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氏曰，吾读泰西史而叹公党之有造于国家，如彼其伟也。吾读国史至宋明两朝，而叹私党之贻毒于国家，如此其烈也。彼私党者，其流品不必为小人也，而君子亦多有焉。其目的不必以求禄位也，而以辞禄位为目的者亦有焉。其所争者不必为政治问题也，然无论从何种问题发端，而其葛藤恒牵及政治。其党徒不必为有意识的结合也，然随遇一事，兴风作浪，有一吠影者倡之于前，即有百吠声者和之于后。一言以蔽之，曰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胜而国家之利害可以置诸不同，此其风起于荆公得政以前，成于荆公执政之时，而烈于荆公罢政以后，宋以是亡，而流毒至易代而未已。察此性质，则当时新法所以被阻挠被破坏之故，从可识矣。
荆公之初得政，其首劾之者实为吕诲，其事则熙宁二年也。今录诲疏而辨之：
臣切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惟其用舍系时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辨，行伪而坚，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宣父圣明，孰能去之？唐卢杞天下谓之奸邪，德宗不知，终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难，尧舜其犹病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缙绅皆庆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得以适其用也。及进二台席，佥论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轻也。古人曰：庙堂之上，非草茅所当言，正谓是也。臣伏睹参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斯众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睹之实迹，冀上寤于宸监，一言近诬，万死无避。安石向在嘉兴中判纠察刑狱司，因开封府争鹌鹑公事，举驳不当，御史台略移文催促，谢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仙，未几安石丁忧，其事遂已。安石服满，托病坚卧，累诏不起，终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阙一见，稍存人臣之礼。及就除江宁府，于私安便，然后从命，慢上无礼，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迁转，逊避不已。自知江宁府除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銮侍从之乐，何慢于前而恭于后，见利忘义，岂其心乎？好名欲进，其事二也。人主延对经术之士，讲解先王之道，设侍讲侍读常员，执经在前，乃进说，非传道也。安石居是职，遂请坐而讲说，将屈万乘之重，自取师氏之尊，真不识上下之仪，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辅益聪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无大小，与同列异议。或因奏对，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论，是则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纠察司，举驳多不中理，与法官争论刑名不一，常怀忿隙。昨许遵误断谋杀公事，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按问欲举减等科罪，挟情坏法，以报私怨。两制定夺，但闻朋附，二府看详，亦皆畏避。徇私报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闻进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称弟安国之才，朝廷与状元恩例，犹谓之薄。主试者定文卷不优，其人遂罹中伤。小惠必报，纤仇必复。及居政府，才及半年，卖弄威福，无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从，附之者自鬻希进，奔走门下，唯恐其后。背公死党，今已盛矣。怙势招权，其事六也。宰相不视事旬日，差除自专，逐近臣补外，皆不附己者，妄言尽出圣衷。若然，不应是安石报怨之人，丞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意示作威，耸动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违，宰臣避忌，遂专恣而何施不可？专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对御座之前，惟肆强辩。向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遂致喧哗，众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劲之人，务守大体，不能以口舌胜，不幸愤懑，发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惮，虽丞相亦退缩不敢较。是非任性，凌轹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尧，敦睦九族，奉亲爱弟，以风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居于外，离间之罪，固不容诛。上寻有旨送中书，欲正其罪。安石坚拒不从，仍进危言以惑圣聪，意在离间，遂成其事。
朋奸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帮国经费要会，在于三司，安石居政府与知枢密者同制置三司条例，兵与财兼领之，其掌握重轻可知矣。又举三人者勾当，八人者巡行诸路，虽名之曰商榷财利，其实动摇于天下也。臣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陈猥琐，烦黩高明，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切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图治之宜，当稽于众。方天灾屡见，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臣所以沥恳而言，不虞横祸，期感动于聪明，庶判别于真伪。况陛下志在刚决，察于隐伏，当质于士论，然后知臣言之中否。然诋讦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苦寄，职分难安，当复露章，请避怨敌。
吕诲何人？即治平间因濮议劾韩琦欧阳修，请戮修以谢祖宗者也。修所著濮议于其语言状貌心术，刻画无余蕴矣。修所谓扬君之恶以彰己善，犹不可，况诬君以恶而买虚名哉！当时台谏，大率类此，而诲其代表也。今请按其所劾安石者而辨之。诲发端即以卢杞比安石，方谓所疏十事，必有大不得已于言者，而乃首举争鹌鹑一案。当时安石所判当否，今全案不见于史，无所考辨。即使不当，亦法官解释法文之误，其细抑已甚。且事在嘉兴之末，至是已六七年，是亦不可以已乎？其第一第二两事，皆言安石养望沽名，实怀干进，本属一事，而强分为二，以足十事之数已为可笑。若以其所劾，按诸实事，考治平二年七月，安石服满英宗趣召赴阙，至于再三。安石亦有辞赴阙三状，见集中。但云抱病日久未任跋涉，稍可支持，复备官使，犹且乞一分司官于江宁府居住，冀便将理，则三状如一，曷尝坚卧不起哉？以此而云慢上无礼，诲将不许人作病耶？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闰三月除安石知江宁府，犹有辞知江宁府状见集中。以疾尚未瘳也，曷尝有不屑事英宗惟欲事神宗之意哉？安石自弱冠以迄中年，皆为贫而仕，不卑小官。所谓山林独往之思者，其晚年诚有之，而前此未尝有。虽生平交游往来书牍，未尝流露，无论对君也。其前此辞试馆职，辞集贤校理，辞同修起居注，则皆有故，见于集中，班班可考也。
至治平四年九月除翰林学士，自是不闻固辞者，徒以无必须辞之理由耳。前此嘉兴六年除知制诰，固亦未尝辞矣。知制诰与翰林学士，相去几何？此而谓其前慢后恭，见利忘义，何深文之甚也！其第三事以安石主坐讲谓为要君取名，古者三公，坐而论道，自汉迄唐，未之或废。自宋艺祖篡周，而范质以前朝旧相，自居嫌疑，不敢就坐，自此沿为成例。人主之前，无复臣下坐位，人臣始以奴隶自居，而忘其为与天子共供天职矣。荆公之请复坐讲，非徒法古，且实合于至道。似此而曰要君取名，则唐以前无一纯臣矣。考叶梦得《石林燕语》，称熙宁初侍讲官建议复坐讲者,吕申公、王荆公、吴冲卿，同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皆是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王汾、刘Ｘ、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曰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申公等议遂格，是主坐讲者非一人，何得以安石独见弹章？且其事已格何其罪犹不可逭也？其后元兴初，程颐为崇政殿说书，疏请坐讲殿上甚力，其时给事中顾临以为不可，颐遂复上太皇太后书，辨顾临非是，至千五百余言之多，此与安石前后一辙者，安石为要君取名，伊川得勿亦要君取名耶？后此通鉴纲目，只载颐经筵讲读疏，言豫养君德，而不及坐讲一事，岂以向时吕诲攻安石太过，不得不为伊川讳欤？且自是讲学之徒，亦无复以坐讲议安石者，岂其既为伊川讳，而安石亦遂得从末减欤？甚矣宋人是非之无定也！其第四事言是则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云云。自新法行，举朝归过于安石，有恶而无美，有非而无是。若曰掠美于己，不知此时更有何美可掠，诲能实指其所掠之美乎？若曰敛怨于君，则众所攻者新法，所怨者安石，不知更有何非可独敛怨于君者，诲亦能实指其事否也？其第五事为登州阿芸之狱，议自许遵，而安石主之。即谓不免失出，亦观过可以知仁。乃猥指为徇私报怨，试问案中之人，果谁为安石所私？而谁又为安石所怨耶？且此事亦琐末极矣，而哓哓言之，何不惮烦也！其六事以王安国之及第为安石罪。考王氏之登进士榜者，真宗咸平三年有王贯之，安石从祖也。祥符八年有王益，安石父也。仁宗庆历二年则安石，六年则有王沆，安石从弟也。皇兴二年有王安仁则安石兄也。嘉兴六年有王安礼，则安石弟也。英宗治平四年有王安石子。六十年中，祖孙父子兄弟皆进士者七人，则科名亦其家所固有，区区此何物，岂必以奥援而始得之者？安石兄弟，皆有声当世，而安国实与兄齐名。前此吴孝宗上张江东书，言称道安国之贤，欲举之者甚众，而嘉兴五年，欧阳公有送平甫下第诗云：自惭知子不能荐，白首胡为侍从官。则安国之贤可知矣。熙宁元年，安国由韩绛邵亢所荐，召试赐进士及第，于安石何与？而以此见诬耶！幸而安石子先一年成进士，否则又为诲之弹章增一资料矣。其第七事言安石专权，如其所言，似有可议。然考诸宋史，言当时中书除目，数日不决，帝辄谕问安石，然则此出神宗之意，不可以专云也。其八事言唐介愤死云云。考宋史介传，言介数与安石争论，安石强辩，而帝主其说，介不胜愤，疽发于背薨，年六十。而诲云尝与唐介争论刑名，则又专为阿芸事言之。人死于病疽，常也。介年六十而死，尤常也。介尝与文彦博以灯笼锦事争论于帝前，至遭远窜，不死，而死于争论失出之一妇人，信其然也，则可谓轻于鸿毛者矣。以同列死一人而列为罪状，谁则无罪也？其第九事言章辟光请岐王居外云云。自古专制之国，以兄弟争位致乱者，史不绝书。故后世诸王分封，必使出居于外，以为与其地近而逼，不若疏远而可长保无虞也。岐嘉二王，为神宗同母兄弟，亲爱莫加焉。熙宁初，著作佐郎章辟光以迁居外邸为请，则与阴邪小人私行离间者异矣。神宗欲罪辟光，固亲亲之道宜然。安石独违众议，不欲以深罪罪辟光，要亦大臣谋国大公之义。且岐嘉二王本贤王，熙宁以来，岐王屡请居外，章上辄却，是岐王之以礼自处也。元丰八年，神宗不豫，先时二王日问起居，及既降制立延安郡王傭为太子，即令母辄入。夫以宣仁太后母子至亲，神宗二十年友爱，何嫌何疑？然犹若此者，是又宣仁之以礼处二王也。元兴初，始赐颢亲贤坊与弟君页对邸，且下制曰：“先皇帝笃兄弟之好，以恩胜义，不许二王出居于外。盖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严朝廷之礼，以义制恩，始从其请，出居外宅，得孔子远其子之意。二圣不同，同归于道。”由是言之，则辟光之请，律以同归于道之旨，其不可以离间深罪罪之益明矣。而安石更无论也。其第十事攻三司条例，始为议及新法。夫当时之财政，不可不整理，而整理财政必须有一机关，则条例不可不立，前既详论之矣。至遣使巡行诸路，则又先以调查，乃立法制，诚得治事之次序者也。其所遣八人中，则有若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当时所号为贤者皆在焉。原则初心，岂有意于任用小人以败坏天下事哉？当时均输、保甲、青苗、免役诸制，尚未施行，荆公之怀抱，尚未一试，而诲何由即见其为误天下苍生也？考《宋史》诲传云：章辟光上言岐王颢宜迁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离间之罪，安石谓无罪，诲请下辟光吏，不得，遂上疏劾安石。然则诲实因争辟光事不得，激于意气，而不惜重诬安石，与前此因争濮议不得，激于意气，而不惜重诬韩琦欧阳修，事同一辙。若此辈者，就令宽以律之，已不免孔子所谓好直不好学；苟严以绳之，则直帝尧所谓谗说殄行震惊朕师也。史称诲将入对，司马光遇之朝，密问今日所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愕然曰：众喜得人，奈何论之？是可见当时之贤士大夫，无一人不信荆公之为人。其诋及私德者，实一吕诲耳。此与蒋之奇彭思永之以帷薄事诬欧阳公者无以异，而后人莫或申理焉，吾故不惮词费，辨之如石。（上所辨者半采蔡氏上翔之言，以间参己说，故不著蔡名，附注于此。）
（考异十三）《宋史吕诲传》又云：辟光之谋，本安石吕惠卿所导。辟光扬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据此以谈，则王吕实为此案罪魁，且又扬言于外，诲尤必备闻之，不难据情直指。而此疏不言何也？岂诲犹有所爱于安石耶？然则此必后之恶安石者，困诲言而加厉焉，而史乃采之，致与原疏全然不合，亦厚诬之一端也。
今将当时以争议新法去官者，胪举于下：
熙宁二年五月，翰林学士权开封府郑獬以断谋杀狱，不依新法，出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钱公辅皆以与安石议新法不合，拱辰出判应天府，公辅出知江宁府。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劾安石，帝还其章，诲遂求去，出知郑州。
八月，知谏院范纯仁言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帝不听，纯仁力求去，出知河中府。寻徙成都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不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左迁知和州。
同月，侍御使刘述、刘琦、钱岂页连章劾安石，出述知江州，琦监处州盐酒务，岂页监衢州盐税。
同月，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以与吕惠卿论新法不合，出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事富弼称疾求退，出判亳州。
三年，正月，判尚书省张方平极言新法之害，力求去，出判应天府。
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以论青苗不见听，上疏请解安抚使，止领大名府路，从之。
（考异十四）史称荆公痛诋韩琦富弼，谓弼像恭滔天，又称其以附丽韩琦为欧阳修罪，又称其子言枭韩琦富弼之首于市，则新法可行云云。种种诬罔之辞，不一而足。使荆公而果有此言，虽谓之病狂丧心可也。然考之临川集，乃适与相反，集中有赐允富弼辞免左仆射诏云：“卿翊朕祖考，功施于时，德善在躬，终始如一。忠贤体国，义乃可留，邦有大疑，庶几求助。云云。”（后略）有赐允韩琦乞州诏云：“卿以公师之官，将相之位，统临四路，屏领一方。寄重任隆，群臣莫比。虽罹疾，冀即有瘳。而章书频频，来以病告，宗工元老，视遇有加，恩礼之间，然何敢薄？重违恳恻，姑即便安。”又有贺韩魏公启云：（前略）“伏惟我公。受天间气，为世元龟，诚节表于当时，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总揽中权，毁誉几致于万端，夷险常持于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舍，一时为国之安危。（中略）若夫进退之当于义,出处之适其时，以彼相方，又为特美。某久叨庇赖，实预甄收，职在近臣，欲致尽规之义；世当大有，更怀下比之嫌，用自绝于高闳，非敢忘于旧德。（后略）由此观之，则公于韩富二公，实不胜其向往之城，而韩富与公。虽论新法不合，而私交始终未渝。其屡次乞休，亦实绿老病，未必专以新法之故。而史所传公丑诋韩富之说，其必为诬罔，盖无疑矣。
同月，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固辞不拜。
三月，知审官院孙觉，以论青苗法不便，出知广德军。
四月，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论青苗法，出知颍州。
同月，参知政事赵Ｘ恳求去位，出知杭州。
同月，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劾安石罪状，不报，三人亦不见罢斥。
同月，临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御史王子韶、交章言新法不便，各乞退，出颢为京西路提刑，戬知公安县，子韶知上元县，常通判滑州。
七月，枢密使吕公弼以劾安石，出知太原府。
九月，翰林学士司马光屡求去，留之不可，出知永兴军。
十月，翰林学士范镇劾安石，以户部侍郎致仕。
四年，三月，诏察奉行新法不职者，先是知山阴县陈舜俞不散青苗钱，知长葛县乐京、知湖阳县刘蒙不奉募役法，皆夺官。至是有是诏，知陈留县姜潜到官数月，青苗令下，潜即榜于县门三日，无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即移疾去。
四月，监官告院苏轼上疏极论新法，不听，乞外任，出为杭州通判。
五月，知开封府韩维以论保甲法不合，力请外郡，固留不可，出知襄州。
六月，知蔡州欧阳修以老病致仕。
（考异十五）纲目云：修以风节自持，既连被污蔑，年六十，即乞谢事。及守青州，上疏请止散青苗钱，帝欲复召执政，王安石力诋之，乃徙蔡州。至是求归益切，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延，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师致仕。蔡氏上翔辨之曰：自宋天圣明道以来，欧阳公以文章风节负天下重望。庆历四年，曾子固上欧公书曰：王安石虽已得科名，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以为非欧公无足以知我。是时安石年二十四也。至和二年，欧公始见安石，自是书牍往来与见诸章奏者，爱叹称誉，无有伦比。欧公全书，可考而知也。熙宁三年，公论青苗法非便，而又擅止青苗钱不散，要亦只论国家大事，期有益于公私而止，曷尝斥为奸邪，狠若仇雠，如吕诲诸人已甚之辞哉！而世乃传安石既相，尝痛诋欧公。考公擅止青苗钱在熙宁三年夏，至十二月，安石同平章事，明年春，公有贺王相公拜相启，其言曰：高步儒林，著一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受万乘非常之知。夫以伉直如欧公，使果有大不说于参政之时，而复献谀于为相之日，是岂欧公之所为哉！逾年欧公薨，而安石为文祭文，于欧公之为人为文，其立朝大节，其坎轲困顿，与夫生平知己之感，死后临风想望之情，无不毕露。夫以安石之得君如彼其专，行新法如彼其决，曾何所忌于欧公，而必欲挤而去之，乃生则诋其人为天下大恶，而死则誉其为天下不可几及之人，是又岂安石之所为哉！考欧公于治平三年，以濮议见攻于吕诲、彭思永。四年，以飞语见毁于彭思永、蒋之奇。自是力请外郡，出而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以至于薨。则凡熙宁四年间，公未尝一日立于朝。而累年告病，尤在安石未执政之前，于安石何与哉？在一国则乱一国诸语，出于杨中立之神宗日录辨，其为诬显而易见。后人执此以为安石罪，而此两公全集皆不一寓目何也？今按蔡氏之文，辨证确鉴，无待更赞。欧公之去，不缘荆公，而叙之于此者，凡以辨荆公排斥忠良之诬也。欧公如此，则凡杂史述荆公诋他人之言，又岂可尽信耶？荆公祭欧公文，实中国有数文字，今录入第二十章，可参观。
七月，御史中丞杨绘，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疏论免役法之害，出绘知郑州，挚监衡州盐仓。
五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书，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授司空武守节度使致仕。
六年四月，枢密使文彦博求去，授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
七年二月，监安上门郑侠进流民图，言大旱为新法所致，未几以擅发马递罪付御史鞫治。八年正月，窜之于英州。
以上所述，皆当时阻挠新政之大概情形也。岩岩元老，梗之于上；岳岳台谏，哄之于下；而荆公以孑然一身，挺立于其间，天下之艰危，莫过是矣！公于熙宁三年有答手诏慰抚札子云：“窃观天锡陛下聪明睿智，诚不难兴尧舜之治，故不量才力之分，时事之宜，敢以不肖之身任天下怨诽，欲以奉承圣志。自与闻政事以来，遂及期年，未能有所施为，而内外交构，合为沮议，专欲诬民以惑圣听，流俗波荡，一至如此！陛下又若不能无惑，恐臣区区，终不克胜。”其危苦之情，百世下读者犹将哀之。非坚忍不拔如公者，其何一事之能就耶！后世之恶公者，不必道矣，其好公者，亦不免以任用小人为公惜。夫公所任用者，果皆为小人与否，吾将别论之，而当时阻挠新政之人，岂非世所称为君子耶？若程明道，若苏子由，皆公所最初特拔以为僚佐者也。其余韩富文吕诸元老，与公共事者，或一年，或二三年，或四五年，公自始何尝欲排挤之者？而诸贤动以去就争新法，公将以慰留僚友之故而枉所学，隳所志乎？抑以行其学，行其志之故而得罪于僚友乎？二者不得不出于一，故公于熙宁三年，尝上疏乞罢政事，亦以所志既不能行，则奉身以退耳。而神宗既信之愈笃，任之愈专，有君如此，公何忍负？则鞠躬尽瘁，以求大业之克终。诸贤既不肯苟同，誓不与并立夫本朝，亦惟有听其去而已。我辈生今日，为公设身处地以计之，果有何道得以两全者？夫公当时所立之法，非不善也，其所革之弊，则皆诸贤所蹙额而言之者也。其后此之成绩，或不能如初之所期，则亦以奉行者非其人已尔。使诸贤能与公和衷共济，时复相补助而去其泰甚，安见其成效之不更著耶？而乃不问是非可否，凡一新更之法，必出死力以攻之，明知攻之而必不能回上意也，则投劾而去以自成其名而已。甚或身为方面。而戒州县勿得奉行朝令，其人既属巨室，为士庶所具瞻，则夫不利于新法者，皆得所趋附，以簧鼓天下之耳目，使人民疑所适从。譬之一手画圆，而十手画方，虽有良法美意，而终不能以推进，有固然矣。然则使新法之利不偿其弊者，谁之罪也？逼荆公以不得不用小人者，谁之罪也？虽然，荆公之所以待异己者，抑
可谓尽其道矣。其于诸元老，则皆自乞居外，犹再三慰留，不获已然后许之也。其于诸小臣，亦不过左迁外补，未尝有一人焉削其官秩，而治罪更无论也。
其间惟郑侠一人，下吏远窜，则荆公罢相归江宁一年间之事也。（公以熙宁七年六月罢相，以八年二月复相，而郑侠之窜英州，则熙宁八年正月间事也。）以视子产商鞅之待贵族何如？以视张江陵之待台谏何如？以视孔子之诛少正卯何如？吾友南海潘氏（博）尝论荆公，谓惜其纯任儒术，而乏法家之精神，可谓笃论。而世之论者，咸谓荆公行申商之术，以峻法绳百僚，何其与当时情实，适相反对耶？荆公之待士大夫也以礼，虽其法缘是不能尽行，然大臣之度，足以模范千古，而元兴诸贤之所以待熙丰大臣者则何如？吾论至此而不禁有茫茫之感也！
章氏（衮）王临川文集序云：
（前略）熙宁之政，君以尧舜其民之心，坚主于上，臣以尧舜其君之心，力赞之于下，要皆以为天下而非私己也。诸臣若能原其心以议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广以究未明之义，损益以矫偏胜之情，务在协心一德，博求贤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谤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哗然而议者新法也。台谏借此以贾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徼恤民之誉，远方下吏，随声附和，以自托于廷臣之党，而政事之堂，几为交恶之地。且当时下则未有不逞之民，借新法以为倡乱之端，远则未有二虏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逊之语，而缙绅之士，先自交构，横溃汹汹，如狂人挟胜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为善，其果皆善乎？新创之法，概诋为恶，其果皆恶乎？抑其为议，有一人之口而自相抵牾者，如苏颖滨尝言官自借贷之便，而乃力诋青苗钱之非；司马公在英宗时，尝言农民租税之外，当无所与，衙前无募民为之，而乃力诋雇役之非；苏东坡尝言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而乃力诋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争雇役不可罢之类是也。有事体相类，自来行之则以为是，公行之则以为非者，如河北弓箭社，实与保甲相表裹；苏东坡请增修社约，并加存恤，而独深恶保甲法之类是也。（中略）似此之类，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论，亦非曲尽利害之讠于谟，宜公概谓流俗，而主之益坚，行之益力也。一时议论，既如此矣，而左右记注之官，异时记载之笔，又皆务为巧诋，至或离析文义，单摭数语而张皇之。然则当时所以攻新法者，非实攻新法也，攻公而及其法耳。（中略）彼管仲子产商鞅之数子者，诸侯之贵臣耳，然皆以其计数之审，果敢坚忍，大得逞于其国。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当四海为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鱼水，乃顾落落如彼者，时势异而娼忌众故也。夫国内多故，四竟多敌，譬彼舟流，不知所届，惟才与智，众必归之，此管仲之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体，本涉优柔，真仁而降，此风浸盛。士大夫竞以含糊为宽厚，因循为老成，又或高谈雅望，不肯破觚解挛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终岁在闲之马，虽或刍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烧剔之，必然蹄而断然啮。当此时而欲顿改前辙以行新法，无惑乎其骇且谤矣。公之所以不理于口者，此其一也。贾谊年少美才，疏远之臣慨然欲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绛灌之徒，虽残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谊未尝得政，而文帝直以众人待之也，公令闻广誉倾一世，既已为人所忌，加以南人骤贵，父子兄弟，蝉联禁近，神宗又动以圣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横议蜂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与之抗而不顾，公之所以不理于口者，此又其一也。（后略）
章氏此论，言公所以见沮之故，可谓洞见症结。其言以南人骤贵，娼嫉者众，尤为得问。呜呼！以公洁白之质，旷远之胸，方如凰皇翔于千仞，岂省有宛雏腐鼠于其下者耶！而公之失败，竟坐是矣。庄子曰：中国之人，明于礼义，而昧于知人心。又曰：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荆公惟昧于知人心也。故以遇世之所谓小人者而失败，以遇世之所谓君子者而亦失败。论荆公之所短，盖莫此为甚矣！虽然，使公而明于知人心乎？则且随俗波靡，非之无非，刺之无举，非徒得徼容悦之一时，而且将有令誉于后世，又安肯以国家之故，而牺牲一身之安乐闻誉，丛万诟而不悔也！
呜呼，吾中国数千年来之士君子，其明于知人心者则多矣，而昧焉者几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