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世人议论王安石，只提他的变法；所以论王安石的功过，也是针对他的变法而已。我本来是崇拜王安石的，即使这样，史家的责任，不容去迎合别人的所好，现在详细考察当时的情况，加上古今中外的常说，除去成见，用心公平地去论说一番。
元祐之后，指责所有王安石所变的法令，都称之为恶法，他们行为的意气偏激，本来就是不用说的。然而王安石所未变的法令，果然都是“良法”吗？这又是我所不能苟同的。我常说天下有所谓的恶政治，而没有绝对的良政治。如果他施政的本意，在于谋求国富民强，差不多就可以称为“良”了。即使是这样，谋划而得到预期的结果，那么结果就可称为良；谋划了而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那么本意虽然是好的，但结果反而是极不良的也是有的。因而同一个政策，往往甲国施行而得到很好的结果，乙国施行而得到很不好的结果；甲时代施行而得到很好的结果，乙时代施行而得到极不好的结果。这政策是好呢，还是不好呢？可以说：这不能断定。如果要说，那只是适合不适合罢了。
王安石所变的法，我想找其中某一个绝对不好的而找不到，因为它的本意都是谋求利国利民的。然而王安石施行这些，则适合和不适合的大概各占一半罢了。王安石号称取法上古三代，说这些法都是三代已经施行过的法令而且是有效的。上古三代太久远了，而典籍又不能全信，法令在当时是否真的施行，我不敢说。即使这样，王安石曾在一郡一邑施行过，而且是有效的。不仅是这样，凭我所听到看到的，今天的欧洲诸国，他们所颁布的法令，往往和王安石不谋而合，而新兴的德意志尤其多。王安石也是用这些方法，而又以非常诚恳和为天下所担忧的心情来实施，而效果不大是为什么呢？只是没有想到三代以前的政治家，他们所谋划的，只是帝王管辖的千里之地，要不然就是诸侯的百里土地，而今天的欧洲诸国，大的也不过像我国的一两个省那么大，小的也就像我们的一两个县，因而三代以前行之有效的，现代欧洲各国行之有效的，王安石在鄞县做县宰时所收到的效果，应当与他们相等，从这可以断言；等到他治理天下时施行，收效是否能与那时相等，就不敢断言了。
我读国史，找到成功的政治家只有数人：管仲、子产、商鞅、诸葛亮。考察他们所处的环境，都是封建时代或者是割据时代。他们所统治的，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一省或者数个州县。至于到大一统时代，管理九州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想要求得深谋远虑能使全国都得到恩惠而如以上几人，大概是找不到的。有一个，那就是王安石，而他的成就，已经使后人惊叹了。我在这里私下怀疑我国的政治家，适宜治理小国，而不适合治理大国。能考虑到本国之外，而又以政治家闻名于世的，那个来喀瓦士是什么人呢？梭伦是什么人呢？不过是我国的一个下层官吏罢了。那个施泰因是什么人呢？加富尔是什么人呢？俾斯麦是什么人呢？格兰斯顿是什么人呢？不过相当于我国的一个巡抚或总督罢了。像罗马帝国那样强盛，与今天的俄罗斯，从他们那里想找能比得上我国的那几个人的，又是找不出的。我于是深思得到它的原因。所谓大政治家，不外乎使国民整齐划一，使他们奔向同一个目标，这样在内可以增强国力，在外可扬国威。想要使国民整齐划一，使用的方法，必定要对民干涉。当今用放任而不用干涉而能治理国家的，只有英美等两三个国家罢了。而这里所讲的放任，已经不是我所说的那种放任了，而何况他们在这之前，大概也曾经过对百姓很大的干涉才有了今天。其余的国家，没有不以干涉来治理国家的。不仅仅是现在中西国家这样，就是我国古代也没有不是这样的。管仲、商鞅、诸葛亮，都是因为干涉他们的百姓而成为政治家的。周代的官吏是不是写了周公之书，我不敢说；那些内容都施行了没有，我也不敢说；假使果真是周公之书，也果真施行了，则干涉百姓最多的，没有比得过周公的了。如果同意这种说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干涉就作为政治家唯一的手段，就已经很明显了。而这样的手段，在小国施行很容易，在大国施行就难。在小国施行就利大于弊，大国施行则弊大于利。因此以前治理大国的人，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威逼和胁迫，二是放任。威逼胁迫的被称为民贼，这是不足以政治家说的；而放任也绝对不足以称为政治家，没有听说政治家躺着不动就能治理国家的。既然说放任了，那么人能做到，并且连土木偶也可以做到，还要这种政治家做什么呢？我国数千年的历史，凡是一个姓氏兴起的时候，必定以威逼胁迫为政策，如汉高祖、宋太祖的时代就是这样。等经过数代，就必定以放任为政策，如汉文景、宋真宗的时代就是这样。放任时间长了就会有乱，乱了就会灭亡，亡则会有兴，有兴就会有威逼胁迫，威逼胁迫倦了就又回到放任上来。如此一次次地循环，如一丘之貉般。这就是政治家不在这过程中产生的原因。即使这样，我对这种情况也没有感到迷惑。舍弃威逼胁迫两者之外，选择当中的则只有干涉这一条途径。而大国难以施行干涉，这种做法弊大于利，所以我私下认为太大的国家，利于做威武的武夫的舞台，利于庸碌的孩子们来藏身，而最不利于奋发而刚毅，认真负责的大政治家。从今往后，交通手段日趋发达，大国也如同过去的小国，那么政治家成就的取得就比较容易了；而在过去，天下最难的事业也莫过于此。在王安石的那个时代，凭王安石所在的国家，而想要施行王安石的志向，它的难度，不是周公能比得了的，也不是管仲、商鞅、诸葛亮能比得了的，也不是来喀瓦士、梭伦能比的，也不是施泰因、加富尔、俾斯麦、格兰斯顿能比的。它是那样的难，则他的成就仅如此，本来也是合理的；它是那样的难，而他的成就尚且能如此，那么王安石在古今中外的各个政治家中，他的位置是可以想见的。
同是干涉政治，而它的程度也有浅深的差异！程度浅的施行起来比较容易，程度深的施行起来就更难。王安石干涉政治，有的是在立宪国可以施行而在专制国极难施行的，甚至有的近于国家社会主义，是当今的许多立宪国还没有施行的。靠数千年没有被干涉过的百姓，而最后用这些加给他们，导致群起而喧哗也是正常的。而王安石的法令是好呢，还是不好呢？我最终也无法说清楚。另外还有王安石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所用的，不是要用的人。这是别人所说的，而我对这种说法，也与过去的说法稍有不同，另列在下面，这里不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