学士以掌管军事为耻辱，现在和过去一样的情形。世上如果没有王安石，那到什么时候才能消除这种痛苦呢？
现在制订的俸禄的标准，大都比较低。假如不是朝廷侍从之类的官员，只要家中人口稍多，不同时从事农业商业获取利润就不能养家糊口。下面州县中的差吏，一个月的俸禄，多的有八九千，少的有四五千，把等候补选、任职和补缺的时间都计算在内，大概六七年能够拿到三年的俸禄，算起来一个月的收入实在到不了四五千，少的也实在到不了三四千。即使供养家人，也感到很困难。像生活消费和婚丧嫁娶的费用，也从中开支。超出中等道德水准的人，即使穷困也可以做个君子，中等道德水准以下的人，即使处境舒适也可以做个小人。只有中等道德水准的人不是这种情况，穷困就成为小人，舒适就变成君子。估计天下的士人，中等以上的，千百人里面也没有十分之一，穷困就做小人，舒适就做君子的人，天下比比皆是。先王认为众人不能用强制手段制伏，所以制订行为准则不能用自己为标准，而应该以中等人为标准，顺着他们的欲望向有利的方向引导，认为中等人可以遵行的话，就可以在天下施行这种法制并流传到后世。只给出如今这些俸禄，却又想让士人不要败坏廉耻的原则，大概中等人做不到。所以今天官职高的，互相贿赂赠送、营谋资产，背上贪污的恶名；官职低的，公开贩卖、索取财物。士人已经毁坏了廉耻的原则，背上了拖累天下的名声，那么他们苟且懒惰取悦别人的心思出现了，而勤奋自强的志向冷落了，他们负责的工作又怎么会不松弛，天下太平的景象又从哪里来呢？更何况枉法受贿、侵扰百姓的到处都是。这就是所说的应该使他们的财产多起来。婚姻丧葬、奉养父母、吃穿用度，都没有制度予以节制，天下人把奢侈当做光荣，把节俭当做耻辱。只要有了钱财，无论他们要什么都能得到，有关部门也不禁止，人们又引以为荣；假如财力不足不能符合流行的风俗，那么在婚姻或丧葬时，往往会得罪本族人和姻亲，人们都把这当做耻辱。因此富有的人贪婪不知道停止，贫穷的人财力匮乏却又勉为其难去追逐潮流，这就是士人困难重重，廉耻之心完全丧失的原因。这些就是所说的不能用礼法加以约束。现在陛下自己行为节俭为天下做出表率，这是左右显贵大臣亲眼看到的。但是在他们内室之中，奢侈糜烂毫无节制，做下陛下厌恶的事情，损害天下的礼教，有的已经很严重了，却从来没有听说朝廷把这些人罢免流放，昭示天下。当初周代时，把聚众酗酒的人拘禁起来处以杀头的刑罚，认为饮酒过度会造成危害，甚至于害死人的情况很多，所以严格禁止灾祸产生的根源。严格禁止了灾祸产生的根源，所以施用的刑罚很简省，人们惹上灾祸以至败亡的就极少。现在朝廷法律中尤其严厉的是对付贪官污吏的条文，严格禁止贪官污吏却忽视了禁止奢侈糜烂的条文，这就是所说的禁止了末节而放松了根本。（姚鼐说：自“陛下躬行”到“弛其本”与后段“法严令具”到“不能裁之以刑也”两段，前后应当互换。王安石集见有一南宋刻本极多错误，世上也没有好的版本改正它，可能“世之议者”一段补“饶财”之余，“陛下躬行”一段补“约以礼裁以刑”之余，可能都应当放在“不能裁之以刑也”结句之后，而是这个刻本的错误，于是不觉它文势不顺。“然而世之议者”上仍有脱字。）
然而当今的有识之士，认为现在官员众多，即使县官的俸禄也供应不足，（姚氏说：下有缺少的文字）也太不明事理了。现在做官的确实很多，但上一代设置官员很少，而赋予的俸禄也如此之少，财力不足，也应该另有说法了。官员的俸禄难道值得计算吗？我对于财政经济从来没有学过，但也考察过前代理财的大概情况。天下人出力创造出天下的财物，又拿天下的财物供应天下人的消费，自古以来的太平盛世向来没有把财力缺乏当做忧患的。只是担心理财没有正确的方法。现在国家没有战争的威胁，百姓安居乐业，每个人都献出自己的力量，创造天下的财富，然而公家或私人都担心穷困，大概是由于管理财政没有正确的方法，有关部门不能估算社会的实际需要而采取变通措施，果真可以用正确方法理财并且适当变通的话，即使我再愚蠢也知道增加官员的俸禄不会妨害国家的经费。
（按）孔子说增加俸禄用来劝诫做官的人，后代讨论政治的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这是重要的事。然而有提出疑问的。一是认为增加官吏的俸禄消耗大量的经费，王安石对此已经做了分辨。王安石的财政思想，这个书上没有提及，但他说“靠天下的力量生天下的财物，取天下之财物供给天下的费用”，这种常说的原理，全都在这里了。凡古今中外的国家，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朝代，官员俸禄不过占国家年支出的百分之三四。假如理财的方法正确，则这百分之三四的比例增加一些，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理财不得法，即使将这百分之三四而减少掉，也不足以使困难的经济复苏。王安石所说的“增加官吏的俸禄不足以影响经费”，确实是懂得治国的人所讲的。还有一种说法，说官吏的俸禄增加了也不足以制止贪污，大开贿赂之门使做官的规矩败坏的，并不是受薄禄而是受厚禄的人。这种说法，从当今的军机大臣和督抚等人就可以得到证明，从收入高的官职那里也可得到证明，这似乎并不是为难的话。即使这样，假如只给以高的俸禄而在后面没有好的法度来督察责罚，那就真像评论的人所说的了，于是王安石在“多给他们俸禄”的后面，又说要“用礼义约束”。可是如果只有法度在他们的后面督察责罚，而遵守的人的俸禄无法养活自己，那法度也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有一个好的法律，必定还要有其他的法律与之相配套，如果毁坏了使它们不成系统，即使是锦绣也要化为虚无了。因为我国近年来增加了一部分官俸，不仅足以影响了财政支出，还相互竞争使人心日趋败坏，这难道足以说明前代贤人提出的这一做法有过错吗？
（又按）戒除侈糜之风，是自古以来的常训，而近代的人，有的见到欧美奢侈很重，而他们的国家和百姓很富有，就以为奢侈并不是坏的品德。嘻！这太过错误了！凡一国的经济，必须是有了本钱才可以使财富增值，而奢侈的做法，是使财富不再成为本钱。所以奢侈是亡国之道。现在的欧美，是因为富有了才开始奢侈，并不是因为奢侈而变得富有。然而他们也正有如杜甫所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他们大多数人的穷困，是因为奢侈者剥削所造成的罢了。而社会问题，就成了欧美的大患。他们将来的决裂，不知要走向哪里。现今稍有见识的人，对此未尝不担心的，而有人仍说奢侈不是祸害，这是为什么呢？王安石的理论，是想要立法来惩治奢侈，这件事肯定不可行，然而他的思想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如今法令条文严厉而且周密，搜求天下贤才的手段非常周详，然而也曾经教给他们治理国家的方法，可是有不服从管理就予以处置的刑罚吗？曾经制订制度约束他们，可是有不按常理做事就予以处置的刑罚吗？也曾经任用他们负责某项事务，可是又有不尽职尽责就予以处置的刑罚吗？不先教给他们治理国家的方法，确实不能要求他们服从管理，不先用制度约束，确实不能要求他们按常理做事，不先任命他处理事务，确实不能要求他尽职尽责。这三方面，是先王的法律中尤其看重的，现在都不加以责备要求，而那些轻微细小、并不妨碍治理天下的事情，都制订法令加以禁止。每年每月都要改变花样，做官的也记不胜记，又怎么能完全避开不会违犯呢？这就造成了法令成为摆设不能施行，小人有的很幸运而免于制裁，君子有的很不幸而受到制裁。这就是所谓不能用刑罚制裁。像这些情况都是治理天下国家没有使用正确的方法。（姚氏说：“治”应当是“养”）
（按）官僚政治，果然可以称为好的政治吗？这不是我所敢说的。然而近代从施泰因用它治理普鲁士而收到好的效果，俾斯麦接着将它推广到德意志而收到更好的效果，各国才开始渐渐学习它。而我国两千年来，去了官僚就没有政治了，而它的弊病这样严重，难道是官僚政治绝对的不可用吗？施泰因治理普鲁士，用来训练和督察责罚官僚的方法，就如同将帅训练督察责罚下面的将校一样，有整齐严肃的气氛，而收到如同使用自己的手臂和指头一般的效果。整齐严肃，是官僚政治的特长，要达到这种效果必定有方法，王安石是知道这些的。
现在选拔人才，只要能博闻强记，稍稍有点文辞，就被称为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的人，都是公卿的候选人。记忆力不必很强，读书不必很广博，稍有些文辞，又曾经学过诗歌辞赋，就叫做进士。进士中才学高的，也可以是公卿的候选人。这两科选拔的人才不足以做公卿，不必论证就很清楚了。而世间人们议论时，竟然以为我经常这样选拔天下的人才，而能力足以做公卿的人也可以从中选拔出来，不一定仿效古代选拔的方法然后才能发现人才，这也是不明白事理。先王的时代，用尽所有选拔人才的方法，仍然担心贤才不会被选中，而无能的人会掺杂在其中。现在完全废除了先王选取人才的方法，驱赶着天下的才士，都使他们成为贤良进士，那些才能足以做公卿的，本来就应该是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中也会有才力足以做公卿的人。但没有才能的人如果能精通写作应试文章这种雕虫小技，并因此而晋升为公卿，才能可以做公卿的人，被这种对天下国家没有益处的学问困住，因而老死在乡野之中，大概会有十分之八九。古代的天子，进行谨慎选拔的，就是公卿。如果公卿选对了人才，他们就会推荐出同类会聚在朝廷上，那么所有的机构，都不会有不称职的人了。现在首先使一些无能的人侥幸担任了公卿，因而推荐同类聚集在朝廷上，因此朝中才会有这么多无能之辈。即使有贤能聪慧之士，往往孤立无助，不能实现自己的构想。而且公卿无能，又推荐同类会聚在朝廷上，朝廷中无能者，又推荐同类充任出使四方的使臣，四方的使臣，又各自推荐同类遍布到州郡任职，这样即使有举荐不当而一同治罪的条文，怎么值得依靠呢？只是恰好成为无能者晋升的资本罢了。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的考试科目，朝廷本来就担心它们对国家没有用处，逐渐要求士子们掌握治国的道理，但即使掌握了这些道理，也不见得比过去的人才更贤能。现在朝廷又开设了明经的考试科目，来选拔掌握经学的士人，但通过明经选拔上来的，也只是单凭记忆而略微有些文采的人，这样就入选了。那些通晓先王的意旨而且运用到国家治理上的人才，却不一定能够加入被选拔的行列。再次是那些世代享受皇家恩泽的世家子弟，在学校里不教给他们治理国家的方法，官员也不考验他们有什么才能，父亲兄长也不能担保他们的品行道德，而朝廷总是动不动给他们封官，任用他们去办事。武王数说商纣的罪行，就说“凭借家世任用官吏”。凭借家世任用官吏却不顾虑他的才能品行，这就是商纣把国家弄得混乱而败亡的原因，而太平盛世却不会发生类似情况。最后是一些不入流的人。朝廷本来就把他们排挤在廉耻之外，限制了他们进取做官的道路，却又把治理州县的事务交给他们，使他们凌驾在士人和百姓之上，难道这就是所说的用贤人统治庸才吗？据我的管辖范围来看，方圆几千里的一个路中，州县中的差吏，出身于流品之外的到处都是，而可以把事务托付给他们的，大概不足十分之二三，要防备他们作奸犯科的到处都是。大概古代只有贤才庸才的区别，而没有等级的分别，所以像孔子那样的圣人也曾经当过季氏的差吏，可能即使做过差吏也不妨碍他再去做公卿。到了后来产生了等级的差别，凡是在等级以外的，他们成就的事情，本来已经把自己安排在廉耻之外了，没有超过别人的意思了。到最近这些年，风俗变得颓靡，即使像士大夫那样的人才，根据形势完全足以进取，朝廷也曾经用讲究礼义的名誉表彰过他们，到了晚年或失意的时候，往往被引诱做坏事，更何况平时形成的思想，没有从品德上超过别人的意思，朝廷本来就把他们排除在廉耻之外，限制了他们进取的道路了呢？他们在管理百姓、处理公务时，放纵奢侈、不走正路，本来就成为理所当然了。至于保卫边疆、宿卫宫廷人才的选拔，我已经谈论过这方面的失误了。像这些都是选取人才没有遵照正确的方法。
（按）科举取士的制度，是王安石绝对排斥的，读了这封上书就可以知道它的原因了。放弃诗赋而考经义，是他一时的措施而并不是这样就完全合理了。他在熙宁初写的《乞改科条制札子》中说：“自古以来选拔人才，都立足于学校，所以在上层有纯一的道德，在下面就能形成风气，选拔出的人才在世上就能有所作为。自从先王的遗泽断绝，教育培养人才无法可依，士人即使有良好的资质，却没有学校、老师和同窗加以栽培，这是议论朝政的人所担心的。如果想恢复古代的制度，改革这种弊病，就怕不能循序渐进。首先要废除讲求四声八病和骈偶对称的文体，使学习的人能一心一意注意经义，等朝廷建立了学校，然后再研究夏、商、周三代教育选拔人才的方法，在天下施行。将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读，王安石的用意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而后世动不动就将八股文毒害天下的罪名加到王安石头上，这是多么大的诬陷啊！
现今选取人才不遵照正确的方法，到了任命的时候又不管他的品德是否适合，却去考问他出身前后，不管他的才能是否称职，却考虑他历任过多少职位。凭着文学做了官的，将派他去理财，已经派他去理财了，又转而调任去掌管刑狱，已经派他去掌管刑狱，又调任去研究礼仪，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要求他具备百官的才能，所以人的才能就难以发挥出来。本来才能就难以发挥又严加要求，那么能做的事就少了。人们能做的事少了，都互相做表率不去做事。因此命他主持礼仪，从来不担心自己并不懂得礼仪，因为今天主持礼仪的人从来没有学习过礼仪。命他主管诉讼，从来不担心自己并不懂得诉讼，因为今天主管诉讼的人从来没有学习过诉讼。天下的人，都已经渐渐习惯了缺乏教育，服从于现成的习俗，见到朝廷任用了某人，如果他们认为不合乎资格和顺序，就加以非议和诽谤，如果说任用的人才能不足，却没有人非议过。而且做官的人屡次迁调，不能长时间担任某一官职，所以担任高官的不能够熟悉了解政事，处于下位的不愿驯服而安心接受教导，贤能的人不能成就自己的功业，无能的人的罪行也不能暴露出来。至于迎接新任、送走旧职的劳顿，交卸了文书就不再有瓜葛的弊病，这种危害本来不大，不值得一一举出。设立官员大都应该长久担任这个职位，至于管辖区域较远，责任重大的，更应该长久担任职务，然后可以要求他有所作为。可现在更加不能长久担任职务，常常几天就会调离。选拔时已经不严密，使用时又已经不恰当，安置又已经不久长，到了任命时又不能专一，又完全用法令束缚他，不能按自己的想法见机行事。我因此知道现在做官的都不是合适的人选，渐渐把权力交付给他又不能一一用法令加以约束，他们就会放纵恣肆无所不为。即使这样，做官的都不是合适的人选却又依仗法律认为就能天下大治，从古到令，向来没有把天下治理好的。即使做官的都是合格的人才，又一一用法令加以束缚，不让他推行自己的看法，从古到今也没有能把天下治理好的。选拔人才已经不严密，使用人才已经不恰当，安置人才又已经不长久，任用人才已经不专一，又用法令把人才完全束缚起来，因此即使是贤人在位，能人任职，和那些无才无能的人在位也没什么区别。像这样，朝廷明明知道他的贤能足以委任大事，如果不合乎资格和次序就不能因为有事托付给他而推荐上去，即使推荐了，士人也不会信服的。明明知道他无能无才，如果不是有罪，受到当事人的弹劾，也不敢因为他不称职而把他撤换下来，即使撤换下来，士人也不会信服。那个人确实无才无能，但士人对撤换他不信服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所谓的贤能之士处理问题，和那些无才无能的人没有区别的缘故。我前面所说的不能只任用某人处理事务但是没有对待不尽职责的刑罚来对待他，就是指这回事。教育人才、抚养人才、选拔人才、任用人才，有一方面方法不正确就足以败坏天下的人才，更何况四者兼而有之呢，于是做官的人没有才学、苟且随便、贪婪卑鄙的人，竟然不可胜数，而在民间草野之中，也缺少可以任用的人才，本来就不值得奇怪了。《诗经》上说：“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流泉，无沦胥以败”（国家即使不大，也有圣明或不圣明的人，百姓人数即使不多，也会有的聪明有的有智谋，有的严肃有的干练，要像那流动的泉水，不积聚起来就腐败了）。说的就是这回事。
（按）他说的这些，怎么与今天的官僚社会的情形没有多么大的差别呢？过去有西方人读马可波罗的游记（马可波罗，意大利人，元世祖时在中国做官，欧洲人知道中国是从他的游记开始的）见到他所画的罗盘图，说，这种东西自从中国发明而欧洲人开始使用，它的样式比马可波罗所画的图已经精密百倍。它的发明地经历了数百年之后，它的改良更不好想象是怎么个样子，于是在游中国时到市场中买到一个，看起来和马可波罗所画的一点都没有差别，于是很颓丧地走了。我看今天的政治，而不能不有感于王安石的这篇文章。
做官的人才力不足，而民间草野也缺少可用之才，难道只是不能推行先王的政治？像托付社稷、保卫边疆，陛下还能总是以上天能够给你幸运而没有考虑过有一天会失去这种幸运吗？汉代的张角，三十六万人在同一天起义，他所在的郡国没有人能预先发现他的计谋；唐代的黄巢，横行天下，每到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位将军敢和他抗衡，汉、唐两个朝代之所以灭亡，灾祸是由此发生的。唐代灭亡以后，混乱局面一直延续到五代，武将当权，贤才隐居在草野之中不出来做官，做官的人也不再懂得君臣之间的道义和上下级之间的伦理关系。在这个时候，江山变换，比下棋还容易，而百姓生灵涂炭，侥幸没有死在山沟里的人没有几个。人才不足的忧虑就表现在这方面。现在的公卿大夫，没有人愿意替陛下做长远打算，为国家筹划万世的基业，我对此事很疑惑。当初晋武帝只注重眼前的繁华，不为子孙做长远谋划，当时的官员也苟且偷生一味取悦皇帝，良好的社会风气荡然无存，舍弃了礼义，丢掉了法制，君臣上下都有过失，却没有谁以为这样是错误的。有识之士本来就知道将天下大乱，而后来果然海内发生了大的变故，中国遭受战争的困苦达二百多年。我考虑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皇帝的神灵把天下交给陛下，本来就为的是能够万世相传，可以无穷无尽地庇护天下的百姓。我希望陛下能够借鉴汉、唐、五代混乱灭亡的原因，批判晋武帝苟且因循造成的灾祸，明白昭示大臣，想一想该怎样培养天下的人才，研究出办法，计算好数量，逐渐加以推行，希望能适合当代的变化，不要辜负先王托付天下的心愿，那么天下的人才就不可胜用了。人才可以不可胜用，那么陛下想要什么而找不到，想做什么又做不成呢？
（按）文章恳切率真而且沉痛，至此已经无以复加了。当全国都沉醉于太平盛世的时候，而写出这毫无忌讳的言辞，即使是贾谊的痛哭流涕，怎么会超过呢？而可惜的是宋仁宗不省悟啊。
研究出办法，计算好数量，逐步加以推行，培养天下的人才就很容易了。我开始读《孟子》时，看到孟子说执行王政很容易，心里也以为确实是这样。等看到他和慎子讨论齐、鲁的土地，认为先王治理国家，大都不超过一百里，主张再有王者出现，凡是诸侯的土地，有的方圆千里，有的方圆五百里，都应该减少土地一直到几十里。于是我就怀疑虽然孟子很贤能，他的仁义和智慧足以统一天下，又怎么能不通过武力胁迫，就可以使几百几千里的强国，在某一天会割让自己十之八九的土地，和先王时的诸侯一样大小呢？后来我看到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计策，允许诸侯王公可以推广皇家的恩德把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孙，皇帝亲自到他那里确定封号，让他另外归属于中央政府。于是诸侯王的儿子和弟弟，都各自得到了分得的土地，势力强大土地广阔的最终也被分得弱小，然后就可以懂得研究办法、计算数量、逐步推行，就可以使大的变成小的，强的变成弱的，不至于发展到倾覆、惊骇、变乱、败亡的境地。孟子说的话并没有错，况且现在想改革变易，从客观形势来看并不像孟子当时所要做的那样困难。所以我说：研究出方法，计算好数量，逐步推行，做起事来就很容易。但先王治理天下，不担心人们不去做，却担心人们不能做，不担心人们不能做，却担心自己不努力。什么是不担心不去做却担心不能做呢？人们希望获得的，是善行、美名、高等爵位、丰厚的利益，先王能控制这些统领天下士人，天下的士人中有能够遵从先王的意志去治理天下的，就把他想得到的都给他。不能这样做就不给，如果是自己能力所及谁愿意舍弃希望得到的东西，不去努力实现呢？所以说不担心人们不去做，却担心人们不能做。什么是不担心不能做却担心自己不努力呢？先王的法度，用来对待人的可以说仁至义尽了，如果不是特别愚昧不可造就的人，没有不用力去做的。但如果不用至诚恳切的心去谋划，身体力行做出表率，人们就不可能用至诚恳切的心身体力行加以响应。所以说不担心人们不能做只担心自己不努力。如陛下确实想造就天下英才，我希望陛下只要自我努力就可以了。我又看到先前朝廷想进行改革变易，开始估计利害关系不成熟，只要有世俗侥幸的人不高兴进行攻击责难，就马上停止不敢再做下去。法度确立了人们就不会出现独自享受侥幸的情况，所以先王的政治足以施利给天下的百姓，当它继承了前代的流弊和破坏之后，面对世俗的侥幸，想创立法制，一定会遭到艰难和阻碍。如果说因为先王创立法制，天下侥幸的人就会顺从高兴地趋之若鹜，不会有抵触，那么先王的法令到今天仍然会存在，正因为创立法度艰难，侥幸的人不会高兴地顺从、认真奉行，因此古人想创立法度，未尝不是先进行征讨诛罚然后才能按计划进行。《诗经》上说：“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加以征伐冲击，使不好的东西灭绝，四面八方的人就没有谁敢不顺从了。）是说先王先进行征讨诛罚然后才能按自己的意图治理天下。先王想创立法度来改变衰落败坏的风俗，成就天下的人才，即使征讨诛罚难以进行，也坚持去做，认为不这样做就不会有所作为。到了孔子，他以普通人的身份周游列国，每到一个国家，就让那里的君臣舍弃他们熟悉的、违背他们的意愿、强迫他们去做不擅长的事，他也只能来回劳碌，最终被人排挤驱逐。但孔子最终也不改变自己的观念，认为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有所作为，他所坚持的，和周文王的心意相同。在上的圣人没有谁比得上文王，在下的圣人没有谁比得上孔子，想有所作为进行改革，他们所作所为也大致如此。如今陛下掌握天下的权力，处于先王托付天下的地位，创立法制，又没有征伐诛讨的艰难；即使有心存侥幸的人不满意加以非难，本来也抵不过天下人都顺从悦服。然而一旦有流于世俗心存侥幸的人说出不满意的话，就马上停止不敢行动，是因为心存疑惑。陛下果真有意造就天下的人才，我希望陛下能迅速做出决断。研究出方法，计算好数量，逐步加以推行，用成功来勉励自己，果断做出决策，然而仍然不能造就人才的情况，我还没有见识过。
（按）读了这以后，想到王安石后来执政后，被流俗所中伤，这是王安石早就已经预料到了。文中所说的百折不悔，他也做到了。可惜的是这些话不值得对宋仁宗讲。范仲淹执政时，所进行的变革不过二三件事，而仍然不被偶然得到宠信的人所容，只有三个月就离开了官位，仁宗皇帝的优柔寡断，大概也就可以知道了。而王安石则是你即使不听也要反复去说，难道是所说的齐人不如我敬大王的那种吗？
但我所称道的一切，是流俗之人不加考虑的，而今天的议论者，认为是迂阔不切实际的陈词滥调。据我观察，近代的士大夫愿意竭尽心目耳力辅助朝廷的还是有的。但他们的意思，如果不是关系到当代的利害关系，就没有必要施行。士大夫已经用这种观点迎合当世，而朝廷所选拔的天下士人，也不过如此。至于大的纲常法律，礼义制度，先王一直坚持不变的，大都不予涉及。一旦涉及这些内容，大家就聚在一起讥笑他，认为很迂阔。现在朝廷致力于使所有人都认为政治措施得力，有关部门精心推敲法令条文的字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它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迂阔和陈词滥调，也希望陛下可以稍微留心观察一下。在唐太宗贞观年初，大臣的议论各不相同，像封德彝之类的人，都认为不混合使用秦汉两朝的体制，就不足以治理天下。能够认真思考先王的政事、启发唐太宗的，只不过魏文正公一个人而已。他们施行的方针措施，即使不能完全合乎先王的意图，但大致还是一致的。所以能用几年的时间把天下治理得几乎不再使用刑罚，国内安定，外族顺服，自从上古三王以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盛世。唐太宗初即位时，天下的风俗，和现在大体一样，魏文正公的话，本来就是当时所谓的迂阔不堪的陈词滥调，但它竟然产生了如此大的效果。贾谊说：“现在有人说道德教化不如法令有效，为什么不引证商、周、秦、汉的史实来印证一下呢？”但唐太宗的情况．也足以作为印证的事例了。我很荣幸地向陛下汇报工作，不去考虑自己才能低下不能称职，竟敢谈论国家的大政方针，但我承蒙陛下任用我而应当回报。私下里认为在位的官员人才不足，不能使朝廷满意，但朝廷任命天下之士的时候，有时不合情理，士人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也在我被任命的职权范围之内，是陛下应该提前了解的。说出这一篇话举出一些琐碎的事情，玷污了陛下的视听，最终对国家也没有什么益处。也不能报答陛下对待我的知遇之恩。请陛下仔细考虑，选择可以执行的措施，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按）这篇文章是秦汉之后的第一篇长文章，能够与它相比的，只有汉代贾谊的《陈政事疏》。而贾谊所说的，大半都是君主自求保存他们的宗庙社稷的方法，凡是论述国事民事的，又往往是不计量原来基础的高低，而只比较它的末端，怎能与王安石的这篇文章这样内容广阔，以天下为公，要求天子来做国民的忠仆，从根本上整顿和清理，一项项都符合它应有的规律呢？李商隐的诗中说：“公之斯文若元气”，这篇文章是当之无愧的。在这之前，范仲淹应诏上书列出十件事，所引用《易经》中的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很是贴切，认为国家改变了五代的混乱局面已经平安了八十年，国家的纲法制度一天天被侵蚀败坏，做官的在上面无所作为，百姓日渐穷困，不能不改革来救他们。他这种见解，差不多与王安石相同，而满朝廷的人都纷纷起来为难他，宋仁宗也无法左右。这难道只是宋仁宗的过错，流俗已经习惯了当前的平安局面，把错误的也当成是正确的，即使有雷霆万钧之力，往往也不能改变这些。我读王安石的《与司马谏议书》，里面有：“人们习惯于苟且已经不是一天了，士大夫们大都不能为国事尽力，大家都把取媚于众人作为一种风尚。”当时社会的心理，可以看出来了，而为什么要单单要求宋仁宗呢？汉文帝对于贾谊，宋仁宗对于王安石，是极相类似的：贾谊没有遇到明主而忧愤而死，王安石得到宋神宗而辅佐他，因而贾谊只因文章留名于后，而王安石能因事业而著名。而王安石遇到神宗，他所取得的成就也仅仅是这些，就像在这山上已经放牧过牛羊，因而只能看到它光秃秃的样子。自从王安石被当时人所非议和辱骂，数百年至今没有为他申冤，而那些苟且于事不为国尽力而又尽力取媚于众人的人，为后世人所称赞和推崇，而中国于是就千年如同长夜一般，只留下这篇文章，成为应试者不怀好意断章取义的资本。悲哀啊！
此书不被皇帝所采纳，到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又上一《陈时政疏》，里面说：
我私下观察从古以来国君在位的时间很长，如果没有至诚恳切为天下忧虑的心意，即使没有暴政酷刑施加到百姓身上，天下也没有不乱的。从秦代往下，在位时间长的，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位帝王，都是聪明有智谋有功业的天子。在位时间长，国内外没有忧患，因循守旧苟且偷活，没有至诚恳切为天下担忧的意念，只注意度过目前的目子，不做长远的打算。自以为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常常等到灾祸降临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即使有时候自身可以免于遭难，而国家本来已经受到了破坏和侮辱，妻子儿女本来也遭受了穷困而走投无路，天下的百姓也已经尸横遍野，生还的人也时刻担心饥饿困顿和抢劫捆绑的危险。为人子孙，使宗庙毁坏受到侮辱，为人父母，却使百姓一家挨一家地死去，这些难道是仁孝的天子能够忍受的吗？然而晋、梁、唐的三位帝王由清平世界导致败亡，自认为灾祸不至于发生，却不知道突然之间灾祸就降临了。天下是最大的宝器，若非大力修明法度就不足以维持，若不广泛培养贤才就不足以保护所拥有的。如果没有至诚恳切为天下担忧的意念，就不能寻求考察贤才，讲求法度。不任用贤才，不修明法度，苟且度岁月，有时还侥幸没有什么变故，但天长日久，没有不发生大的动乱的。皇帝陛下有谦恭节俭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有善待百姓珍爱万物的心意，而且在位时间很长了，此时确实是应该诚心为天下担忧，把晋、梁、唐的三位帝王作为借鉴的时候了。根据我的观察，现在朝廷中担任官职的人，还不能说任用了贤才，实施的政令措施，也不能说是合乎法度。官员在上胡作非为，底层的百姓日渐贫困，社会风气一天天地淡薄，国家财力一天天匮乏，而陛下住在深宫之中，从来没有咨询考察讲求法度的意思。这就是我为陛下计议而不能不发慨叹的原因。像因循守旧苟且偷生，贪图安逸而无所作为，可以侥幸一时，却不能保持天长日久。晋、梁、唐的三位帝王不知道考虑这些，所以灾难变乱一时间就发生了，即使再想去咨询考察讲求法度来救护自己，也已经来不及了。用古代来衡量现代，天下的安危成败，还可以加以挽救。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什么时候比今天更紧急了，过了今天，我担心后悔也来不及了。那么用至诚的态度咨询考察、广泛培养贤才。用至诚的态度讲求法度并极大地修明法度，陛下今日怎么能不抓紧时间去做呢？《尚书》上说：“如果吃了药只是为了不感到头晕目眩，疾病就不能痊愈。”请陛下时刻忧虑这些致命的病症，不要以一天的头晕目眩为苦。我已经承蒙陛下提拔，让我做了侍从的官职，朝廷的治乱兴衰，都和我的荣辱有关，因此我不敢回避越级进谏的罪行而忘记规劝陛下的大义。请求陛下深入思考我的言论，作为自己的警戒，那么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这封上书是前面所上书内容上的反复陈说，而用语更加尖锐，用心更为良苦。大概王安石对当时危急的局势更加恐惧，不能坐视不管，而宋仁宗还是可以做些好事，于是就希望他或许可能施行一些改革。然而仁宗已经老了，更没有能力，不到两年就驾崩了。
（考异四）邵伯温的《闻见录》中说：“王安石任知制诰，一天在赏花钓鱼的宴会上，内侍分别用金盘盛着鱼饵放在几上，王安石把它全吃了。第二天宋仁宗对宰辅说：王安石是个诡诈的人，让他误吃鱼饵，吃一粒就算了，他全吃了，真不尽人情啊。于是常常不高兴。后来王安石在自己写的《日录》中，厌恶鄙视这些皇帝，尤其是宋仁宋。”蔡上翔说：“做臣子的侍候皇上赏花钓鱼，皇帝离得很近，朝廷的大臣也在一旁。不过是钓饵，内侍既然用金盘盛上来了，而人们都知道这是钓饵，哪里会误给了王安石吃而又被天子亲眼看到呢？而天子如果真的看到了，而一定要等第二天对宰辅说这事，难道他害怕王安石而不敢说吗？并且还从此常不对他高兴，又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隐忍呢？况且这是钓饵，王安石既然知道它错了，还非把它全吃了来行诈，他的诈术在哪里？皇上也一定要等他吃完了才知道他诡诈，这道理又在哪里呢？皇上因此不满意臣子，臣子也因此很怨恨皇上，以至于后来写《日录》，特别轻视宋仁宗，何邵诽谤人，怎么到如此地步呢？！“按蔡上翔的反驳，可以说如快刀斩乱麻。这类小事，本来不值得分辨，之所以要抄录下来，只因为王安石这样纯洁，而诽谤他的人以“诈”来诬蔑他，那么即使他有善言善行，都要被这一个“诈”字抹杀了！天下还有公论吗？
考异五）在熙丰年间，整个朝廷都和王安石的新法过不去，而从来没有诋毁王安石人格的。如果有，那就是从后世所流传的苏洵的《辩奸论》开始的。他说：“误导天下苍生的，必定是这个人。”说：“他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说：“口中诵读着孔子和老子的书，身上履行着伯夷和叔齐的操行，收罗和招集起追求名声的人物和不得志的人，与他们在一起制造舆论，私自标榜。”说：“阴险凶狠，和一般人的志趣大不一样。”说：“头发像囚犯，脸色像家里死了人，却大谈《诗经》《尚书》。”说：“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几乎都是大奸大恶，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难听诽谤的言语，什么都说了。近代李穆堂才考评它的虚假，他在《书〈辩奸论〉后》说：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原来的版本看不到了，现在流传的版本中有《辩奸》一篇，世人都因这篇文章说苏洵对王安石误国有先见之明。这些话最早见于邵氏的《闻见录》中，《闻见录》编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到十七年（公元1147），沈斐编的《老苏文集附录二卷》，其中记载有张方平所写的墓表，里面也提到辩奸。还有苏东坡《谢张公作墓表书》一文，专门说辩奸的事。私下以为这三篇文章都是伪托之作。从当时的情形来考察，许多地方不能吻合。按《墓表》所说，嘉祐初王安石名声才大起来，他的朋党权倾当时。他的《命相制》说：“自有人类以来，只有几个人。行为言语，快要达到圣人的程度。欧阳修也称赞他，劝先生与他交往，而王安石也愿交往先生。先生说：我了解这样的人，他是那种不近人情的人，很少有不成为天下的祸患的。”而《闻见录》叙说辩奸的起因，与墓表相同，如果是引用的，就应当明说是墓表上所说，不应当做为自叙的语气；如果是未经商讨而意思契合，那也不应当词句都一样。考察王安石在嘉祐初年，还没有被起用，党友也很少。嘉祐三年，才授以度支判官，上万言书，变法并没有施行。第二年命令他编起居注，上书了八九次，才授予他制知诰的官职，不久得罪了执政者，于是借母亲的丧事而离开，整个英宗时代多次召他不来。这里说嘉祐初他的朋党权倾一时，也太有误了。将王安石当做圣人的，是宋神宗，让他主持执政，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而苏洵死于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后面的事是他所没有听说过的。（中略）像那些收召贪图名利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舆论，将自己比做颜渊、孟子这样的话，在《宋史》王安石的传以及王安石的集中都没有这样的事。王安石在执政之后，或许有依附他的人，而苏洵已经去世，怎么能知道。苏洵所见到的王安石，官职小而且处于偏远之地，并没有号召人的能力，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贪图名声而不得志的人是指哪些人。人如果做坏事，必定对自己有好处才去做，王安石生平，自认为是皋陶、夔、稷、契，给多大的好处都不理会，给多大的官也不改变志向，这是天下人都相信的，那他为什么要为奸呢？他见到大宋长时间形成的衰弱状态，忧虑不可终日，而公卿大臣们，如同堂的燕雀，安闲地自以为没有什么事，他不得不出来担负天下大事，而又幸好遇到有作为的君主，于是就毅然地与皇上一起改变制度和风俗，力排众议而开始施行。这都是为了改国家的弊端，寻求万世的安定，没有丝毫自私自利的想法，即使他的方法不好，而心意是可以原谅的，怎么会有奸呢？又说：我小时候读俗刻本《老泉集》，曾在他的《辩奸论》后面写过，尽力分辨这是不是苏洵的文章，看到的人半信半疑，想得到宋代的版本来参考，而寻求了多年，没有得到。可能马贵和《经籍考》所记载的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版本不称“嘉祐”，书名既然不同，又多到二十多卷，肯定有后人的伪托之作混入其中。最近得到明代嘉靖壬申年太原太守张镗翻刻巡按御史沣南王公家藏本，它的书名和卷帙，都和《经籍考》一样，而文章中并没有《辩奸论》，于是更相信那是邵氏的伪托之作是确定无疑的了，又叹息邵氏虽费尽心机，却没有达到目的，凡是假的没有不败露的。
我看李穆堂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光照万物，什么东西都不会要显露出来。蔡上翔引申了这些说法有数万字，确实证明了《辩奸》和《墓志》是伪托之作，更令人称快，因为它内容太多这里就不引用了。苏洵不是圣人，即使是他曾作了这篇文章来诽谤王安石，又怎么能成为王安石的缺点，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成不了真的。邵氏这些人，因为诽谤王安石而诽谤苏洵，他们鬼怪般的丑态，我实在不想推想，只恨后世编写史书的人，都将这些假话当做史实，于是这沉沉的冤狱，就千古不得伸张了，我又怎么能停下来不说呢！
（考异六）朱子《名臣言行录外集·邵康节传》中说：治平年间与客人在天津桥上散步，听到杜鹃的叫声，心里悲痛不很高兴的样子。客人问原因，说：“洛阳原来没有杜鹃，今天才有，有所预示。”客人说：“那是什么呢？”先生说：“不到两年，皇上将有南方的士子为相，多举荐南方人，专门用心于变革，天下从此将多事了。天下将要大治时，地气是从北向南；天下将要大乱时，地气是从南向北。现在南方的地气到了。”这篇文章也见于邵氏《闻见录》，而朱子采用了。它的内容荒诞低俗，不值得有识之士一笑。邵康节能预见未来，而杜鹃也能预见未来吗？可能是当时的小人，恨王安石已经到了极点，而他们都有崇拜的人，于是托他们所崇拜者的言语来增加自己的分量。这就程颐三次被拜谒而不见、苏洵的《辩奸》、邵康节的听到杜鹃之声这些事的由来。在《宋史·司马光传》中，提到宋神宗问司马光：“现在的丞相陈升之，外面对他的议论怎么样呢？”司马光说：“闽人狡猾阴险，楚人太随意。现在的两相丞相都是闽人，两个参政都是楚人，他们肯定要荐举自己的同乡，天下的风俗，怎么能变得朴实呢？”这种话浅陋嫉妒，稍知大体的人，都不会说出口。是司马光果真说了这话，还是别人假托是司马光所说，不能断定。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小人，他们的南北门第观念很重。王安石以南方人的身份突然做了丞相，北方人就嫉妒。这就是在天津桥上听到杜鹃声这种说法的由来。而这些荒谬言语的流传，一直到了今天，变本加厉，成了两地的界限，而妨碍了国家的统一，悲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