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对于伊尹，齐桓公对于管仲，孟子都说是先向他们学习然后再将他们作为臣子。在专制政体下，政治家如果不能得到君主对自己的绝对信任，而能有所建树的，没有听说过。因此如果不是秦孝公就不会用商鞅，不是刘备就不会用诸葛亮，不是苻坚就不会用王猛，不是英玛努埃就不会用加富尔，不是威廉就不会用俾斯麦。如果他们的君主不能有所作为，而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那么坏一些的就如同王叔文、王伾，好一些的也不过如张居正，所以想了解王安石，就不能不了解一下宋神宗。
《宋史·神宗纪赞》中说：“神宗天性孝顺友善，他侍奉英宗和皇太后，一定是站立终日，即使是盛夏或严冬，也不改变。曾经与歧王、嘉王在东宫读书，侍讲王陶讲论经文，神宗总是与二王一起拜见王陶，因此朝廷内外一致称赞他的贤德。神宗即皇帝位以后，小心谦恭，尊重宰相大臣，诏求直言劝谏，考察民间疾苦，抚恤孤儿，奉养老人，救济贫困家庭，不兴土木修宫室，不嗜好游山玩水。”《宋史》本是恨王安石的人所写的，对神宗往往有微词，就其中所称赞的内容，他做君主的品德已经是秦汉以来数一数二的了。神宗之所以赠他谥号为“神”还不限于此，他为几代以来的国耻而痛心，日夜磨炼自己，而考虑怎样振兴国家，他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英明果断。史书上说宋太祖曾经想积攒二百万匹丝绢来换胡人的头颅，又另存在景福殿。宋神宗即位，更换了景福殿的名称，建成时他写诗道：
五季失固，猃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
从此设立了三十二库，之后又将赋税的盈余积累起来，又写诗说：
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由此看来，宋神宗的隐痛和他的远大志向，不是很显然被天人下和后世人所看到了吗？王夫之对他的评说得多好啊：“宋神宗有不能畅快说出来的隐痛，执政的大臣们没有一个能了解他的意图而又能够谋划的。宋神宗才即位，对文彦博说：养兵守边，库府中不能不充足。这不是王安石的引导，他这个志向下定已久了。（中略）宋神宗如同处在满是阻碍和荆棘的台上，悲伤痛惜的心情不能停止，想奋起而有所作为，然而却不能对众人说明心迹而启迪他们共同抗敌的决心，只说养兵守边，等着这些大臣们默许。这些执政的大臣，变了脸色而不愿与他一起为这事考虑，是在想怎么能够与敌方好好相处吗？”他评论神宗，可以说是看到了他最隐痛的地方。像宋神宗这样的人，正是王安石所说的“有诚实恳切忧虑天下的心意，而不是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的人；他忧虑一生的昏乱，而不怕一时的眩晕”。王安石所有在仁宗那里没有得到的，到这时都得到了；而宋神宗也环顾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一个可与他说话的，见到王安石如同有了左右手，他们鱼水相投，成为二千年来从没有过的佳话，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王安石既然以自己的君王不是尧舜为耻，而宋神宗也就毅然以主动去学习尧舜，而王安石的事业，也就是宋神宗的事业，这里就不再多说，只抄录王安石的奏议二两篇，以表明他作为丞相的勤勉。在他的《进戒疏》中说：
我私下认为陛下照察阴暗的角落，在经书中考证，是群臣进谏的时候了，我离陛下很近，根据职责应该先说一说自己的看法。我听说孔子谈论治理国家，先排斥柔靡的音乐，然后说疏远奸人，仲虺称赞汤的品德，先说他不靠近声色，不谋求财利，然后说只按自己的意图选用人才。他们认为不使自己沉溺于声色玩耍的物品当中，然后才能励精图治；能够励精图治，才能明白事理；能够明白事理才能了解人才；能了解人才然后奸人才能远离自己，忠臣良士有道的君子才会在这个时代聚集，对朝廷竭尽自己的忠心，那么法度的施行、风俗的形成就很容易了。国君虽然有超过他人的才能，却不能早点断绝耳目的贪欲，甚至过于迷恋，就会扰乱心中的思路，运用思想不能专心致志，不能专心致志就不明白事理，不明白事理，那么邪说诡行就会乘你疏忽的时候侵入而兴风作浪，最后发展到危难的地步有什么困难呢。陛下即位以来，没听说喜欢什么声色玩耍的东西，但孔子那样的圣人还以为要到七十岁以后才敢随心所欲，现在陛下正当盛年，享受天下的供奉，能迷惑你耳目的东西不在少数，我预先要考虑，陛下应该注意戒断这些东西。上天很吝惜出生一个圣人，而人遇到一个圣人的时代也很难。上天既然给了你圣人的资质，我们也盼望在这个时代享受圣人的恩泽。希望陛下自爱以成就自己的品德，自强以建立功业，使你在后代保有圣人的名声，天下人都会承受陛下的恩泽，这不是可以希望的事吗？
他的《论馆职札子》第一篇中说：
（前略）从尧、舜、周文王、周武王以来，历代圣君都喜欢询问以搞通事理，选择适当的人授予官职以帮助自己。他们的想法是，国君的职责在于探讨道，而不是处理事情，在于选择适当的人任命他们官职，而不是自己去做。希望陛下效法尧、舜、周文王、周武王，那么圣人治国的功效，必定会在当今天下出现。至于政府琐碎的事务，是不值得陛下花时间、费思虑的。（中略）我自从在政府任职以来，每次进见皇帝，谈论的都是政府的琐碎事务，对于国家大事虽略略有些涉及，但限于时间，不能详说就得告退。但今天所谈的事，如果不博论详说，使陛下对改革的本末、先后、大小等方方面面，都了然于胸，然后再逐步施行，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既然如此，像我这样的人，如果陛下不赐给很多时间，我又怎么能当面把自己的想法说完呢？自古以来大有作为的君主，开始时没有谁不是勤俭奋发，而最终享受安逸的。现在陛下具备了仁慈圣哲的素质，自秦汉以来历代君主，没有谁能比得上您。您对国家大事不是不勤俭奋发，但所抓的有的不是最重要的事，所安排的事有的不得法，那么我担心陛下最终不能享受安逸，无为而治。
读这两篇文章，则王安石是怎样辅佐和开导皇上的，就可以看出来了。他所说的不使自己沉溺于声色然后才能励精图治，能够励精图治，才能明白事理，能够明白事理才能了解人才，能了解人才，不只是说君王的品德，凡是做学问做事情的人，都应该铭记在心。他所说的改革的本末、先后、大小等方方面面的方法，应该详细论说，则这又是事业的本源。而宋神宗之后能非常信任他而不被别人的诽谤所迷惑，可能是有原因的。
他的《论馆职札子》第二里面说：
陛下自从即位以来，因为任职的人有的缺乏才能，所以他们选拔的人才，大多是有小才而没有品行道义的人。这种人做了官就会搞坏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坏了，那么在您身边早晚侍奉的人都会带着功利目的侍奉陛下，不足以评定朝廷大事的是非；到各地出使的人，都带着功利心侍奉陛下，就不能够了解天下的利害。这种弊病在以前已经出现过了，恐怕不应该不审察。想整治这种弊病，也在于亲近忠良罢了。
唉，我读这些就知道熙宁间用人有失当的地方，这责任本来就不全都在王安石身上。宋神宗求成的心太急，而君子中能顺势促成好事的也太少，所以在用人上就没有工夫细选。这是神宗的错误，也是王安石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