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贤人和大人，必定有他们成长的过程。观察他们的成长，就知道他们的成就；看他们的成就，就知道他们的成长过程。王安石这品德度量气节事业和文采，可以说是卓越千古，他的成长过程肯定是洁白无瑕的。我在这里针对他少年时代可以考证的事实略论述一番。
在王安石的文集中有《忆昨诗示诸外弟》一首，大概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由淮南判官告假回家省亲时所作，读这首诗则可以大概看出他少年时的经历。诗中写到：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两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亦缁人衣。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曦。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
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
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身着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
淮沂无山四封庳，独有庙塔尤峨巍。
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
归心动荡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腾书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从其祈。
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
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
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
永怀前事不自适，却指舅馆排山扉。
当时髫儿戏我侧，于今冠佩何颀颀！
况复邱攀满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万绪，不忍仓卒回骖騑。
留当开樽强自慰，邀子剧饮毋予违。
这不过是王安石二十三岁之前自述的小传。他天性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淳朴笃实，很明显地表现在笔墨之间，而从“欲与稷契遐相希”这句，可以看出他刚成年就已经确立了远大的志向。
王安石的学识，没有听说他师从于谁，大概是身体力行，潜心研习而自觉而成的。而培养他仁德的朋友，也是有的。这里选取他集中书信往来谈论学问和志向的内容依次摘录在下面，这对王安石的成长，可见一斑。
君子之中有穷困潦倒的，但却不肯因为一时的失意而批评自己以顺从流俗，不以当世一时的奸恶而排斥道义，因而他们一旦因君主的赏识而得志，就会变更时尚以趋向于圣人之道，易如反掌，因为他的道术是平素已经修习好了的，而他的志向也是早已树立的。
我的才能和性情天生就比古人差，而学习又不用功，又没有朋友相互促进以进入道德之途，我难道要成为平庸的人吗？自从我认识了李通叔之后才知道圣人的门户是可以进入的，这不仅是从他的言语中有所得，而且从他的行为中更学到了很多。
我愚笨不知道事情的变化，而只相信古人。闻说古代有尧、舜，他们的道是中正之道，是永久的准则。得到他们的书，闭门而读，自己忘记了忧伤和快乐。上下融会贯通，内容都被浸透，小到无法分割，大到无边无际，将一切都蕴涵其中。（《上张太傅书））
当今搅乱风俗的，是士大夫们，深深地浸染在利欲之中，他们用言语相互推崇，不知自爱自重罢了。（《答曾子固书》）
天下的变故多了，而古代的君子，接受和取舍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他们都在内心里有思虑和预见，然后来适应客观事物的发展，而不是消极地任其发展，受客观事物的摆布。对事物的发展没有预见，因而他们的行为就好像值得怀疑；对事物的发展有预见，那么他的心中就不会有后悔。如果像这样，怎么可以用世俗的毁誉来衡量他们的心胸呢？而我还到不了这种高度，而只是自己有点志向而已。
学问如果已经足够了，那么不被上面的人所知道，也会被居于下位的人知道；不在现在传播开来，也会传布于后代。如果不幸不被居于上位和下位的人所了解，又不传播于今天和后世，古代的人也不会遗憾。知道我的难道是天吗？这就是《易经》中所说的知天命。命数，并不仅仅是富贵贫贱生死的事，一切事物的兴盛与衰亡都是命数。孟子说：“君子按法行事而等待命数罢了。”
固然君子在学习时，志在天下，可是应该先是我自己然后推及他人，我自身修养好了，他人能否治理好，此系我的志向能否实现了。自身修养尚且属于天命注定，天下的治理，难道可以不属于天命注定吗？孔子说：“不知天命，不能成其为君子。”又说：“道义将要施行于天下是命定的；道义将废弃于天下，也是命定的。”孔子的说法是这样，有的人以为孔子为学的目的是急迫忧虑如何改造当世，真是迷惑呀。对此有疑惑因而进退的举动，就不能从孔子那儿学到，所以就有孔子自身不暇暖席的说法。我偏偏认为圣人的内心，并没有为当世担忧。有人非难我说：“可是这样就是圣人忘却天下了。”回答说：“这是不忘却天下呀。”《否》象说：“君子靠俭德来避开乱世，不能靠禄位来显身。”“初六”爻辞说：“拔茅而食，因其合己类。占卜，吉利。”象上说：“拔茅占卜吉利。固其志向在君那儿。”志向在君主，是不忘天下啊，不能得禄位显达，是知天命啊。我虽然不忘天下，而命运不一定满足我的心愿，我担忧天下难道就能合乎我的心愿了吗？
孔子之所以极力地说明知天命不忧的原因，是想使人明白治世乱世自有天命，而进仕不可以勉强，那么先王的治国之道就能得以伸张了。世上有能够知晓天命的道理，却不能看重进退原则的人，正是由于他们能有足够才智知晓，却没有仁德来抱守。开始得到足下的文章，特别偏爱你的才气。后来又看到足下衣衫褴褛，坐下交谈，却从没说过自己的穷困，退下来询问足下，得知您终年不能吃到荤腥，却丝毫不肯妄自卖身求荣。世上像足下这样卓然自立的人有几个呢？正是我所谓才智能达到知天命，仁德又足以操守的人，所以我以自己学到的东西告慰足下。（《与王逢原书》）
集中的言论，像这样的还很多，这里就不都抄录，只抄录其中突出的几段。这里记述王安石一生安身立命，辅助君王的大事小情，以礼为进，以义为退。他早年的贫苦和所遭受的艰难，都不曾扰乱他的心志，能突出自立于世，穷尽古今的学问而用于实际。他遇到君主而能以道来改变天下，拼死去实现志向而无悔。等他退出执政，则又恬静地似乎忘记了过去的一切。记述他在职时的事，没有什么奢求，没有功绩也没有自鸣得意，王安石当之无愧。读了这些文章，就会了解王安石的学问是有根源的，主要的是他了解自己的命运，而又始终以法行事而听天由命，因而他生平有着高尚的节操、非凡的行为，是绝对随其自然，不是强求而达到的。他对功名事业，也都看做天性的必然结果，中间不掺杂一丝一毫成败得失的成见，这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坚守道义而自重，不汲汲于为世所用，而有玉之山自然生辉，自己无法掩盖，贤士大夫，渐渐了解他而称赞他。与他交往最早的是曾巩，曾巩曾写信给欧阳修说：
我有一朋友叫王安石，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同行都称赞他的文章。他虽然已经有了科名，可现在知道他的还很少。他很自重，不愿被人知道，然而像这样的人，古今不多。现在所急需的人才，即使少了千万个平常的人也没有关系，而王安石是不能少的。
陈襄《上荐士书》中，将王安石与胡瑗等人一同推举，称赞他的才气性格贤明，特别爱好古文字，他的文章和政绩，早已为世人所知。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宰相文彦博，将他与韩维一起推荐，于是有了集贤院校理的任命。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欧阳修又将他和包拯、张瓌、吕公著三人一同荐举，称赞他的学问和文章，知名于当世，坚守道义不苟且，自重，论事通达明了，还有治世的才干，是用在任何地方都很得当的人才。从此以后征召多次到来，而他安于做一个小吏，不肯去就职，并不是故意做出恬退的样子，也是想把现在职位上的事情做好。
（考异一）《宋史》王安石的传中说曾巩曾拿着王安石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为王安石传扬名声，提拔为进士的上等。现在查来这是虚妄不实的假话。曾巩给欧阳修的信中，提到王安石出使河北的话，这事在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而王安石成为进士，是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况且信中明明有已得科名的话，那么王安石得进士并不是欧阳修给扬名的结果，这是很明确的。《宋史》开口就诬陷，凭什么来取信于人呢？
（考异二）《宋史》王安石传中又说：王安石本是楚地人，朝廷中并不知名，因为韩、吕都是大家族，他想借此提高自己，于是与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以及吕公著三个深交，三人称赞他，他的名声才开始大起来。现在查这话也是虚妄的假话。陈襄在皇祐年间（公元1049年~1054年），就已经开始称赞王安石的文章和政绩，当时已名扬于世。欧阳修也说他的学问文章知名于世。而韩维，是文潞公将他和王安石一起推荐的。吕公著，也是欧阳修将他与王安石一起推荐的。然而韩、吕怎么能提升王安石的名望呢？自皇祐到熙宁二十年之间，王安石声满天下，像范文正、富郑公、韩魏公、曾鲁公等人都和王安石相互传名，在王安石的集中以及其他的记载中都是可以考证的，而《宋史》他的本传中不曾提到，甚至把文彦博、欧阳修二人的荐举的事给删除了，似乎这有损于这些君子的知人之明，只说王安石借韩、吕来抬高自己，诋毁人怎么这样无所不用其极呢？我之所以要啰啰唆唆地辨别这些，因为王安石的声名节操在他去世后，反对他的人中首要人物欧阳修，还仍称赞他（见下文），现在按《宋史》所记载，则王安石是一个追求禄位的无耻小人，而他所谓的知晓天命、坚守道义，都是修饰自己来欺骗别人而已。这大大玷污了王安石的人格，即使我不想分辨，也不能停止啊！
（考异三）王安石少年时，交友很少，曾巩说他不愿被人所知，而王安石《答孙少述书》中也说：“我天生迂阔耿直，生平所得的朋友中，只有几个人而已，您本来就知道。将这几个人非要数一数，连十个手指都用不完。”由此看来，王安石交友很少。俗史中有王安石与周敦颐交往的事，这又是不能不辩解的。罗景纶《鹤林玉露》中说，王安石少年时，是不可一世之士，独自一人去拜访周敦颐，三次上门而三次被拒绝。王安石愤恨地说“我难道不能自己弄通六经吗？”于是不再去拜见。度正写的《周濂溪年谱》中说：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周敦颐四十四岁，东归时，王安石做江东提点弄狱，三十九岁，已经被称为通晓古今，学识渊博的儒者，周敦颐见到他，与他日夜交谈。王安石退下后细想，以至于忘记吃饭和睡觉（这种说法源于邢恕的书，而邢恕是程氏门人）。现在考察这两种说法，一种说没有见，一种说法是见到了，很是矛盾，难道王安石年青时愤恨不能见到周敦颐，等到四十岁时，又到他的门上去求见吗？还是周敦颐开始时三次拒绝不见，而后来又自己去见王安石呢？是多么可笑，其实是不知道这两种说法都是虚假的。考察一下就知道周敦颐只比王安石大五岁，一个年少，另一个也处在年少时；即使说王安石求友心切，急着见到周敦颐，而周敦颐在两个人都求学的时候，怎么能这样妄自尊大呢？这不是孔子和儒学的悲哀吗？况且周敦颐既然没有见过王安石，凭一个求学的少年，他怎么能只看一看名帖就知道不能和他讲话呢？周敦颐如果真是这样，还怎么做人呢？况且按两家的年谱来查，他们终身都没有处在一地的机会。周敦颐在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生于道州，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他十五岁，父亲去世，跟着母亲进京投靠舅舅，那么在他十五岁之前，都在道州。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母亲去世，葬在润州。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他二十四岁，做洪州分宁县的主簿，才开始到江西。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小时随父亲做官在韶州，他的《忆昨》信中说：“丙子年跟父亲去京城”，那时他十六岁。“第二年父亲当了建昌的官吏”，这时他十七岁已经到了江宁。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父亲去世，他在江宁居丧，他诗中所说的“三年吃够了钟山的野菜”就是指这时。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他二十二岁，成为进士，在淮南做官，而周敦颐在这两年前已经到了分宁。这样说来这两人在少年时，没有一天是在一个地方的。罗氏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从常州移任提点江东刑狱。四年，他三十九岁。五年五月，被召进京做三司度支判官。而周敦颐在这年的六月离开合州签事的职位回京，这时王安石已经又去了江东，而年龄也四十岁了。认为他们在江东相遇，年龄和地点都不相合。而刑氏度氏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些讲学的人伪造这些说法，是想借王安石而提高周敦颐罢了。像当初周敦颐见不见王安石，对王安石又有什么轻重关系呢？我之所以不怕费词句而申辩，只是想说明当时有人肆无忌惮地用来诋毁王安石的，都是些毫无影响的小事，而他们说起来就和真的一样，而其他不可信的，都是类似这样的；而真正的事实被抹煞而不被后人知道的，又何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