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儒诋毁王安石最严重的有两件事，一是聚敛，二是黩武。王安石的理财，绝不是聚敛，我已经尽力说明了。王安石的用兵，能说是黩武吗？这个又不能不分辨一番。
现在外人动不动就讥笑我们是没有武力的国家，我们的没有武力，并不是从过去就这样的。是被宋代之后的学说贻害了。宋朝人以忍耻包羞为美德已经很久了，自澶渊议和以后，全国都将能免去兵革为万幸，从此后每年增加岁币，求割地，如同小侯侍候大国，没有敢不听从的。至于那个小小的西夏，自李继迁、李德明以来，叛服无常，即使韩范迭为安抚经略，议战议守，而环、庆、延、鄜各州，仍然连年死伤不断，何尝有人献出一策，作为进取的计策呢？孙子说：“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要依靠我们的所有来防备。”就如同之前宋的君臣，不谋划怎样对付敌人，而只是侥幸于敌人不来。还有西南的土蛮，屡次蠢蠢欲动，是宋的心腹之患。而西南边场，也不安定。被夹在两大敌之间，已经一天也无法安定，更何况还有小丑偷偷地在后面觊觎呢？王安石的政策，是先肃清小丑，并借此来增长军事上的经验，然后再来对付大敌。而他对付两个大敌的策略，就是他们如果联合来谋我，那么我就用慢的方法对待他们，先图谋那个容易控制的，然后再去图谋不容易控制的。收复河湟以控制西夏，控制了西夏以削弱契丹，这是王安石毕生的抱负，而在他执政时就已经一步步地施行了。今天说一下当时的战绩，展示给读史的人，以求证黩武的诽谤是否恰当。
第一 河湟之役
河湟是指什么？就是今天甘肃巩昌以西岷州、洮州这些地方，就是沿洮河一带。秦筑长城，起于临洮，汉代设置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称为断匈奴右臂。自古与西北夷争强弱，没有不注重这个地方的。而且因为逼近陕西、甘肃的缘故，如果被敌人占领，则中原就没有安宁的日子。蜀汉末，姜维多次出狄道来搅扰甘肃西部，魏人在这里建有重镇，使姜维的计划没有成功。晋朝衰落后，黄河以西闹扰乱。大概取得狄道就足以侵入陇西，狄道丢失而黄河以西就有唇齿之忧。北魏兼有秦、凉，把狄道看做咽喉之地，在那里设置郡县，作为屏障。唐抗拒吐蕃，以临州为扼控之道。到临州失守，而陇右也就成了荒外之地。这是古今得失的汇总。
自唐中叶以后，此地被吐蕃占有，中间经过五代，最后到宋得了天下，百年来没有人谈论恢复的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前建昌军王韶到朝廷，上《平戎策》三篇，其中说道：
国家想要取西夏，应当首先收复河湟；河湟收复则夏人就有腹背受敌的忧虑。夏人每年攻青唐（今西宁）不能攻克，万一攻克，必定发兵向南，大肆侵掠秦渭之间，在兰、会一带牧马，截断古渭地区，把南山的生羌全部征服，西边修筑武胜，时常派兵劫掠洮、河，这样陇、蜀诸州都受惊扰，瞎征兄弟岂能自保？现在唃氏的子孙，惟有董毡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这些人，他们的文书法令所能通过的地方不过一、二百里，其势难道能和西夏对抗吗？洮河的南面，至到洮、河、兰、鄯都是汉代的郡县，土地肥沃，有适宜种五谷的土地。这些地方可以耕种而食用，这些百姓可以役使，幸亏现在诸羌瓜分，没有统一，这正是可合并而招抚的时候。陛下如果能选择有才能、聪明机敏之士，了解情况的人，让其在他们之间来往，用忠信来招抚他们，使他们倾心向慕，高高兴兴地有归附之意。只要得到大族首领五、七人，则其余的小族，都可以驱迫而使用。各部落都失去了，唃氏怎敢不归？唃氏归附，河西的李氏也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急的办法可以扫荡他的巢穴，慢的办法可以胁制他的心腹，这就是所谓在那个地方行动，而在这个地方取得功效。
王韶的疏呈上后，皇帝为他的话感到惊奇，王安石也极力赞同他，于是任命王韶为管干秦凤司经略机宜文字。熙宁年间，王韶请求修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来安抚和接纳洮、河两州的各个羌部，下秦凤经略使李师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便于这样做，于是皇帝下诏罢免李师中的职务。王韶又说，渭原到秦州，沿河五六百里，良田无人耕种的有万顷，如果开发千顷，则每年可得到三十万斛的粮食，请求在这里设置市易司，取它的盈余来开发土地，皇帝允许。任命王韶为市易事。李师中多次与王韶为难，说王韶所指的闲田，不过是驻边的弓箭手的土地，设置市易司，所收入的抵不上所花费的。王安石极力主张王韶的建议，因此罢免了李师中，让窦舜卿代替他。后帅郭逵告王韶偷偷贷出市易钱，王安石认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即使有这事也不足为罪，就把郭逵改派往泾原。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设置洮河安抚司，任命王韶主持。熙宁五年，建古渭砦为安远军，王韶兼任知军事，行教阅法。王韶首先招降青唐部大首领，赐姓为“包顺”。八月，王韶进攻吐蕃，获得胜利，收复武胜。武胜，就是唐代的临州，现在兰州府的狄道。在这里建城，称为镇洮军。王韶寻找并在巩令城打败木征，《荆公集》中有《与王子醇第一书》，就是这时写的。书中说：
洮河的东西两边，番人和汉人乱居一处，因此一定把武胜作为帅府，现在修筑城防，恐怕不应当小了。如果因为目前事情太多难于成就，城大了难于守卫，并且为了以后的一切着想，千万别毁了旧城。审查地理形势，等待他日再增大城防。城建成之后，我想应当建立集市贸易，一定要为蕃人的大巡检修一座大建筑。招募汉人中得力之人，给他们以官位，设置居民区和市场，使番人汉人官员和人民都有利，那么守卫就容易了，人民的聚集和依附一定会快了。
十月，升镇洮军为熙州镇洮军节度，设置熙河路，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十一月，河州首领瞎药等来投降。十二月，修筑熙州南、北关及诸堡砦。王安石《与韶第二书》中说：
听说已经筑成了武胜城，并且讨伐平定了生羌，太好了。听说郢成珂等番人头领都聚集了族人等待招安，恩泽和威势的施加在此可以看到了。然而，使他们长久地暴露于外，怎么会没有劳苦呢？恐怕那样不足以使众人欣慰，要让他们看到内附的好处。我想应当让成珂他们把族人疏散，然后带领精壮的人马受招安，并且随情况不同适当地犒劳他们，使他们常心怀感激之情，城筑成之后，要再加以丰厚的赏赐。人少了那么赏赐就不费很多钱，赏赐多了人们就乐于被你所用。不知道是否应当这样？请再详细地说说情况。扫除强硬的敌人，一定要有谷物收获以供给军用，有土地可以招募人做弓箭手。只是恐怕新招的兵，不一定好用，如果招募秦凤、泾原两路的老兵来用，仍旧允许他们的家人使用本名，官员士兵都按原职使用，那么素有训练的士兵一定会镇慑住新兵，事情很难往远处猜度，心里这样想，说说而己。
六年二月，王韶攻克河州，捕获吐蕃木征的妻子和孩子。河州，元魏时的枹罕，今天兰州府河州治。王安石有《与韶第三书》中说：
现在熙河的急务在于修筑守备工事，严格地要求诸位将领不要轻举妄动。行武之人大多把讨伐杀敌建立功勋作为任务，如果这样而不拘束他们，那么一定会造成忧虑不平静的形势。我认为王公应用恩泽和信义来抚慰诸羌部族，发现其中有才干的人，招收来为己所用。现在要多用钱和粮食来供奉戍边的士兵，以防所属的羌人部族叛乱。秉常和董毡如果真能使所属的羌人为我所用，那么不仅没有内在的祸患，而且应当依靠他们来抗击外来的敌寇。自古以来都是因为好坑杀人而导致了问题，因为能招抚而收为自己所用，都是王公所见到的。并且王师是以仁义为本的，怎么适宜多杀人来使怨言收敛呢？你说了青唐已经和各个部族有了矛盾，以后不再汇合，是当然的道理。然而近来董毡各个部族的事情安定了之后，应用军事的威力来震慑他们，而宽宥他们的罪过，并且让他们用讨伐贼寇来自己赎罪，然后加以丰厚的赏赐，他们也会因此为我所用，不再和敌寇汇合了。相比讨伐和驱使他们，使他们和敌人坚固地依附在一起来作乱，利害不用说了。又听说所属的羌族经过讨伐的，都已经没了积蓄，荒废了耕作，以后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他们怎能不聚集为贼寇以阻断商业往来呢？如果招募他们做苦力和伐木的活儿使他们活下去，应当这样做，希望注意体恤他们。边疆的事难于遥知，我想王公一定有自己的计策，我想到了就尝试着告诉你。
那年九月，投降的羌人有叛乱的，王韶回军袭击。木征乘此机会又占据了河州，王韶经奋力征战打跑了他。岷州首领王令征（与木征不是一人）率岷州城投降，王韶进了岷州。于是宕、洮、叠三州羌人酋领都投降。王韶的军队行进五十四日，跋涉一千八百里，得五个州，斩首数千级，获牛羊马以万计。岷、宕、洮、叠等地都是今甘肃巩昌府的属地。
捷报传来，皇帝亲自到紫宸殿受群臣贺礼，神宗解下自己所佩玉带赐给王安石，奖励他运筹的功劳。自从王韶做安抚使，不过两年，而开辟土地两千余里，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众，二百年来沦陷的故土，一举而收复，这可以说是震撼古今的奇伟功勋了。然而如果没有王安石知人之明，委任的坚决，调度的精细，怎么能有这样的成果？元厚之《平戎庆捷》诗中说：“何人更得通天带？谋合君心只晋公。”这之前满朝阻挠，比元和年间（公元805年~820年）讨蔡之时更厉害，而神宗得到王安石，超过了唐宪宗得到裴度，赐给玉带的宠信，只有王安石是无愧的。第二年四月，王安石又有《与韶第四书》中说：
木征归附于大宋，那么熙河一带可以没有什么问题了。只是应当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好好地管理财产和谷物，作长久驻扎的打算。皇上认为您功劳和信义积累显著，他心胸开阔谦虚地把任务交给您，战场上的事情，并不是其他观点可以动摇的。您应当施展您的抱负，想着做什么事来报效皇上，其他的不必疑虑。
看王韶所做的策划，和王安石给王韶写的信，就知道熙河的收复，确实是不得已。王安石慈祥恻隐不想使百姓涂炭的心意，也可以看到。而评论他的人闹嚷嚷地以轻易挑起边境事端作为王韶的罪名，而且也成为王安石的罪名。所谓的挑衅，是敌方没有争端而是从我方开始。曾想过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六七十年间，不停用兵，当时执掌国家大事的，谁来挑衅过？争端由敌方开始，而我即使不想回应也是不可能的。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李元昊攻环、庆、卫，二年攻唃厮罗，取瓜、肃、沙三州。元昊要南侵，怕唃厮罗制其后，又举兵攻兰州诸羌。这个时候，就像是甲与乙遇到，在路上争斗，甲自知打不过乙，快速跑开以躲避，锁上门而守在里面，而甲还等在门口，李德明、李元昊多次攻打唃厮罗，他们的势力很快就到达我们的秦、陇，与这又有什么区别呢？然而要抵御西夏，就必须占有熙河；要占有熙河，必须取得诸羌。要断绝夏人南侵，没有比这更为急迫的了。不去想夏人南侵是中原的大患，而以在边境挑起争端来加罪于王韶和王安石，难道非要开门揖盗才算是没有罪吗？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元祐初年司马光执政，王安石的新法，几乎都被改了，还要将整个熙河都废置不要。当时有叫孙路的拿着图而上奏说：“如果这样，陵西一道就危险了！”司马光才没有这样做。过去汉灵帝时西羌造反，韩遂在陇右作乱，司徒崔烈认为应当放弃凉州，傅燮说：“司徒该杀。凉州是天下的要冲，国家的屏障，高祖才兴起时，就让郦商另驻在陇右，汉世宗拓展边境，在那里设置四郡，用它来断匈奴的右臂。现在一州叛逆，就要放弃一方万里的疆土。如果让衣襟向左的人们得以居住在此地，士兵强悍，甲胄坚固，并靠此作乱，这是国家的大患，社稷堪忧。”由此来说，河西是夏人必争的地方，它不可放弃，这是很明显的。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对于傅燮的话，不会不记得，而他还一心要放弃，我不理解他是什么用心。况且崔烈时，也有叛乱者，而傅燮尚且认为崔烈可杀。收复熙河，已经有十余年了，王安石之所以策划它后面的事，即使赵充国想要在那里屯田，也没有允许，看他给王韶的信就可以见到。诸羌回头降中原，渐渐已经被同化，那些地方耕牧的收入，足以供应守卫那些土地，不曾让朝廷为它担忧，有怎样的嫌疑而非要废除它呢？推想司马光的用意，不过是说凡是王安石所做的，我一定要将它废除才能高兴。唉！这真是以国家大计，作为自己泄愤的工具，古代大臣中像这样的，我还没有听说过。唉！就这一件事看，元祐时那些人疯狂叫嚷着新法如何误国，如何害民的动机，都可以从这个看出来啊。
第二西 南夷之役
中国古代史，是一部汉族与苗族相争的历史。从女娲、皇帝再到大禹，用兵有数百年，而汉族的位置，才能定下来。苗族一天天衰落，迁徒到江淮以南。之后，又辗转流落到溪峒，从此就不敢和中原抗衡了。而一国之中也有言语不通、风俗不同的两个民族，错落相处在一起，终究不是长治久安之道，因此招抚苗蛮部落，使他们同化，确实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项政策，也是至今没有完成的大业。自秦以后，最能实行这一政策的，前面有汉武帝的辟西南夷，后面的就有本朝的两次改土归流，而中间就有王安石的经略湖川夷蛮。
王安石设置的经略夷蛮，共分为两路：一路在现在的湖南，一路在现在的四川。湖南一路任命的主帅，就是章惇；四川一路所任命的主帅，就是熊本。现在分别说一说。
（甲）湖南路
湖南溪峒各个蛮夷，从春秋时就属于楚，战国时白起攻取了他们，设置了黔中郡。汉代改为武陵郡。后汉时被劫掠，马援打败了他们。经历了晋、宋、齐、梁、陈，有时反叛有时归服。隋代置辰州，唐代置锦州、溪州、巫州、叙州，对此地的控制没有断绝。唐代的变乱，蛮酋分别在各自的地盘割据，自封为刺史。马希范割据湖南时，瑶族聚集在一起，依靠山岭和大江，大概有十万人。到周行逢时，多次进犯边境，逼进辰、永二州，杀害百姓，抢掠牲畜，没有一年安宁。到宋拥取得天下，兵威不振，力量达不到远方，那些酋领们割据在那里，朝廷也就任命他们。因此他们日益骄纵。其中强大的有北江的彭氏，南江的舒氏、田氏、向氏，梅山的苏氏，诚州的杨氏等。北江彭氏，世代拥有溪州，州有三，分别叫上、中、下溪；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共六州；懿、安、新、远、给、富、来、宁、南、顺、高，共十一州，总共二十州。南江诸蛮，自辰州到了长沙，各有溪峒，叫做叙、峡、中胜、元，则舒氏占据在那里；奖、锦、懿、晃，是田氏占有；富、鹤、保顺、天赐、古，是向氏占有。他们都盘剥百姓，而且自相仇杀，涂炭生灵，没有定法，又多次侵犯边境，成为百姓大患。到熙宁初，湖北提点刑狱赵鼎，上书说峡州峒首苛刻盘削百姓没有节制，蛮部众人都想归中原。辰州一名百姓张翘也上书说南北江的利害。当时宋神宗和王安石，正想用兵以威慑四方夷族。五年七月，派遣章惇任察方荆湖北路，经制蛮事。
这一年十一月，章惇就招降梅山峒蛮苏氏。梅山过去与中原不通，他的地域东与潭州相接，南与邵州相接，西接辰州，北接鼎沣，章惇招降了他们。登记他们的百姓共一万四千八百户，土地二十六万四百余亩，都为他们定了税额，每年交一次。修筑武阳、开峡两个城，设置安化县，就是今天长沙府的安化县与宝庆府的新化县。
熙宁六年十月，南江的向永晤、舒光银，各自献出土地投降章惇。只有田氏有勇猛的人，非常不好驯服，章惇进兵懿州、南江州峒，都加以平定，于是设置沅州，将懿州新城作为治所。后来诚徽州的杨光富，也率领他的族姓二十三州峒归附，于是设置诚州。沅州就是今天的沅州府，诚州就是今的靖州，而徽州就是今天的靖州属下的绥宁县。
熙宁九年正月，章惇又招降下溪的彭师晏。这之前，彭氏世代住在五溪，自己封为刺史，共几代，朝廷没有敢过问。章惇平定了江南，彭师晏恐惧，章惇就和湖南的李平招降了他。属于他的二十州都归入宋的版图，就是今天的辰州府。于是下诏修筑下溪城，赐名为“会溪”，在那里驻扎军队，属于辰州，使他们和汉民一样缴纳租赋。
章惇做制蛮事这一职务，三年多，所招降的大酋长有十几个，地域有四十多个州，现在的四个府。他又从广西融州开通道路，到达诚州府，增设当江等堡。融州就是今天的柳州府融县。元祐初，傅尧俞、王岩叟请求将熙宁间所置新州全部废除。因为蛮人已经习惯风俗很久，不便都废除，于是废除诚州而留下沅州，所开通的道路，所设置的砦堡，都毁坏了。从这时五溪郡县，就放弃不再过问了。
王船山评论说：“章惇经制湖北蛮夷，揣摩神宗用兵的想法而希望得到功赏，应被天下所反对，然而沣、沅、辰、靖这些地方，蛮人不再搅扰内地，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至今都是文治之地，和湖北湖南的其他县唇齿相依，他的功绩可以埋没吗？章惇的事还没有做完，而麻阳以西，沅溆以南，苗人不再收敛，至今还是祸患。住近蛮人的百姓，性命妻子，牛马粮食，都不能自保，那么章惇是有功还是有罪，就已经很明显了。为什么喜欢去找别人的错误，而自己不去反思呢？如果用大义来说，那他的功绩就不仅在此了。《论语》上说：王者不去治理夷狄。这里说的是九州之外，（节略）如果是九州之内，因为地势阻隔的民族，中间是夏地的，外面为夷；外面是夏地的，中间是夷，互相连接，而因为隔绝，就像胸、腋、肘、臂一样，相互抗击而不了解，不是不可治，也不是不应当治。然而不去治理，那么君天下又有什么可贵的呢？君天下，就是以仁治理天下；以仁治理天下，没有比使那些与禽兽同生的人们爱惜生命更重要的了。苗夷部落的那些头人，自己治理那些地方，都用暴戾淫虐来对待人民，与禽兽一般生存，而相互杀戮，不在乎亲疏，仁人是不忍看这些的。于是杀了他们的头领，平定这些地方，让他们给国家交纳固定的赋税，洗去他们身上的腥秽，让他们穿上衣冠，逐渐改变他们，使诗书礼乐的恩泽在那里生长，于是忠孝廉节文章政事等方面的人才，就是乘这种好的气氛而出现，这难道不是以仁治天下的最大愿望吗？只这一点，那么他取蛮夷的土地，分立郡县，他的功劳就多，他的品德就是端正的，他的仁德就很大了。（中略）况且那辰、沅、沣、靖这些地方的山谷险要阻隔军队，难道不是汉唐时政治教化广泛施与的好地方吗？山高路险，即使有杀戮，仁人也不避讳。我的军队疲劳，我的军粮耗费，都是为了保护我边境的百姓，一劳永逸，即使有怨言和诽谤，也可以不避。君天下的人所应当想的是天职。章惇的用心，逢迎君主而多事来邀功，确实不足以到这种地步。而既然成了事，也就有他的功劳；既然有他的功劳，就最终也不能加罪于他。到了今天，他所建的州县，都还能看得到。沿袭下来的设置，如城步、天柱这些地方如棋子般，都可看到。而那些没有平定，还是苗夷的巢穴，并借此来侵犯我郡县的，也是可看到的。哪个安哪个危？哪个治哪个乱？哪个得哪个失？探求事实，问问内心，怎么会掩盖呢？如果是小人来说，那么功也就是罪，是也就是非，还自认为是清议，不能改变。本来就有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心的。”王船山平日所持的言论，本来是不袒护王安石的，只有在论到这件事，可以说是能看到事情的大处。只怪元祐时那些贤人，对于已经有了的功绩，而务必要毁灭了才能痛快。说他骚扰生事，那么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后面要做的是修整罢了。国家花费不多，而时间长了，蛮民已经习惯了，非要将这些地方废置，他们的理由在哪里？由此就可以知道当时朝廷内外吵吵嚷嚷的那些人，都是出于意气和私心，而没有一件事是为国家的百年大计考虑的。
（乙）四川路
巴蜀边外的夷人，自汉以来，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莋都、冉、白马氐等，之后他们离合叛服无常。熙宁初，泸州乌蛮有两个酋首：一个叫晏子，另一个叫斧望个恕，渐渐强大来，擅自劫掠了晏州山外十六姓和纳溪二十四姓的夷人，要从淯井入侵。熙宁六年，任命熊本为察访梓夔，得以便宜治夷事。熊本认为能扰乱边境的，只是村豪和向导，用计策捕到百余人，在泸州枭首示众，其他的人都害怕了，愿意冒死赎罪。熊本向朝廷请求重赏了他们，都踊跃听从命令，只有柯阴一个酋长不来。熊本汇合晏州十九姓的人，征发黔南义军的强弩击溃了他们，于是淯井、长宁、乌蛮罗氏鬼王诸夷都归附，愿意世代为宋的官奴。提点刑狱范百禄写文章说：
这些愚蠢的夷类，位于淯溪之畔，成为毒蛇豺狼，凭靠边境顽抗。杀人抢劫货物，头颅遍布草莽，烧烤最为惨酷，奴虏最为悲伤。反复行凶作恶，怎可全部敷清？疆吏玩忽职守，闭口不敢声张。发奋之年，曾是强大防御。徘徊聚集在一起，三壕、罗募使我将佐倒毙，杀害我方士兵。西南奔走骚乱，皇帝赫然动怒。帝怒为何？神圣文武。民所安乐，只有慈爱安抚。民所疾苦，只有加以除去。于是任用良材，允许对付变乱。粥熊裔孙，率领猛士。歼灭其大首领，将其党羽处罪。既已夺去核心，又斩断其右股。寅年正月，出征有序。孤立击虚，深入险阻。兵从天降，举首相向。人马众多奔腾，无人敢于抵抗。烧毁他们的巢穴，及其粮仓积蓄。以及资财牲畜，变林霖为废墟。杀伤俘获，数以千百。径滩知道消息，全力靠近依附。丁为皇帝百姓，地为帝王之土。放下兵器，登记充入官府。力求赎去死罪，无人保留钢鼓。歃血为盟以敬神天，下视这些狗鼠小辈，岂敢忘记诛杀灭绝，触犯法网。颂扬皇上恩德，使其返回原处。余党以头叩地，泣血诉语：“天子的恩德，如阳光雨露遍布护育。三五小人，请求与泾同列。”大国有令，警告你们：天既饶恕你们，你们不许侵侮我方。十九姓人，前去安居。官吏治理你们尽责，出力出布。官吏颁时你们耕种，种稻种黍。惩戒今日之事，改变以往习惯。小的有堡障，大的有城戍。你们如果不服从，攻打捉拿你们。还有猛将，快速强劲的骑兵军队。辅助黔州军队的，有毒箭劲弩。上天不再容忍你们，暴露你们的住处，使你们不能遗传衍生，想后悔又如何能够呢！
文章写成，在武宁砦立石碑。熊本还朝，神宗慰劳他说：“卿不伤财，不害民，一日间去除了百年的祸患。”于是提拔他为集贤殿修撰，赐三品服。从此开始，边外的诸夷，相继归附。淯井在今天的长宁县北，长宁现在为县，属叙州府。乌蛮居姚州，就是今天的泸州。
熙宁八年，渝州南山的燎木斗反叛，下诏让熊本去安抚。熊本进驻铜佛坝，打败了他们，木斗没有了勇气，以秦州五百里土地来归附，设置四砦九堡，建铜佛坝为南平军。渝州和秦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府。
第三 交阯之役
熙宁八年冬，安南国主李乾德进犯，攻下了钦、廉二州。第二年春，攻下了邕州（今天的广西南宁府）。以郭逵为安南招讨使，赵卨为副使，发兵进讨，王安石自己写了敕牓说；
皇帝告知交州管内溪峒军民官吏等，安南世代接受王爵，从先朝对这里安抚赐予很丰厚，包容你们的罪过，已经到了今天。而你们攻犯城池，杀伤吏民，破坏国家的纲纪法制，现在就要执行刑罚而不能赦免，秉承上天的意愿进行讨伐，师出有名。现在按照时令兴师，水陆并进。上天助我顺利，已经有了胜利的征兆；人们懂得屈辱，都有同仇敌忾之气。王师所到之处，不迎接王师，而奔离逃散，使当地百姓，长久遭受涂炭，如果能归附，率领众人自动来降，以爵位赏赐，比平时要加倍给予，过去的罪恶，不再追究。乾德幼稚，政令都不是自己发出。归附到朝廷的时候，待遇如当初一样。我的话不会改变，大家听了不要疑惑。这里的编户，因为征伐已经极端困乏。已经派了使者，都宣布了恩旨。暴征横赋，到时就免除。希望我们这里，永远为乐土。
熙宁八年春，郭逵到长沙。先派将领收复了邕州、廉州，而自己率军西征，到富良江。蛮人用精兵乘船迎战，官军没能取胜。赵卨分派将吏，伐木制造攻击用具，机石如雨，蛮船都被打坏。再设伏攻打，斩首数千人，杀了伪太子洪真。乾德害怕，派遣使者，拿着降表，到军门请降。富良江离乾德驻地已经不远，然而士兵仅有八万人，冒酷暑进入有瘴气的地区，死的人过半，于是不再渡富良江。取得他的广源州、门州、思浪州、苏茂州、桄榔县后回兵，群臣称贺。下诏将广源改为顺州，赦乾德罪，归还他的封号。从此直到宋末，安南没有再敢侵犯边境，每年的贡献也没有断过。
（考异八）《续通鉴》中说：“自王安石执政，锐意以武力开拓疆土。知邕州的萧注喜欢谈军事，羡慕王韶等获得高位，于是上疏说交阯虽然奉命来朝贡，实际上包藏祸心已经很久了，现在不取将来肯定会成为祸患。诏以萧注知桂州经略。萧入朝，皇上问他攻取的策略，萧注有些为难，于是让沈起代替萧注。沈起迎合王安石，就一意从事攻击，交阯开始有了贰心。”又《宋史》在他的传中说：“间谍得到交阯的文书，说中原兴青苗助役法，使百姓穷困，现在出兵要去拯救。王安石得书后大怒，亲自起草敕榜诋毁他们。”《续通鉴》又说：“张方平说：把西北壮士骏马，弃于南方炎热偏远之地，这祸患就说不完了。如果是士兵老了，财物用了，无功而还，这才是社稷之福。后来发生的都如他所说。”现在考查这些说法，都以诋毁王安石为目的。至于交阯入侵，全是由王安石引起的，而他安定边境的功劳，都略去不写，这是宋以来史家常用的做法，我已经司空见惯，已经不再为此感到惊骇了。而这些言论内容残缺，诬陷诽谤，有些实在是不能不分辨的。考求《宋史·萧注传》，记载有他请求图谋交阯的上疏，而不说是哪一年所上。又说，熙宁初任萧注为桂州知州，皇上问他攻取的策略，他回答说：“过去我说过这样的话，现在交阯人生长教育已经十五年了，不能轻视。”又说：“萧注到桂林，求教山川环境、老幼是否平安，都很高兴，他的所作所为李乾德都知道。”萧注知桂州，不知道是在哪一年，然而沈起代替萧注，是在熙宁六年，那么萧注治理桂州，应当在四五年间。既然进朝廷见了皇上才就任，那么他朝见皇上的时间，应当更在前。而他对神宗所说的话，说是十五年前的事，现在和过去已经大不一样。然而萧注倡议取安南，应该在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和二年之间。这时王安石仅为群牧判官，还没有执掌朝政，对王韶能有什么呢？以遥远不相关的事，而牵连来放到罪名中，即使是周兴、来俊臣这些人来断狱，也应当不是这样。《续通鉴》所说，大概是本于《宋史·沈起传》，沈起的传和萧注的传，同在一卷，前后只差数页，而它们的文字相互矛盾竟能这样，学者还能把《宋史》当做可以信赖的史料吗？考查交阯自从李公蕴篡黎氏而自立，一直怀有异志，他的儿子德政，德政的儿子日尊，都很勇猛威武。景祐中，郡人陈公永等六百余人归附宋朝，李德政派兵千余人在边境捕捉他们。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进犯邕州的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和诸峒，掠去人口马牛，焚烧房屋而去。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灭占城，俘虏了占城王。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侬智高反叛，李德政率兵二万，声言入境去帮助他。等李日尊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进犯钦州；五年进犯邕州；嘉祐五年，又上表索要温闷洞等地。他们父子祖孙，虽然受中国册封，实际上是自己做皇帝，到李日尊时竟自称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睿文尊德圣神皇帝，国号“大越”，改元宝象。由此来看，早就应当讨伐交阯了。它多次侵犯边境，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没有断绝过，哪里是王安石好用兵而私自在边境上挑衅呢？而和青苗、助役等法又有什么关系呢？中原新法施行数年，只听到臣僚们在朝廷中相互攻击，没有看到百姓在田野中揭竿而起，即使夷人假借异说为发兵的借口，也何至于用到这些？史家这样说，是想要将天下的罪恶，都归到王安石身上。再看王安石所写的榜文，则是王者之师，仁人说的话，与所说的大怒而诋毁，也太不像了吧？当时交阯包藏祸心，是人们都看到的。假使宋稍有意振作，就早已经给以惩罚了。只以满朝懈怠成性，怕谈军事，使它骄纵，使它夜郎自大，才至于两个月之间，连攻陷我三个州。这时王安石当国，怎么能坐视不管？然而王安石这时正锐意改革，内部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不想马上用到外面；况且辽、夏两个大敌在前，更不适宜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因此也是不太愿意讨伐的，使用剿灭的办法来安抚而已，读榜文这层意思是可以看出的。史家赞美张方平的话，说他是先见，我不知道张方平所说的士卒老、财物费、无功而返，是什么来应验了？赵卨等人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春出征，冬天就大捷于富良江，不能说是士卒老；洪真被杀，乾德乞求降，夺了他数州，设置为郡县，不能说是无功。如果将不灭它的国，俘虏他的王看做罪过，那么当初用兵时，计划本不是这样的。大概是要养它的力量而有所等待。而交阯人自从这以后，直到宋末，不敢再进犯，就可以知道这场战役对他们的惩罚已经够了。我不知道张方平所说的应验指的是什么。如果按当时朝廷大臣们的意见，敌人虽然压境，而仍然不要去想怎么去应战，应战就是“好事”、“黩武”，然而钦、廉、邕这些郡县，差不多也要沦为燕云十六州，而形势也不会到用岁币向李乾德求和而不算完。唉！
综合这些战役来看，就知道王安石当时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绝非如诽谤诬蔑他的人所说的“黩武”，而他所提拔使用的人，如王韶，如熊本，如章惇，如赵卨，都是文臣而富有大将的才略，所作所为都有功，那么王安石的知人善任就可以看出了。唉！数千年国史中，像王安石这样的有几个呢？