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及选举
民政财政军政，荆公之新法，殆尽于是矣。此外尚有一二，请括而论之。
第一 教育
教育行政，荆公平昔所最重也，其上仁宗书言之最切。及执政，首注意于学校。熙宁元年，增太学生员。四年，以锡庆院朝集院为大学讲舍，厘学生员为三等，初入学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员百，内百二百，外舍不限员。其后内舍生增至三百人，外舍生限二千人。其年，置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学，以陆佃等为诸州学官。其后诸路州府皆悉立学，而学官共五十三人。马氏端临谓是时大兴学校，而教官只有此数者，盖重师儒之官，不肯轻授滥设故也。
其所教者，以经为主，人专一经。至熙宁八年，以荆公所编著三经新义颁于学官焉。三经者，周官及诗、书也。
按三经新义，亦为当时及后世攻击荆公之一大口实。史称苏嘉在太学颜复尝策问王莽后周变法事，嘉极论其非在优等。荆公怒，遂逐诸学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监事，选用学官，非执政所喜者不与，其后遂颁三经新义云。考荆公平日言论，多以一学术为正人心之本，则史所云云，谅非诬辞，此实荆公政术之最陋者也。盖欲社会之进化，在先保其思想之自由，故今世言政治者，无一不以整齐画一为贵，而独于学术则反是，任其并起齐茁，而信仰各从乎人之所好，则理以辨而愈明，人心之灵，浚之而不竭矣。强束而归于一，则是敝之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而中国学术史上，光耀顿减。以荆公之贤，而犹蹈斯故智，悲夫！
考荆公当时，亦非于新义之外，悉禁异说，不过大学以此为教耳。夫既设学校，则必有教者，教者必有其所主张之说。学校既为一国学术所从出，则此说遂若占特别势力于社会，此亦事势所必至，无可逃避者。即如今之日本，其帝国大学二三老辈之学说，颇为新进诸颜所抨击。然举国学者，大率仍诵习之，此亦无可如何也。然则是亦不足深为荆公罪矣。盖使荆公而禁异说，则为戕贼思想之自由，然公固未尝禁之，不过提倡己之所主张而已。夫学者有其所主张之说，则必欲发挥光大之以易天下，非徒于理不悖，抑责任亦应尔也，于公乎何尤？若夫学者不求自立，而惟揣摩执政之所好尚，欲以干禄，此则学者之罪，而非倡新说者之罪也。三经新义，自元?废黜以后，南宋学者，更抨击不遗余力，自是数百年来承学之士羞称之。
诗书义出荆公子及其门人之手，已佚。惟周官义乃荆公所手著，本朝乾隆间修四库书，从永乐大典掇拾重编，尚可得而见焉。吾尝窃取读之，其精要之处盖甚多，实为吾中国经学辟一新蹊径，自汉以迄今日，未有能过之者也。此当于第二十章别论之，今不先赘。而学者不察，随声附和肆为诋排，昌黎所谓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者非耶？荆公未尝禁人习王氏以外之学说，而反对荆公者，则禁人习王氏学说。然则束缚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者，为荆公耶？为反对荆公者耶？是又不可以不察也。哲宗元?元年，国子司业黄隐焚三经义之版，禁诸生诵习矣。大学诸生闻荆公之薨，欲设斋致奠，且禁之矣。二年，下诏禁科举用王氏经义字说矣。钦宗靖康间，祭酒杨时奏言王安石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请追夺王爵，使邪说淫乱不能为学者惑矣。高宗绍兴六年，张浚为相，又申临川学禁矣。由此观之，以荆公视诸贤何如哉？当杨时之诋王学也，御史中丞王过庭劾之云：
五经义微，诸家因而异见，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为正，所否者为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顷者指苏轼为邪学而加禁切，已弛其禁，许采其长而用之，实为通论。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诋王氏以为邪说，此又非也。诸生习用王学，率众见时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乃得散退，此亦足以见时之不能服众矣。
此言可为笃论。杨时何入？即程门高弟，依附蔡京以干进，而学者尊之为龟山先生从祀孔子庙庭至今未废者也。而诸儒所以尊之者，盖又以其排斥王学之功独高也。当时程氏之徒，自以其学为孔子之正统，凡异己者，皆攘斥之。夫著书讲学，辟他人之说以申己说，此固学者本分所当然，独奈何欲挟帝者之力以箝天下之口也！有宋之党争，前此不过在政见之异同耳。及程氏之徒得志，始焉禁锢苏氏之蜀学，继焉荼锢王学，自是学党之争日烈。而政界又益相水火。以至终宋之世，谁生厉阶，君子不能不深恶痛绝于杨时辈也。后此庆元伪学之禁，读史者咸能斥之。夫韩胄之禁伪学则诚非矣，然亦曾思作俑者谁乎？胄所为，亦请君入瓮而已。夫吾于程朱之学，虽非所愿学者，然固敬仰之，岂敢妄诋！然于诸君子之妄自尊大排斥异己，非直不敢附和，且以为中国近数百年来学术之不发达，厥由程朱之徒务束缚人思想自由，实尸其咎，故今因论荆公经义而及之。
熙宁五年，又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教以诸家兵法，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解释之，生员以百人为额。
熙宁六年，又于大学置律学教授四员，凡命官学人，皆得自占入学。同年，又诏进士诸科及选人任子，并令试断案律令大义。
又于大学置医学教授，以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三百人为额。有方脉科、针科、疡科，考察升补，略如诸学之法。其选用最高者，为尚药医师以次医职，余各以等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云。（此事宋史失载,今据《文献通考》。但通考不言何年设立，但云神宗时耳。）
此荆公教育行政之大概也。观其所设施，大率注重于京师大学，而各州县之学，规模似未大完。不知史失载耶，抑当时之力，尚有所不暇给也。至其大学，以校诸今日欧美各国，虽未可云备，然观其有律学医学等科，与经学并重，则是分科大学之制，实滥觞于是，其起原视英之阿士弗大学为尤古矣。使非中道废弃，能继续其业以至今日，则岂不足以自豪于世界耶！然即此昙花一现，已足为我国学术史之光矣。当荆公之初置法科也，司马光奏言：“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必须，何必置为一科？使为士者预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则习法徒成刻薄，为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呜呼！温公此论，在今日法治论大昌之时，稍有识者当知其非，无俟深辩。果如其言，则今世诸文明国，非曾治法学者不得任官，宜其无一循吏矣。吾壹不解温公之于荆公一举一措，无论大小，而必反抗之不遗余力，其用心果何在也！吾又不解后世读史者，于当时一举一措，无论大小，而必袒温公以抑荆公，其用心果又何在也！
第二 选举
科举取士，非荆公意也，其上仁宗书论其弊详矣。乃及其执政，而犹不革之者何也？则公自言之矣。其请改科条制札子云：“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对偶声病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由此观之，则仅罢诗赋而试经义，不过荆公权宜之制，而非其心之所以为安也，然当时攻之者已云起矣。
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直史馆苏轼上议，略云：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官立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于此。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上读轼疏，疑焉，以问荆公。公曰：“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于是上意决，乃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此当时科举制之大略，而此沿之数百年以至于今者也。呜呼！荆公之良法美意何限，皆废绝无一遗，独此权宜不得已之制，为荆公所欲废而及身未能废之者，则沿袭数百年以毒天下，悲夫！
能悉废科举而代以学校，善之善矣！而当学校未成，而国家又不可以一日不取士也，则科举固不能骤废矣。既不能骤废，则与其诗诗赋又不如试经义，彼善于此，又至易见者也。乃东坡之言，一则曰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不由学。再则曰诗赋虽无用，然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三则曰诗赋何负于天下，而又痛诋兴学之政为徒为纷纷劳民伤财。此真所谓莠言乱政，宜荆公斥彼辈为流俗也。今科举已废，稍有识者皆知其说之非，不俟深辩。然犹著之者，凡以见当时反对新法之人，其所言皆持之不能有故，言之不能成理，率类此也。以上三章，荆公当时所设施者，大端备矣。自作小节亦所在多有，非关一代兴亡大计，则不著也。
（考异七）世传荆公当国，设宫观祠录之官以处异己者，万口相传，莫知其所自来。王渔洋池北偶谈乃更确指为熙宁二年所增置，非祖宗故事。且引邱文庄世史正纲以为证，而御批通鉴辑览亦沿之。吾不知邱氏所据者果又为何书，但考诸宋史职官志云：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先时员数绝少，熙宁以后增置焉。又曰：在京宫观旧制以宰相执政充使，前宰执留京师者，多除宫观以示优礼。然则此制不创于荆公甚明。宋史诸传中前大臣罢政领宫观者不可悉数，即以见于临川集者论之，王德用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除会灵观使，在庆历八年。贾文元以检校太师充景灵宫使，在嘉?二年。凡此皆远在熙宁以前者也。熙宁初朝廷议废宫观使副都监，荆公曰：宫观置使提举都监，诚为冗散，然今所置，但为兼职，其有特置，则朝廷礼当尊宠，不以职事责之者也。废与置其为利害亦不多，若议冗费，则宫观之类，自有可议，非但置使提举都监为可省也。据此则荆公当国，安有增置员数之事？听官志殆亦缘谤者之言而采入之耳，而琼山渔洋之徒，于祠禄所由来载于诸书者若全未入目，亦何足与语史事哉！因论荆公新法而附辨之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